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温斯顿·丘吉尔访问密苏里州富尔顿75周年纪念日，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到访。在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校园里，这位前首相发表了他广为人知的“铁幕”演说。当时坐在一旁的还有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前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则在莫斯科以一篇措辞激烈的谴责予以回击。如今，丘吉尔的富尔顿之行被视为冷战早期意识形态极化的一个标志性时刻。而此次演说也是他最受推崇的演说之一，与1940年夏季的那次可以等量齐观。

鉴于这两方面的理由，纪念日是不可能没有人议论的，但这次的问题更加庞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丘吉尔的风评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起伏，受同代人尊崇的政治家后来可能会成为批评的目标，甚至于遭到辱没。这一点在2020年表现得尤其明显，Black Lives Matter运动改变了人们评价丘吉尔的焦点所在，他从抵抗纳粹的自由英雄变成了大英帝国的积极辩护者。人们对丘吉尔的看法日益变得极化——右派的英雄和左派的恶棍——两派对他的形象也多有断章取义之嫌。

丘吉尔是20世纪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我们有必要以更为全面的、三维的眼光来看待他——在这种理解之下，丘吉尔是一个复杂而鲜活的人，而不是标志或者魔鬼。他1946年3月在富尔顿发表的演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起点，因为这场演说的内涵远远超出了那句有关“铁幕在战后欧洲徐徐落下”的口号。事实上，丘吉尔本人也没有以“铁幕”作为演说的标题，他取的标题是《和平的关键》（The Sinews of Peace）。

与其生活作风一脉相承，丘吉尔的富尔顿之旅属于一种审慎的自抬身价行为（principled self-promotion）——面对土崩瓦解的战时同盟，这是一次深思熟虑的表态，也是他1945年7月输掉大选的反戈一击。工党的大胜标志着保守党自1906年以来的最大溃败，那一年丘吉尔——他先从保守派变成自由派，又在1920年代重归保守阵营——首次尝到了位高权重的滋味。1945年，保守党在选战中打出了丘吉尔这张王牌——号召选民“助他完成大业”——如此一来，败绩之辱就有了专门针对他个人的意味。克莱门汀·丘吉尔留意到，自己的丈夫在过了五年战时领袖的苦日子以后，已经身心俱疲。“输了可能反而是好事，”她用抚慰的口气说。“在那个节点上看，”丘吉尔嘟哝道，“的确也是坏事变好事。”

丘吉尔很幸运，驻意大利英军总司令、陆军元帅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正好邀请他去意大利科莫湖畔的行营散心。在那里，丘吉尔开始一心作画，战时他一度抛下了这项业余爱好。9月8日，他告诉私人医生莫伦男爵（此为称号，本名查尔斯·威尔逊——译注）：“我靠画画恢复了自己的平衡。”他还在写给爱妻克莱门汀的信中表示，“我有一种强烈的如释重负之感，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而其他人则需要收拾后续的各种烂摊子。”继而，丘吉尔承认：“确实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但科莫湖畔的生活只是临时的安慰。莫伦将失去政治权力比作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其他一些前任领导人也用了相似的隐喻：政界阅历丰富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1963年被同僚赶下了台，当时他已经87岁，用他的话说，这就好比手脚全被砍掉了。虽然1945年秋天时丘吉尔还只有70岁，但啄食残骸的秃鹫群似乎已经围了上来。保守党声称要扶持年轻一代，当时的舆论也暗流涌动，俨然丘吉尔很快就会让位于他的“法定接班人”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

