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的枪击和爆炸案中杀害77人的挪威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并没有悔改。

在3月16日为起诉挪威当局作证时，布雷维克表示，自己杀死那些人是为了阻止挪威被“伊斯兰化”。

他还把自己起诉当局的做法与南非前领导人曼德拉相提并论，称自己与倡导“公民抗命运动”的曼德拉的区别是，后者“下令行动”，而他“实施行动”。

37岁的布雷维克称，挪威当局试图将他“虐待”致死，而这违背了《欧洲人权公约》。

他的抱怨主要集中在当局对他的单独监禁。被捕后，他遭到单独关押，而他与外界的会面也仅限于与该案有关的专业人士隔着玻璃窗进行。

布雷维克的母亲是唯一获准不用隔窗与其会面的人。他的母亲于2013年去世。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这位恐怖分子的信件收发也受到审查，以防止他建立极右翼网络并煽动人们对其暴力的同情。

2011年的那次屠杀是二战以来挪威经受的最致命的袭击案。那一年的7月22日，先是有八人死于布雷维克在首都奥斯陆安置的一枚炸弹，其后，他又有条不紊地在工党的一处青年营射杀了69名年轻人。布雷维克称该党要为多元文化的崛起负责。

犯下如此罪行的布雷维克的怨言是：他不得不使用塑料餐具；没有隔热容器为他的咖啡保温；一天最多四次吃到微波炉加热食品；有时还一连两天吃到相同的东西。

他说，这种待遇“比水刑还要糟糕”，并一再指控挪威当局想通过隔离拘禁将他置于死地，称“相比他们在过去五年把我当畜生一样对待，还不如一枪打死我来得更人道”。去年9月，他曾威胁要绝食到底以抗议“虐待”。

他呼吁政府允许他与有相同政治观点的朋友圈接触，并称自己曾计划迎娶一名女子，但当局让他无法发出结婚证明。

挪威的法律团队则称，对这名杀人犯的限制是合理的，与其犯下的重罪相称，而当局也没有侵犯人权。他们表示，布雷维克的活动范围包括三间牢房，有起居室、书房和健身室，以及一台电视机、一台没有联网的电脑和一台PlayStation游戏机。

布雷维克声称，长期的隔离已导致他出现睡眠问题，对气味超级敏感，还无法集中注意力。不过，一名曾评估过布雷维克监禁风险的精神病医生认为，她并没有发现布雷维克因独自监禁出现精神损害的迹象。

而她担心的是，布雷维克可能会在意识到社会上的注意力被吸引过来后，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实施行动以获取外界对其政治事业的关注。

自称政治党派“北欧国”（The Nordic State）秘书长的布雷维克说，受到如此“虐待”还能活到今天的唯一原因，是自己从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学到的准则，“我不认为很多人能像我一样活这么长。”在3月15日进入法庭时，他甚至行了纳粹礼。

布雷维克表示，自己应获准出版两本已写好的书：《布雷维克日记》和《北欧国》。他为自己辩护称，他是唯一未能获准出书的囚犯。

他对法庭说，自己的一生都将献给政治活动，但不会再诉诸暴力。他还表示“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必须成为挪威民主的一部分，并称将为此奋斗终身。

包括枪击案幸存者在内的一些人担心，布雷维克的出庭为其宣传极端意识形态提供了平台。尽管挪威电视台对听证进行直播，但考虑到幸存者的感受，在布雷维克发言时，镜头被切换。

一些“7·22”枪击案的受害者家属愤怒地指出，这场审判十分荒谬。布雷维克不断利用挪威司法体系的漏洞增加自己的曝光度，甚至在向奥斯陆大学政治系递交入学申请后两年被录取，还曾以绝食为威胁提出12条要求，包括将游戏机从PS2升级为PS3。

一名挪威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员对《环球时报》说，该案反映出挪威司法体系的独特性，对其他国家来说，很难理解这样一个杀人狂魔竟能在狱中申请上大学。

挪威当局的律师们认为，布雷维克仍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们表示，布雷维克做事有条不紊、神志清晰，而且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改之意，而这也正是为何要对其通信进行限制的原因。

他们表示，在布雷维克收发的总计4,000封信件中，有大约600封被当局扣下——其中一些联系人是极右翼主义的同情者，还有一些是监狱中的其他囚犯，为的是在狱中建立“兄弟情谊”。

布雷维克在长达1,500页的反伊斯兰、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2083：一份欧洲独立宣言》中写到，监狱是招募他政治事业追随者的一个理想场所。律师们说，这让人更加担心他试图建立自己的网络。

布雷维克被判入狱服刑21年，而这已是挪威法律中最长的监禁时间。按照法律，如果刑满后罪犯仍被认为对社会存在威胁，刑期将可能被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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