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费德勒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费德勒的球迷，死忠粉。他是我人生中的唯一偶像，在所有领域都是。
人生打开方式千姿百态，界定自己的生命阶段时，我固然会说“读大学那年、出国那年、博士毕业那年、七七（幺幺）出生那年”，但偶尔也会用“费德勒第一次拿大满贯那年、全满贯那年、他的第一对（第二对）双胞胎出生那年”，乃至以后“费德勒退役那年”来表达。
当我们把自我投射到别人身上时，其实是在说，“嗯，这个人的某样东西正是我缺（想要）的”。我们正是用别人的生活来激励、迷惑、寒碜自己。
一
九十年代初的武大还没有网球场，只有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现在也是武大的一部分了）有几片破土场，地面崎岖不平，甚至还有不少碎石子，周末时兼作电影放映场。我住的桂园八舍与此地只有一墙之隔，我的网球生涯就从这里起步。
我喜欢网球最初是因为张德培。1989年春夏之交，17岁的张德培获得法网冠军，是大满贯至今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华裔选手。秋天我考进武汉大学。那个年代的少年，容易受“华人之光”这类符号的引诱。
我的第一块球拍是手感相当不好的铝合金材质，25块钱，是我每月生活费的四分之一强。后来我认识法学院的大刘，他是武汉城里人，还曾效力于湖北排球青年队，有一只在我眼中金光熠熠、如臂使指的碳纤维拍子。我屡屡恬不知耻，向他借用，他偶尔爽快地答应，偶尔“鄙夷”地拒绝。
我觉得被鄙视，一方面或许是自己作为农村来的大学生，在那个年代打网球还显得相当违和；另一方面，大刘作为前运动员，尽管和我差不多同时起步，但他迅速掌握了动作要领和比赛能力，有机会和水院的一些“球霸”打球，而我大部分时间只能对着墙壁反复孤独挥拍，或讪讪替他们捡球。这些球霸多半是水院的中年教师，当年在我眼里，他们身上随意流淌出来的体面气息，和方方笔下的武汉市民真是大相径庭。
在我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网球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圈子中成为高手，我所获得的评价多半是“学得还挺快”、“球感还挺好”以及“追得还挺利索”等。这一定位甚至潜移默化了我的职业生涯，我顺利切入过多个风马牛不相及的行业，貌似做得有些模样，却从未出色过，也从未曾长久坚持。
我的两位师兄当年也在那里打球，我却从未见过他们。二十多年以后我们在北京遇上，他们已经是比较重要的领导了，有一位出身强势部门，未来似乎更无可限量。由于事业繁忙，他们已经球技荒疏，但我们仍饱含深情地回忆起那片崎岖的水院球场。
为了陪这两位师兄，2015年冬天我几乎每周末都在室内场和他们打球，并遇到了更多达官显贵。在冠盖云集、寸土寸金、又雾霾深重的京城，有资格在内部室内场打球，是一种身份象征。当年水院球场的球混子们，如今已经完成了网球水平和社会等级的双重分野。
二
大学毕业后我直奔东莞，成为“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基层公务员。那只球拍毫无疑问被扔掉或是送给了某位不起眼的小师弟。那是1993年，正是东莞的黄金年代，毕业实习时看着先来一年的师兄们的阔绰，我就意识到一个月买十把大刘那样的碳纤维拍子也不在话下。我在那里过了些物质上的好日子，“路易十三”是喝过几瓶，也吐过几瓶的。
我住在东莞一个小镇上，离深圳不远。房地产业已经非常红火，到处都是名字洋气的楼盘，顾客主要是香港人。我记得九十年代初期房价已经达到每平米五千港币，而且当时港币的价值还高于人民币。二十多年后今天，那里的公寓价格仍然是五千元上下，放在全中国房价上涨至少超过十倍的大背景下，也算是朵开早了的奇葩。