1945年下半年，丘吉尔的确多次表露出有意退出政界的迹象。他没有处理日常党务的精力了，也把绝大部分下议院的工作交给了艾登。12月15日，他向自己曾在1936年退位危机时力排众议地给予支持的温莎公爵（即英王爱德华八世，因情事不合礼俗引致宪法危机，于1936年退位后与女方成婚，当时丘吉尔是其为数不多的支持者——译注）表示，“领导反对派有巨大困难，我越来越觉得，再这么玩下去就得不偿失了。”但那时他又有什么事情可做？他对出版大部头这种事情毫无兴趣。丘吉尔在1940年就放下了《英语民族史》的写作，任由它在文件堆里烂尾，而他也缺乏心理或身体上的精力来撰写战后回忆录。他依旧渴望着权力，以及权力带来的意义感——这种做大事的能力是他一辈子的精神支柱。有一次，他在选战的低谷期沮丧地告诉医生，“我对他们没什么话可讲了。”这个1940年曾让狮子怒吼的人，如今对他的国家或世界已经无话可说。

当然，他依旧收到了许多去世界各地演说的邀请，但大部分都被秘书礼貌地拒绝。美国内陆乡村（说难听一点就是寸草不生、人烟稀少）的某所名不见经传的学院一年一度的“约翰·芬德利·格林基金会讲座”也向他发出了请帖，这份请帖原本是照例要石沉大海的，然而请帖末尾有一段笔迹潦草的附注：“这是我家乡的一所很棒的学校。希望您能光临。我会把您介绍给大家。祝好——哈利·S·杜鲁门。”丘吉尔告诉杜鲁门说，他计划冬天到佛罗里达州“休憩和疗养”，无力应付四次讲座。但他在回信中又向杜鲁门表示：“鉴于世界的局势，我想自己还是有责任——同时也十分有兴致——在威斯敏斯特大学做一次演说，承蒙您的襄赞。”

如同丘吉尔自己挑明的，富尔顿的吸引力并不来自小小的大学城本身（8000人口，平均每年要开350个教学班），而在于坐在讲台旁的那位美国总统及其未来影响。这确保了他的话会被全世界听到。秉持真正的丘吉尔式风格，他在演说文本的内容和表述上花费了海量的时间，还在火车上和秘书一同修改至最后一刻。与他的许多演说类似，其论证极为精巧，打破了“丘吉尔不过是个善于玩弄辞藻的演说家”这一刻板印象。

演说有四大主旨。第一项主旨——也是人们最熟悉的——是他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波兰语称“什切青”——译注）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丘吉尔说，在这条线东边的“苏联势力范围内”，人们受到“来自苏联的高压的、多方面的控制”。“铁幕”一词——按丘吉尔自己的回忆——可追溯到他年少时在维多利亚式剧院里见到的防火装置。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它转移到了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后来约瑟夫·戈培尔又用它形容红军向欧洲的推进，丘吉尔大概在1945年5月的时候接过了这个词。就像品酒师一样，丘吉尔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仔细比较和推敲近似的表述——备选项有“帷幕（veil）”或“屏幕（screen）”等——方才在1945年8月16日的下议院公开使用了“铁幕”一词。不过，令这个词闻名世界的原因在于丘吉尔在杜鲁门面前的出色表现，是丘吉尔用它简洁有力地——哪怕略显简化——刻画出了战后欧洲的图景。

追求历史深度是丘吉尔的习惯，他还回顾了1930年代，那段时光对他的听众而言仍然记忆犹新。他警告说，与苏联的纠葛不可能靠“绥靖政策”来解决。这是他在富尔顿说出的第二个金句。“绥靖的教训”在战后外交界已经成了正确的废话，从韩国到越南，从苏伊士到伊拉克战争，概莫能外。但富尔顿演说也许算是第一次有英国人刻意在公开场合针对苏联使用“绥靖”一说。如此一来，丘吉尔就占据了道德高地。“上一次我眼睁睁地看着它到来，并向我的同胞和世界大声疾呼，但无人在意。（于是）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卷进了可怕的漩涡。我们必须确保这种情况不会重演。”这就是一位“上次”被抛入旷野的先知所宣示的历史教训。富尔顿演说也是一种打圆场式的自我辩白。

