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 | 孙小野
这一年经历了太多意外，事情的发展不断地刷新我对世界有限的认知。我逐渐接受了，不确定性就是生活的常态，我所能做的就是记录下来，然后面对永远的未知。
2020年初，我从欧洲回到国内和家人团年，突遇疫情爆发。为了完成学业，我于2月初辗转进入意大利，没料到这里的疫情在半个月后极速蔓延。经历了不同的封锁期，我在深秋再次回国，生活进入新阶段。牛年春节期间，我决定写下这一年的经历。
1
2020年1月，我趁着短暂假期从欧洲回国。
一月中旬我同朋友们去爬雪山，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营地休息时，看到了那则“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我没有从那几行字里察觉到危险，只记得同行学医的朋友说了一句，“可能要出事了。”可窗外银河浩瀚，雪原辽阔，一个几百公里外的城市也显得遥远。
从高原藏区返回，城市秩序依然，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的迹象。我们背着行囊在热闹的菜场小店狼吞虎咽，在腾腾热气里作别。回到家已是除夕的前几天，我坐在地板上，拆开定制的包裹，把过去一年画的插画依次摆开，满怀欣喜地为朋友们分装礼物，阳光铺满了一地。
危险首先是从手机里传播出来的，或真或假的信息都指向着同一事件——一种新型病毒的极速蔓延。我没有时间分辨，只能凭着一些碎片时而焦虑、时而愤怒，失眠到凌晨，醒后催促父母去买几包口罩。母亲因我去年刚患过甲流和轻度肺炎而忧心忡忡；父亲则对我的焦虑无动于衷，在我复述网上信息时不以为然：“每年都有流感，你们太小题大做了。”
直到1月23日早上，醒来看见“武汉封城”几个大字。我举着手机跳下床，光着脚跑进主卧。父亲接过手机屏幕，揉了揉眼睛，一下张大了嘴巴。接下来的一切发展得极快。每隔几分钟，我都会近乎神经质地刷新疫情地图。
23号当晚，在医院工作的同学母亲忽然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帮忙绘制医院隔离区平面图。我立马奔回家拿出电脑，打开语音沟通，用最短的时间理解了预检分诊的流程，在凌晨两点把图发了过去。早上七点多一睁眼，多个未接来电让我瞬间清醒，打开微信全是大段修改意见，发送时间是凌晨四五点。我惊讶于前线医护人员的无眠无休，立刻爬起来工作。
24号正是除夕当天，父母不愿放弃回爷爷奶奶家团聚的习俗，我抱着电脑上车，在路上飞速改图，下车也随身备着电源。我将阿姨发来的草图放大，发现上面几个隔间标注着已经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姓名。遥远的传闻和现实应和，坠着我的心往下沉。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团聚的热闹仿佛与我隔着一层屏障，我憋着一股想哭的劲坐在角落，不愿破坏家人们难得相见的氛围。饭后亲戚开玩笑地说，这疫情蔓延这么快，估计你也回不去欧洲了。这次轮到我说别人小题大做，“哪儿有那么严重，不会那么快上升为全球事件。”
往后的每一步却都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想。事实证明，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们根本无法凭借日常经验做出任何判断。除夕聚餐后，家人就再也没有出过门，我窝在家里画“防疫指南”的插图，父母忙着盘点家里的食物储备，电视新闻的口吻也越来越严肃。我原定于2月1号的飞机回意大利，31号先到西安，等到29号发现所有班次都在陆续取消，父母迅速让我改签提前走。
高铁站人很少，我和母亲坐在空荡的大厅里，戴着一次性的橡胶手套，扶着旅行箱。手套里有滑石粉，出汗后贴着皮肤滑腻腻的，我只在必须要用手机的时候才敢抽出一根指头去戳屏幕。车厢里异常安静，一路上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沉默着，好像这样能更安全一点。
2
到家收拾好了行李，才发现国际形势也开始瞬息万变。
31号早晨，我被一条短讯刷屏：人民日报称，意大利在30号晚首次确诊2例感染病例，总统宣布意大利往返中国的直飞航班全部关闭。我立刻打电话咨询国航客服，但永远处于占线状态。
这本应是我在意大利的最后一个学期，2月我还需要参加一次合作设计课考试。这则消息让所有回国过年的留学生、生意人和华侨们，在一瞬间失去了对未来生活的掌控力：未完成的学业、固定的工作、高额的租金、全部的家当……大多数人都希望在特殊时期和家人守在一起，但又都有不得不回欧洲的事由。