为迎合香港业主的喜好，每一个稍微像样点的楼盘都有所谓的会所和网球场。我刚来的头几年没有遇到本地球友——本地人都欢实地“洗脚上田”捡钱呢。我的球友包括部分会所的零星教练、香港人以及外国人。有一位叫阿Ben的胖子，他隔一两周就会从香港过来度周末，我现在还在用的Wilson球包，就是他帮我拎回来的；还有一位叫Jenny的曼彻斯特女孩，在华仁幼儿园里当老师，也是我的球友兼酒友。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共同杀死了南方小镇的许多黄昏。
小镇青年的精神苦闷只能去大都会广州宣泄。朋友曾带我去过其他朋友开的“水边吧”和“蓝调共和”酒吧，貌似全华南的文艺青年、文学青年和异见分子都聚集在这些地方。在“蓝调共和”，有位中大哲学系的女生整晚纹丝不动地坐在烛光里看书写字，等酒吧打烊了，跟着我们一群人一起打车去吃宵夜，下车时也是一言不发，把一封信交给同来的吉他手，又乘上原车走了。据说女孩每天来，每天给这个吉他手写信。两三年后木子美突然火了，从她的日记中我吃惊地意识到，那位烛光中的姑娘就是木子美。看看，广州就是这么魔幻和先锋。
整个九十年代，我看过的唯一一场现场网球赛就是在广州，张德培和吉尔伯特的“喜力挑战赛”，后来夏嘉平和潘兵（或是张九华）也加入打了一场双打。反讽的是，当年被迫陪我看球的大学室友董老大，对广州这种大都市生活却没有任何兴趣，后来他放弃大学教鞭，搬到德州乡下放牛去了，经常在微信上晒窜进院子里的野兔。
有时我也去土豪城深圳。深圳和东莞一样乏善可陈，但有很多大学时代的酒肉朋友。我的另一个室友鬼子六的女朋友一度是我的球友，后来随着我的离去，她也渐渐疏远了球场。尽管如此，2015年他们夫妻在澳洲投资了一套小公寓，鬼子六得意地说“离墨尔本网球中心只有三公里”。我们都恭喜他有机会租给费德勒的团队。但谁知道能租几年呢，费德勒已经35岁，就快打不动了。
在东莞时，我一度沉迷于阿加西。那时他还不是光头，长发飘逸，比赛的时候扎一条发带，那个勾魂的钩子就在脑门正中央。阿加西的赞助商是耐克。他全身耐克！
八十年代末，耐克在大陆的第一家工厂就设在福建莆田，本地人叫“协丰鞋厂”。我年轻的表姨在那里上过班，给亲戚带过一双男款鞋。我读大学时，从亲戚脚上生生扒下来已经脱了皮的耐克，穿到学校去，全宿舍关于耐克、彪马、锐步的最初知识都来自于我。
对阿加西的迷恋很快过去了。当你不再年少，谁还在意耐克呢？
东莞小镇青年终于决定走了。2002年我和Jenny差不多同时辞职，都计划离开中国。走前我们一起去云南、西藏旅行，谁知道才走到大理，她就和一个叫Marco的意大利佬堕入情网，我们分道扬镳。
在广州至昆明的火车上曾见过我们的导演陈大刚和画家王小荐，后来与我在丽江重逢，结伴进藏，“这人带个洋妞，半道上被人截胡了”的事迹通过他们的大嘴传遍了滇藏大道。不过这两位损友也没多出息，在滇藏线的后续旅程中，以及后续人生中，也各自不断上演着真正的截胡与被截胡。
两年后，Jenny曾从英国飞到奥克兰找我玩。仍然是打球，打完球喝酒，一如当年的东莞小镇。世界仿佛没有任何改变。后来Jenny和Marco一起去尼加拉瓜男耕女织了几年，终于向现实妥协，回意大利结了婚，生了个娃，如今生活在伦敦。
我和东莞的网球缘分并没有彻底断绝。多年后在北京大学，经常有各级东莞干部来上培训班，有位市委办公室的干部爱好网球，经朋友介绍约我切磋球技。打了几次以后，这位先生推心置腹对我说，“你是东莞出来的，又是北大博士，毕业后不如回市政府工作？咱们的刘（志庚）书记很喜欢打网球，打得也不错哦”。我不置可否。当我写这篇文章时，这位前书记、后来的副省长突然毫无征兆地落马，关于他家族的财富传闻令人目瞪口呆。世界变化又太快了。
不知道和我打球的那位干部，是否还在“爱好”网球，抑或已经转向其他项目了。
"
三