丘吉尔不仅提出了警告，还给出了解决方案，这浓缩在他的另两个金句里。较之于绥靖，他呼吁“说英语的人民之间”要有“兄弟般的联合”，此联合基于“英联邦、大英帝国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丘吉尔坚称，这一关系不仅依赖于特殊的亲和性，如语言等，他还谈到了军事合作、通用武器、共享基地乃至于共同的公民身份等方面。而首次预见与美国的“特殊联合”的，正是战前不情愿地与丘吉尔竞逐战争领袖地位并落败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法国沦陷后，他曾在某篇备忘里谈到过这种关系。但首次在二战中公开使用“特殊关系”一词，并在1945年11月的下议院演说中再度使用该词的，仍是丘吉尔。与“铁幕”相似，它利用了富尔顿的特殊环境，成功吸引到了美国以及全世界的注意。

但这两个词都不是丘吉尔心目中的演说标题。相反，他选用的是“和平的关键”，这个短语来自某句古谚，它认为金钱是战争的关键。更本质地讲，丘吉尔认为英美同盟乃是维持和平的重要支柱。他反驳了那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主张俄国人“唯独崇拜力量这一种东西，他们最不尊重的就是弱小，尤其是军事上的弱小”的观点。丘吉尔认为，在特殊关系所提供的力量的基础上，可以与苏联谈判，这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不二法门。他的目标因此是，以“英语世界的全部力量”为基础，“在联合国的普遍权威之下，与苏联在各方面达成良好的理解。”丘吉尔在火车上还为此加了一句话，“这就是我在此次演说中诚心向你们推荐的解决方案，我为它取的标题是《和平的关键》。”

在丘吉尔看来，四大金句中最重要的是特殊关系。他告诉听众这是他要传达的“核心”信息。在丘吉尔发表演说的那个时间点上，战时同盟正摇摇欲坠，饱受有关美国是否应向英国提供一笔战后贷款以及是否应当联合开发原子弹的争论困扰。丘吉尔的重点从演说的结构上也清晰可辨。他首先谈到了当代的“两大危机”，即“战争和暴政”，主张联合国在没有特殊关系的情况下是无法有效运作的。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引入了“铁幕”的话题，以证明他主张“兄弟般的联合”应尽快得到巩固这一观点，否则便会在“一所战争学校里第三次”学到这些教训。丘吉尔并没有提出要建立英美轴心来应对冷战，而是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来佐证特殊关系的重要性。

既然如此，富尔顿演说为何被理解成了冷战的导火索呢？丘吉尔自己要负一定责任。这个男人如此咬文嚼字，但偏偏在标题上举棋不定。演说原先的题目是《论世界事务》（World Affairs）这种大白话。只是在演说前一天他才把标题改成了《和平的关键》。媒体拿到的抢先版文本有不少都没有用这个表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道的平衡性。

但语境在解释富尔顿演说所激起的反响上比内容更重要。丘吉尔演说之时，前苏联和美国正在联合国为红军未能如约从伊朗北部撤出一事吵得不可开交。此时最有头条新闻效应的当然就是丘吉尔对俄国的评论，当他的评论恰好又被如此耸人听闻的表述包装着的时候就更是如此。另外，莫斯科方面也在媒体上对丘吉尔展开了强势反击。最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真理报》3月13日在问答栏目中刊载了斯大林对富尔顿演说的看法。而《纽约时报》又在3月14日周四的头版头条上生动地转播了这场大戏：

《斯大林指丘吉尔有引战及蔑视英俄协议之嫌；苏联坦克进入德黑兰》

《俄国领导人因丘吉尔向美示好而将其比作希特勒》

《苏联号称能赢得战争》

斯大林指责富尔顿演说无异于“向苏联宣战”。他表示，丘吉尔企图证明英语国家才是“唯一有价值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余民族”。他还形容这是基于语言的“种族主义理论”：“很容易就会让人想起希特勒及其同党。”

