哲学在今天的美国非常不受欢迎。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公开宣称“美国需要更多的焊工和更少的哲学家”，北卡罗莱纳州的州长直言哲学无法提供就业岗位，是一项“无用的课程”。不论美国人如何看待哲学，在3月13日这天，美国都永远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哲学家：89岁的希拉里·普特南在芝加哥家中病逝，他死于罕见的间皮瘤。

对于普特南的辞世，芝加哥大学教授Martha C.Nussbaum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悼文，她将普特南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西方先贤相提并论，认为他的生平为如今陷入困境的美国提供了一个高尚的范例。同时她也提到哲学在美国的现状：“尽管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受到蔑视，哲学吸引到的负面看法仍要更多一些——也许是因为它除了看来一文不值外，还隐约透着颠覆色彩，威胁到人们眼里美好的传统价值观。”她继续写道：“在这一天，我们失去了一位国家的巨人，所有人都应该思考一下。”

这位哲学家的研究广度到底到了何种惊人的地步？引用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穆勒（Wolfgang Stegmüller）的评价，希拉里·普特南是“当代唯一具有‘纵观全局’能力的哲学家”。普特南的成就跨越分析哲学、实在论、伦理学、数学、宗教学、政治思想等许多领域。自1980年以后，在英语国家每逢重大哲学会议时，普特南几乎总是备受瞩目的主要报告人之一。在哲学界看来，他为美国留下的哲学遗产足以比肩奎因（Quine）。

与同时代的其他伟大哲学家相比，普特南是海纳百川式的人物。他的伦理学研究深受保罗·佐夫的影响，而使他将日常语言研究引入哲学的领路人则是约翰·奥斯汀，与麦克道威尔接触的过程中普特南察觉到自启蒙时代就已被“驳倒”的朴素实在论（naive realism）或许仍应有可取之处，学术盟友兼论敌罗蒂则激发他反驳对方对实用主义的阐释，普特南甚至会从自己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波义德那里接受到科学实在论的洗礼。

1981年，普特南最为世人所知的著作《理性、真理与历史》出版，书中提到的“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猜想成为20世纪最有名的思想实验，间接启发了一大批科幻小说与电影。这个实验基于人所体验到的一切最终都要在大脑中转化为神经信号，进而提出假设：一个浸泡在营养液中的大脑被计算机发出的信号所迷惑，完全置身于一种虚拟现实中，那么大脑能否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其实，从古希腊人的怀疑论开始，对于人类自身存在客观性的质疑早已存在于历史中。但人们在热衷于传播“缸中之脑”猜想时却常常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已同时对这一假设进行了否认，即人类不可能是一个“缸中之脑”。

普特南的父亲是一位翻译家，热爱文学，但普特南则很早显露了在数学上的天赋。大学时，普特南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取得数学与哲学学位，随后入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专攻哲学。最终他在哈佛大学寻找到了一份教职，并终身在此。

普特南一生中曾不断改变学术立场，例如他曾是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鼓吹者，但后来转而反对功能主义；他早期曾以数理逻辑研究进入分析哲学领域，最后却转向了实在论；早年的普特南甚至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哥伦比亚的哲学教授摩根贝沙（Sidney Morgenbesser）曾取笑普特南是“量子哲学家”——测不准是他最大的特征。

对这类立场问题之争，他做出的解释是：“人们称我是实用主义者，我对实用主义者们的态度就像我对维特根斯坦的态度一样。我相信我们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东西，而无需接受被(正确地或错误地)归属于他们的每一个观点。如果在我的观点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或杜威的观点、或詹姆斯的观点之间有一种相似性的话，那么它是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方式不同，我们都是非还原的和非科学的自然主义者。但这种相似性（similarity）并不是相同性（identity）。”

这很难对普特南求全责备，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大多都具有实用主义倾向，例如戴维森（D.Davidson）、伯恩斯坦（Bernstein）、罗蒂（R.Rorty）。这一潮流与20世纪中叶美国分析哲学的衰退有关，1951年，奎因发表了他最有影响力的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在这篇论文中，奎因直指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关键——如何阐明同义性（synonymity）概念，这一尝试在学界从未获得成功。奎因由此对包括“意义”、“命题”在内的内涵概念表达了彻底怀疑，而他引入实用主义的措施直接导致了分析哲学的消亡和实在论的复兴。

对英美哲学有了解的读者多少会听说过“不可或缺性论证”，或者称“奎因-普特南不可或缺性论证（Quine-Putnam indispensability argument）”，它以奎因与普特南为代表的哲学家以数学在自然科学的不可或缺性应用为基础，讨论了数学与哲学的关系，最终以二人名字共同命名的方式留存了下来。

从前往哈佛大学履行教职开始，普特南与奎因共事了35年，年长20度岁的奎因对数学哲学的改造深深影响了同样精通数理逻辑的普特南。普特南回忆奎因时曾说起他曾激励自己，去弄明白布劳威尔的直觉主义和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是否能够解释数学在物理学中的运用问题。普特南在日后用研究否定了这一争执已久的难题。

2007年，普特南在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第104届年会上做出题为《影响我的十二位哲学家》的演讲中，奎因对他的影响位列第二位。在普特南的思想里，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本科时代接触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家莫顿·怀特（Morton White）。怀特是奎因的好友，两人在的许多学术观点也非常相似，例如奎因闻名学术界的对于康德分析综合二分法的反驳，在怀特那里几乎同时诞生。

在哲学之外，普特南本人作为数学家也拥有许多建树，他的数理逻辑研究曾帮助马季亚谢维奇（Matijacevic）证实了1900年产生的希尔伯特第十问题不可解。

普特南生前说过：“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那些生活方式方面所出现的问题，一直是哲学极为重要的功能。”他热爱哲学，如同他最喜爱的两个哲学人物苏格拉底和约翰·杜威所思考的那样，普特南认为，哲学能够为所有人类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