我从西藏一直云游到尼泊尔和孟加拉，回到东莞，收拾细软去了奥克兰。那已是2002年。我名义上有工作，但上班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上，上学是东一榔头西一锤子。我干过所谓国际文化交流，说白了就是替留学中介拉生源，还在亚洲餐厅里端过盘子。除了偶尔去码头或Domain公园晒太阳外，我大部分时间猫在屋里，像一只来过冬的老鼠。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奥克兰几乎是打球和看球的天堂。
奥克兰至少有五十个公共或私人网球俱乐部。我加入了离住处不远的Ngatira，学生身份还有优惠，折下来年费大约是400-500人民币，获得的待遇是全年不限时打球。乖乖，当我接过负责人递给我的钥匙，看着四块绿茵茵的人工草场时，几乎要热泪盈眶。这可是灯光球场，休息厅里还有免费果汁和牛奶。这样条件的场地，当年在深圳观澜湖高尔夫俱乐部，似乎每小时收费100或200元。
会员大多周末来，在工作人员的调配下互相搭档比赛；工作日偶尔有教练带青少年训练，绝大部分时间静悄悄的。我周末反而不常来，因为听不懂俱乐部里纯正的Kiwi（新西兰国鸟，也成为新西兰人的代称）口音，本质上我是个相当不自信的人。我或者混在亚洲人的圈子，大家都讲一口烂英语；或者和我的二房东Philip及他的女朋友Orita交往。Philip是苏格兰后裔，Orita是萨摩亚移民二代，他们愿意和我讲普通英语。Philip每周都陪我喝掺可乐的Jim Beam酒，那是我最轻松自如的时光，Jim Beam也因此成为我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酒之一。
在我的影响下，Philip和韩国朋友荣光也加入了打球队伍。如果带外面的人去俱乐部，只要往墙上的一个小箱子里塞五新币即可，约合25元人民币。荣光经常“忘记”，作为亚洲人我们似乎都习以为常；Philip偶尔也“忘记”，我挖苦他，他就大声辩解说是受了“小气的中国人”的污染。Philip还经常嘲笑我皮包骨，说是因为我吃的食物恶心又邪恶；我则指责Kiwi懒惰、愚蠢、自以为是。我和洋人的友谊往往建立在私下里肆无忌惮的相互攻击和自我嘲讽里，从语言、饮食、习俗到族群身份。后来我转读人类学，或许和这些跨文化经历不无关系。
休息厅里有历年俱乐部内部比赛的冠军名单，刻在木板上。在我不大确切的记忆里，俱乐部1925年已经拥有灯光球场设备，比赛则从1921年就开始了，从未间断。置身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俱乐部，常常让人觉得，击球是在向传统致敬。
近百年的中国，唯一持续下来的大概就是战争、动荡和不确定性，而在南太平洋的小岛国上，这个只有四片球场的俱乐部，则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看球也是奥克兰的福利之一。
奥克兰喜力公开赛是澳网热身赛之一，但风头始终被悉尼和布里斯班盖过，不大为外界所知。2003年初我几乎整整一周都泡在ASB网球中心，从第一轮看到了决赛。我在球员更衣室、训练场乃至赛场内，到处追逐库尔滕、纳尔班迪安、冈萨雷斯、诺瓦克合影，甚至让美女皮尔斯把名字签在我的衣服背后，精心收藏。多年辗转，这件衣服和照片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但近距离看顶尖职业球员训练和比赛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库尔滕、冈萨雷斯和达尼丽都（女将！）的击球之凶猛，几乎能穿过长白云直抵新西兰南岛。在费德勒封圣初期，纳尔班迪安更是他寥寥可数的几名狙击者之一。
那时我还不知道费德勒的存在，尽管他已经有了在大满贯上击败前天王桑普拉斯的壮举。但仅仅半年之后，费德勒就在温布尔顿击败澳洲大炮菲利普西斯，获得第一个大满贯头衔。2004年，当我再次逃离奥克兰来到北京时，费德勒已经一统江湖，他全年连夺三个大满贯和年终总决赛冠军。
四
我一到北京就得到了一份工作，编辑出版一份体育类的直投杂志。老板是我发小，公司正在高速扩张中，我的角色介于执行者、谋士和玩伴之间，既宽松自由，又时时公私不分。