事态的升级出人意料，但斯大林注意丘吉尔倒是已经有好一阵了。几个月前，《真理报》登出过一段11月7日丘吉尔夸奖斯大林的演说（称他是“真正的伟人”），其中还盛赞“高贵的俄国人民”对盟军胜利的贡献。当时在黑海岸边正心烦意乱的斯大林向政治局同僚发了一份尖锐的反驳：丘吉尔“需要这些颂词”来“掩盖他对苏联的敌对态度”。斯大林还警告称外国人夸赞俄国大多出于“巴结和讨好”。这或许是他随后发起各种运动，设法消灭苏联在战时养成的“普世主义”倾向，以排斥盟国来夺回自己对本国的控制权等一系列举措的引子。斯大林近乎谩骂一般的回应与丘吉尔自己的措辞一同发酵，使富尔顿演说成为了冷战的序曲之一。

伊朗危机和斯大林的怒气令英美政府想方设法要和富尔顿演说撇开关系。在伦敦，100多名工党议员联署发起动议，要求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对丘吉尔演说的基调和内容予以否定。艾德礼断然拒绝，称前首相只是“以个人身份发言”。然而富尔顿演说确实和英国的官方政策相去不远，而艾德礼也被丘吉尔早先的论证说服并向其表示：“我坚信您的富尔顿演说将会带来好的结果。”

杜鲁门政府在这件事上更是早就有过紧密的磋商。事实上，杜鲁门在与丘吉尔乘火车自华盛顿前往富尔顿期间便读过了发言稿，用丘吉尔的话说，“（杜鲁门）认为它令人激赏，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虽然可能会有一阵不安。他在演说前后显得都很满意。”有鉴于此，杜鲁门政府很可能对富尔顿演说持欢迎态度，希望以此来试水，为促使公共舆论倾向于反苏的计划开路。但包括埃利诺·罗斯福在内的自由派和左派则愤怒声讨丘吉尔，称其试图构建跨大西洋的“军事同盟”，而这将矮化联合国。考虑到来自美国国内及苏联两方面的抗议声音，杜鲁门和艾德礼一样，都发现和丘吉尔保持距离才是明智的。

然而，随着冷战在1947-1948年的深化——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运——富尔顿演说的风评也发生了改变。它很快在西方受到颂扬，被誉为是富有远见的警告，而非鲁莽的论战。这场英美两国政府都乐于背书的演说使丘吉尔的名望大幅回升。

丘吉尔在刚得知斯大林的怒斥时甚至都没有丧气：情况恰恰相反。3月15日，在纽约的演说开场前的最后一刻，丘吉尔删掉了其中一些内容，他面对骚动的窃喜心态在这些字句里有所流露。在他看来，“一个强大的战胜国政府首脑”居然和自己这个“没有任何正式官职的人”产生了“私人纠纷”，这着实有些可笑。但这种“变相的恭维”并没有进到丘吉尔心里去。他也没有“被尖锐的措辞影响心情，哪怕它们来自最有权势的独裁者。事实上，我听了希特勒很多年这种话，早就见怪不怪了”。

富尔顿演说达到了它的目的——美国总统在丘吉尔演讲时一直坐在旁边，前苏联的领导人怒斥了他的言论，这场演说在全世界都引发了回响。找回发声自信的丘吉尔在当年9月又在苏黎世发表演说，并再次激起了全球的共鸣，他呼吁法国和德国应率先发起促进欧洲统一的运动。借着再次成为舆论焦点的兴致，他还回击了媒体界有关他即将卸任保守党领袖的传言。1946年10月，他的亲信布伦丹·布莱肯对这种新的心态曾有过一个概括，他说丘吉尔“已决定要继续领导保守党，直到当上地球首相或者天堂国防部长为止”。