寻找合适的中转国成为了唯一途径，慌乱中大家迅速抱团，多个消息群被建立起来。我加入了第四个五百人留学生大群，还有五六个不同航空公司、起飞地的小群。大家默契地把群昵称改为了“起飞地-航空公司-日期”，在聊天中快速找到同伴，互通信息有无。我在几个群里来回切换，稍一晃神，就会累积上千条未读消息。
在当时的情况下，学校断然不可能为了少数几个无法返校的中国留学生开设线上课程，如果无法返回，就意味着我要被迫休学。而此时身在国外的中国人也不好过，一场被怀疑的舆论战刚刚开始，大家既忧心国内的亲友，也担忧着自己未来的处境。
也不是没有犹豫过，母亲蹲在箱子边，看着我一脸忧愁：“要不，就先别去了。”顿了顿又说：“还是先去吧，以后还不知道会怎样。”我进退两难，但越来越紧缩的政策容不得我再权衡，在看到成功入境的先例后，我迅速买下了两天后在迪拜中转的航班。
2月4号早上六点出门，乘首班地铁到高铁站，下午到达北京，坐上提前订好的网约车直奔首都国际机场，等待晚上的飞机。一路不敢吃喝，我在口袋里装了一盒糖，饿了就跑到人少的地方往嘴里倒一颗。同航班的中国女生随身带了一卷保鲜膜，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手机屏幕重新包裹一次。
入境的过程却一路畅通无阻，想象中的刁难没有发生，意大利海关照样笑着对我招手，甚至没有体温检测的环节。我推着行李去找机场大巴，心里不禁纳闷，“这就是意大利总统口中的国家紧急状态？”
没人料到仅仅半个月后，命运将会给所有掉以轻心的人当头一击。
我戴着口罩，站在米兰中央车站的检票口前，在人来人往里感觉恍惚。周围的人们依然在亲吻、拥抱、挥手，洋溢着轻松的笑容。而在几十个小时前，我所来的另一片土地已是一片肃杀。我难以形容那种不真实感，面前热闹的景象和我脑海里的疫情画面相互交替，仿佛一场大梦。我坐上火车，偷瞄其他乘客，还好没有人投来异样眼光。我悄悄松下口罩大口呼吸再迅速带上，脸颊因为长时间被闷着已经起了红疹。
经历了整整两天一夜的密集行程，我一个人拖着七八十斤重的行李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小城。一进门顾不得休息吃喝，先把外衣和行李拖去消毒晾晒，然后自觉开始了为期两周的居家隔离。和我同住的两个学妹都是中国人，一位没有回国，替我囤积了大量面包和意面酱，提前搬去了别人家暂住。另一位比我早回来几天，已经进入了隔离期，我俩错开使用厨房和卫生间的时间，整整两周一面未见。
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做，但大家达成了共同的默契，希望为自己也为他人负责。我在家门外放了一个竹篮，把每天需要的食材和用品写在微信群里，出门购物的同学会顺路帮忙买来。正月十五那天，同学在篮子里放了自制的大福，还有人替我们买来元宵，算是一起过了节。
3
2月19号我的隔离期满，那天正是我考试的日子，我终于换了衣服出门，走在路上都忍不住咧嘴笑。
第二天，一个关注我公众号许久的女生来小镇探望，我带她去湖边看初春软糯的草地，带她去找我画过的小房子，去吃西班牙小汉堡。她在广场市集上买了花送给我，那是我第一次收到小读者送的花。我捧着花束，走在阳光遍布的街道上，那时候我觉得真好啊。谁能想到，那一天就是最后的自由。
当天下午朋友们来我家聚餐，席间忽然刷到了一则消息“意大利小镇Lodi附近出现聚集性感染病例”，那个小镇离我们生活的地方并不远，大家临走时互相告诫，“最近先别聚了，注意安全”。
没想到一语成谶，意大利疫情就此全面爆发。
2月21日之后意大利各地都开始出现病例报告，而我们几天后就要面临正式开学。当时在很多外国人眼里，新冠只是一种名称陌生的流感，只有来自中国的学生明白这个病毒有多么可怕。
我们紧急寻找各种办法来阻止周一的开学。我们告诉同学们事情的严重性，苦口婆心地向大家解释，这种病毒如何在我们的家乡肆虐，它真的和你们想象中不一样。同时立即组织发邮件给老师和教务处，希望能延期开学。终于，在周日下午，学校发出了通告：延迟开学一周。有些同学认为这属于过度反应，而中国学生心里知道，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意大利疫情迅速蔓延，我所在的伦巴第大区成为了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小小的城镇也不能幸免。学校还没有决定继续网课，一时间人心惶惶，很多人又陷入了选择题里——留下，意味着离家万里，独自面对陌生的医疗系统和国家局势；离开，意味着一路上极高风险的感染几率，以及学业事业可能前功尽弃。
一些高度紧张的同学在家人的催促下连夜收拾东西离开，为防止航班取消甚至买了不止一张机票保底。我的居留卡已经过期，此时离开将意味着我很难再入境，在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我无法抉择。