一年后，我发现自己在职场上并不顺畅，商业也不是我的安身立命所在，最后决定回到校园。我读完博士，又做了一次壮士（博士后），终于暂时消停下来。
也是在北京，我结婚，生女，生子。2012年7月8日下午，我们的女儿七七出生。仅仅几个小时后，费德勒在伦敦打碎所有英国人的美梦，以3：1击败本土天王穆雷，取得了他的第七座温网桂冠、第十七个大满贯头衔。要知道，在此之前，费德勒陷入大满贯冠军荒已经长达两年半了，这是他成名以来最漫长的一次；而这一座温网桂冠之后，费德勒再也没能染指任何一个大满贯，直至今日，或许将永远。
七七的命名，首先来自于她的预产期7月7日，以及我对数字7的偏爱，但七七最后却来晚了一天，这让我对原先想好的名字颇费踌躇。出院前办出生登记，工作人员说：“名字要想好了，这一写下去以后可就不好改了。”这时，正是费德勒的那两个七巩固了我的决心，巧的是最后出生证的登记日期又是7月17日。
儿子幺幺的命名同样来自于预产期4月11号，性急的他来早了一天。一早一晚得以抵消。4月11日正是费德勒与米尔卡结婚的日子。更巧合的是，我在库布其沙漠中得知我们将迎来第二个孩子的那天是8月8号，费德勒的33岁生日。很长一段时间我打算把幺幺叫做三三。我如此希望幺幺和他的姐姐都能成为费德勒职业生涯晚年的拯救者。
幺幺出生的2015年，费德勒有两次机会重回巅峰。一次是温布尔顿，一次是美国公开赛，费德勒千辛万苦闯入决赛，最后都倒在小德（德约科维奇）拍下，再夺大满贯的梦想破灭。
正当我暗自神伤幺幺无法成为费德勒的幸运星时，费德勒终于再次在2016年澳网赛走到四强，按农历来算，即使决赛日，也仍未过幺幺所属的羊年。但费德勒再次以1：3败在小德拍下。赛前，媒体仍不遗余力将比赛鼓吹为经典对决和提前到来的决赛，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费德勒已经不是小德的对手了。他凭借天赋完成了一盘反击，但也只能算是“老炮儿”的一次回光返照。
我先后抱着七七和幺幺坐在电脑前观战，目送费德勒黯然告别。
我到达北京是2004年，那一年，中网也在中止六年后恢复。北京是到目前为止我人生中待得最长的一个异乡。之所以能持续这么久，与每年秋天可以去网球中心晃悠几天不无关系，北方的秋天当初也正是吸引我来北京的原因之一。
长安米贵，居之不易，陪我看球的人，已经换了几波，他们大都逃离了。最新的小伙伴是七七，她两岁三个月进场，已经看过两届了，在球场上出奇地守规矩。但我不确定她会陪我到什么时候。
逃离北京的人中，最奇葩的一个是吴东健。
我刚进北大的时候，苦于找不到球友，就去未名BBS发帖。网球版上有一个分级标准的帖子。此前十几年的网球生涯中，我居然从未听闻过分级标准一说。这也说明了我是一个多么不着调、不用心的球员。我大致看了看，就把自己定为4.0。
帖子发出去，网球版当时就炸了。
收到吴东健的约战信时，我连忙说：“我怕是弄错了，我恐怕没有4.0。”
吴东健说没事。我输了。
在我和吴东健的八年交战史上，头几年我们水平接近，至少我肯定是赢过球的。但吴东健是我见过的最刻苦的业余球员，他打遍了北大的历届高手，找不到人打球，他就在五四球场孤独地练发球。大概因为这个，他博士读了九年才和我一起毕业（你没看错，是博士，不是硕博连读，更不是本硕博连读）。半个北大的人都认识他，我在球场上听到的最多问候就是“吴东健，你丫还在啊”。最近几年，我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吴东健说：“我打得好的话，有4.0了吧。”这也说明，我从未达到过那个水平。
第一次打完球，我问他哪里人。他说：“半岛来的。”鉴于他的普通话不是那么地道，我没有往辽东、胶东方向想，想当然认为那就是广东的雷州半岛吧？
吴东健后来成为我这辈子最忠实的球友。我老婆，女儿，甚至我的岳母，以及无数北大师妹师弟都见过这个来自韩国的无产阶级战士，以及他的历任真假女朋友。我的师妹们为叫他师兄还是叔叔踌躇不已。而这个无耻的老男人每次总是哇啦哇啦地抱起七七，命令她：“叫哥哥”。