丘吉尔在富尔顿的言论也给了他一个继续留在政界的理由。1950年2月，他在爱丁堡的演说中重申了“基于实力的谈判”这一主题，主张“要与苏联再来一次最高级别的对话”，理由在于“难以想象敌对状态达到顶峰的两方将会使局面恶化到何等程度”。这种语词用法曾在HG·威尔斯的一些三十年代小说里出现过，丘吉尔恰好是这些小说的铁杆粉丝，“顶峰”一词要到1950年代才比较正式地进入媒体视野，这主要与当时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新尝试有关。在1951-1955年第二次担任首相期间，丘吉尔的一大特点就是呼吁在“全球各国峰会上尽最大的努力来修复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当然，他的根本目的是“想要在场子里呆到打烊”，他在私底下也爽快地承认过这一想法——虽然他已经没有能力再主导外交事务，也对“基于实力的谈判”在核子时代的实际意义缺乏清晰的认识。不过，如同在富尔顿一样，自我（ego）和价值观总是难解难分的。

给定我们当代人讨论丘吉尔的语境，富尔顿演说足以提醒我们这个人的高度复杂性。第一，他是个有言辞魅力的人。想一想下面这幅字词三联画即可：铁幕、特殊关系和峰会，没有哪个现代政治家能在国际政治的辞典里一口气加上三个影响如此深远的词。丘吉尔不是这些表述的发明者，但他找准了时间和地点，顺利地将其推向世界。如今它们依旧是外交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丘吉尔也不“仅仅”善于揣摩字句。他1940年的演说词已经挨了不少批评——诸如“最好的时光”和“在海滩上战斗”等——但这就掩盖了他在构想演说词时的缜密心思。不用多说，金句自然能更到位地传达信息。在当今的世界，丘吉尔——他一向喜欢各种新奇的小玩意儿——无疑会迷上推特。身为定期发文的专栏作家，他熟悉如何运作媒体。但他应该不会认为一条只用大写字母的推文，或者一篇匆忙写就的时评里的某句讽刺笑话，是酝酿及阐发政策的合适渠道。

不同于新近几任首相，丘吉尔带给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的乃是持续一生的政府服务。大卫·卡梅伦在当上首相前只做了9年议员，连部长都没当过；特蕾莎·梅从来没逃出过她的内政部堡垒；鲍里斯·约翰逊的两年外交大臣生涯难称体面。比较起来，丘吉尔做过内政大臣和财政大臣，还在海军部、战争事务部、空军部、贸易委员会、军火部和殖民地部供过职。这些都让他对白厅的官僚体制有了广泛的经验，也令他对如何克服官僚弊病有着清晰的见解。他在首相官邸里试图做到的也就是这些，布伦丹·布莱肯相当于他的“斯文加利（Svengali，英国作家乔治·杜·莫里耶小说《特丽尔比》中的音乐家，曾使用催眠术控制女主人公成为其工具，后以 svengali 来形容对他人有极大影响及控制力的人——译注）”，但并没有做出足以和我们今天的多米尼克·康明斯（约翰逊首相的首席顾问，因违反防疫规定而广受抨击——译注）相匹敌的奇葩事情。

丘吉尔唯一没有接触过的政府高位是外交大臣，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他何以痴迷于私人外交，而这也提醒我们一点——战争领袖的名望可能不利于他全面地看待问题。是的，他二十来岁的时候是个鬼见了都怕的勇士，为了打响自己的名声，在印度、苏丹和南非频频制造险情。是的，他在1940-1945年间很喜欢扮演大战略家，炒掉谨慎的将领并且惹毛了自己的幕僚长。但战争结束后的丘吉尔也对其代价有着深刻的体会。1945年后，他对核战争的可怕毫不怀疑，这并不意味着为了和平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它的确要求我们在“世界各国峰会”上付出“最大的努力”。当然，也只有一个人能做成这件事。

本文作者David Reynolds是剑桥大学国际史荣誉教授。

（翻译：林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