他来中国，是来寻找革命理想和姑娘的。他拒绝使用苹果和三星，穿某宝上淘来的假冒衣服（并且从不隐瞒），和北大二体的球场管理员讲价，研究弱势边缘群体的环境权益，人生目标是去云贵山区开荒种地。毕业后，他没有过固定工作，那些和他恋爱或暧昧过的姑娘最终都放弃了陪他男耕女织的美梦。两年前他远赴上海讨生活，居然撞到了一个愿意嫁给他的本地姑娘。
“他都结婚了？”我岳母吃惊地问：“跟哪个？”
连我老婆都看得出来，他的发球和双反只能算是劳模式的动作，天资不足，但吴东健的偶像居然也是费德勒。我始终怀疑他落脚上海，是冲着费德勒去的。
五
费德勒从未现身中网，他是同时期的东京赛和紧接着的上海大师赛的客人，这是我最大的遗憾。也就是说，我从未在现场看过费德勒的单打，倒看过许多他对手们的比赛。作为费德勒的死忠粉，这几乎是一个难以洗刷的人生污点。但在屏幕上，费德勒是我最熟悉的运动员，没有之一。费德勒就像个暗恋对象，我宁愿不露声色地远远注视。
费德勒号称全球主场，他的球迷如恒河沙数。所有人都能轻易举出费德勒的优点，“战绩杰出、技术全面、球风优雅、谦谦君子”。而费德勒成为我的偶像，首先是因为单反打法。
他刚出道的九十年代，双反技术已经大行其道，只有小半选手在坚持传统单反打法。在他成名的新世纪前十年，则每况愈下，他那些苦主纳达尔、小德和穆雷已经全是鸡贼、老练的双反将了。到了今天，前二百名选手中，单反选手只剩四十人左右，而且这些人的分布密度随着年龄下降递减，二十岁以下则一个也没有了。
只有费德勒理解网球的真义。35岁的费德勒简直就是老古董，孤独地用一只手抵挡着越来越高效、凶猛、也越来越工具主义的晚辈的双拳。
正是单反为费德勒赢得了球风华丽优雅的名声。他的单反既不是一味上旋、或是平挡、或是切削，也不是一味抵御、或是过渡、或是进攻，而是在三者之间切换自如，他的反手既不暴力也不软弱，一切都刚刚好，自然得像行云流水。在他的巅峰时期，除了被纳达尔的超级正手上旋压制、偶尔显得左右支绌外，费德勒的单反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工艺品。
PER(oger)F(ederer)ECT。他就是完美自身。
六
费德勒成为我人生阶段的坐标，除了七七和幺幺的生，也关乎死。
2007年底，我们去给老婆大学时代的辅导员李强送喜糖。这位老兄只比我略大几岁，职位也不高，但事实上负责着某个全国性的专业委员会，他工作的大学正是这方面教育的重镇，因而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很是意气风发。他在万柳地区有一套140平米的房子，今天已经是过千万天价，放在当时，对一个农村出来的人也算一项非凡的人生成就。
李强有大学教师中少见的豪爽气息，我们送了一包喜糖，他随手回赠了一条很高级的烟。这让我十分喜欢他。
一个月后我们相约一起吃饭。澳网比赛刚结束，费德勒遭遇了他两年半以来最大的滑铁卢，在半决赛中直落三局输给了小德（又是小德！），从而终结了连续十次打进大满贯决赛、夺得八个冠军的壮举。这么好的谈资我必定是不会放过的，饭桌上我们意外地发现居然是同好，加倍欣喜，当即约定春节一过就场上见分晓。
比赛永远搁置了。春节过后，我们突然接到了李强的噩耗，这位37岁的青年教师心脏病发作，猝死在球场上。我内心闪过一个念头：丫的想赢我，趁我结婚摆酒胡吃海喝，自己偷偷练上了。2008年3月15日，我和老婆一起去八宝山送他，李强躺在鲜花丛中，壮志未酬，睡着了。
去八宝山的前一天，是拉萨3•14事件。不久，5•12四川地震发生。又不久，北京奥运会开幕，男双决赛上，费德勒和瓦林卡搭档获得冠军，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费德勒真身。奥运会临近结束时，我去了四川藏区，开始博士论文第一次田野调查，认识了鲁瓦降措。
鲁瓦比我大一岁，曾经是电视台的藏语播音员，后来因病离婚，又转到县志办，处于半退休状态。养病中的鲁瓦没有放弃世俗生活，看书、泡妞、抽烟、喝酒，样样都与常人无异。
2009年初夏我再赴藏区，六个月一直和鲁瓦同住。他多次陪我去关外调研，担任我的翻译和信息报道人。我曾在他关外半农半牧区的老家住过一周，他们家的牦牛在楼板下呼哧呼哧呵出热气，和牛粪的味道一起，紧紧地包裹着怕冷的汉地人。
这一年温网决赛，费德勒击败罗迪克夺得第15个大满贯，从而超越桑普拉斯成为历史第一人。在颁奖仪式上，罗迪克对到场的桑普拉斯说：“很抱歉皮特，我已经尽力阻止他了”。
我清楚记得那一晚的情形，2009年7月5日。我们在县城，我住鲁瓦的房间，鲁瓦睡在客房，他喜欢在那上网。我没有去客厅看电视，而是邀请鲁瓦一起开电脑看。
鲁瓦从没有看过网球，不管在屏幕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事实上，他的生活环境中从未出现过任何与网球有关的元素。恐怕整个甘孜州当时都没有一块网球场。但鲁瓦没有拒绝。
惊心动魄的五盘大战打了漫长的四个多小时，费德勒先输后赢，最后一个长盘比分更是令人窒息的16：14。全场比赛费德勒只在最后一刻抢下一个发球局，并以此绝杀对手。
网球的历史在那天晚上紧凑起来。多么群星璀璨，不但有桑神，还有罗德•拉沃尔、比约•博格，这些伟大人物都不远万里而来，一起坐在皇家包厢，目睹网球历史被刷新的这一经典时刻。座中还有皇室的、好莱坞或足球或F1的顶级巨星，这一刻全都变成了朝圣的粉丝。
这一切对我的藏族兄弟都过于遥远。他不停抽烟喝茶，对抗深夜的倦怠。鲁瓦被动接受了一次网球启蒙，然后又回归日常生活。我离开之后，相信鲁瓦再也没有看过一次网球。人类学的外来者没有改变土著的世界。
2013年初，鲁瓦突然辞世，死于脑胶质瘤，享年40岁。他全然不知，死前一天还发了朋友圈，调侃自己“住（院）上瘾了？呵，呵呵，呵呵呵...”他的微信定格在这一刻，再没更新。遗体连夜送回老家，由喇嘛们围着念经。三天后，他被送到色达天葬台，秃鹫吃完了他的身体，他的灵魂就升天了。
鲁瓦死后，我又多次赴藏区调研。他的房子卖掉了，改造成了一个粉嘟嘟的美容店。
七
为什么是费德勒？
七七长大了一点，费德勒在大满贯赛场上依旧一冠难求，但是仍然不知疲倦地比赛着。要是说费德勒功成名就了，他只是在余下的时光里充分享受网球的快乐，最多只说对了一半。
从2000年起，十六年里，费德勒连续参加了65届大满贯比赛，一次不落；27次打进决赛，17次捧杯。从2002年第一次赢得资格起，费德勒连续参加了14届年终总决赛，从未缺席；10次打进决赛，6次捧杯。任何一个数据都是当今世界第一。这说明了什么？
在网球世界，费德勒的成绩稳定性第一，但这不是最重要的；费德勒的身体健康度第一，在他的生涯巅峰，人们总说“这是个连倒刺都不生的家伙”，但这也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职业专注度第一。严苛的职业专注，才能维持良好的健康状态，保证成绩稳定。
费德勒认识米尔卡的时候还是少年，十九岁开始恋爱，十六年来他们始终在一起，未曾分开。费德勒说：“如果她喜欢逛街逛上十小时，我也愿意陪着，原因很简单，我每次参加巡回赛，她都在旁边观看，看了十个又十个小时！”他们生了两对双胞胎，两女两男。我要说他们是人生赢家吗？当然算，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同为体育世界云端上的人，费德勒以零绯闻成功秒杀了他的所有好基友，包括老虎伍兹，飞人乔丹，小飞侠科比。
看来职业专注度只不过是人生专注度的一个小荷尖尖角。
我自己，还有我不靠谱的朋友们，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份职业到另一份职业，从一个人身边到另一个人身边，从人间到彼岸，终身漂泊。光阴、成就和欢愉，如细沙般，从手指缝间无声无息地溜走了。好在还有费德勒，作为我们生命中的“他者”，以他神一般的存在，定义我们，也照亮了我们。
——END——
郑少雄，人类学者，福建莆田人，住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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