3月8日，新闻替我做了决定——伦巴第大区全面封锁。
国内的亲友看到新闻后纷纷打电话来询问情况，我和家人沟通了很久，认为在物资供应齐全的情况下，留在原地闭门不出就是最安全的选择。我渐渐平静下来，不再刷新机票信息，接受了这个现实。3月11日凌晨，我和室友趁着夜色出门散步，平日就安静的小城此时仿佛一座空城，所有的建筑都静静矗立着。
回到家后看见新闻——意大利进入全国封锁状态，立法要求市民待在家中，非特殊情况不得外出。
自从意大利疫情爆发后，我每天醒来都要回复众多消息，有一部分是关心，一部分是希望得到一些“新鲜谈资”的猎奇。那是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国内国外的信息差，有人直接转发一段模糊的视频，附上一句“你们那里是不是遍地都是尸体”，有人截取一段文章义愤填膺，暗讽我当初的选择：“早就说国外留学没什么用，你看现在”。我每天都疲于应对各式各样的“问候”，就像踩入一个个泥潭，再艰难拔起，最后只剩下勉强应付生活的力气。
当我发现我的诸多解释早已被加上了预设，我卸载了各种社交软件，退出了大部分群聊，希望维持情绪稳定。
我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对抗无力。我画了小漫画，讲述自己生活里并没有发生想象中的暴力与歧视；我加入了志愿者小组，传播第一手翻译新闻、制作简图，防止舆论误导和情绪煽动。那时小组联系翻译的一则视频忽然在网上爆火，视频里的意大利南部老奶奶说：“病毒会过去，但歧视不会。”我终于在评论里看到一些不那么戾气，甚至有些温暖的鼓励。
当地口罩稀缺，我从国内带来的口罩里分出几个贴在家门口，供楼里的老人免费取用。第一天有人取走一个，在旁边贴了小纸条说“Grazie（谢谢）”，后面跟了一个红色爱心。过了几天我家门铃忽然被按响，等我开门时外面没有人，一低头才发现，门前地上被放了一盆小植物。
但持续的低落依然是心情的底色，在死寂的小城里，每天都会响起救护车刺耳的长鸣，那声音就意味着我周围的感染和死亡。我每天都胆战心惊地听着它们一辆又一辆地由远及近，直到路过我所在的街区，再渐渐远去。我患上了神经衰弱，时常在半夜醒来，因为一辆路过的救护车而整夜失眠。
那时意大利的人们还自发约定，每天下午六点在阳台一起歌唱或演奏乐器。刚开始我还觉得有趣，直到一天下午我发现教堂的钟声换了音调，才忽然记起，这正是意大利每天公布确诊和死亡人数的时刻。从此之后，每当钟声响起，我都会默默朝着窗外伫立。
我打开电脑，写下一篇小说的开头：“每天下午六点，政府会公布当日死亡人数，人们习惯了这时拿起手机，看一眼越来越庞大的数字，然后在家中漠然地等待灾难的最终降临......”
我不能将这些焦虑传递给家人，我在每一通电话里都大大咧咧地语气轻松，给他们展示新做的菜品和有趣的见闻。我知道我的一点点负面情绪都会被距离放大，传到他们心里将会是千斤重压。我隐瞒了小城里已经感染近千例的真实情况，隐瞒了自己的害怕，只重复着说一句我没事，一切都好。挂了电话我对自己说，如果只能自己面对的话，那就面对吧。
好在我生活的小世界并没有因为疫情崩塌，相反很快建立起了新的温暖联系。
为了减少和外界接触机会，我和室友们每周轮流去超市买菜，回家轮流做饭，开发了无数稀奇古怪的菜式。有一天我正在房间里上着课，室友在外面喊“学姐，出来吃饭啦”，我抱着电脑出去，看见桌上一盘用意大利面做成的烤冷面。学业依然繁重，但拥有了听网课的姿势自由，我常常躺在被窝里进入课程链接，听见老院长一边数着人数，一边念叨：“起床了！同学们快起床啊！”
卧室外的小阳台成为了我和室外唯一的链接，没课的时候我就抱着书本坐在阳台晒太阳。小城里的人都很热情，即使是陌生人，只要目光对视就会相互致意。我的阳台在二楼临街，于是路过的行人只要看到我，大多都会远远打声招呼，街对面的老奶奶也会朝我挥手问好，收获一天的愉快心情。
隔壁的巴西同学偶尔会在阳台摆开桌椅，放着音乐小酌，举着酒杯和我聊聊近况。住在楼上的女孩闻声也会打开窗，探出小脑袋加入我们的聊天。大家嘻嘻哈哈地闹作一团，再纷纷回屋做饭，临别时还不忘互相鼓励：“加油，再坚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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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是我的生日，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我去超市买菜的时候顺便给自己买了一个蛋糕派，回家之后却发现桌上已经摆着两个，是两个室友提前悄悄买好的。同学们路过我家，在门口放下了亲手做的抹茶生巧，还有折纸花朵。一到饭点，室友特意煮了一碗长寿面，盯着我吃完。那时的男友也定了软糖蛋糕寄来，国内的亲友则打开视频，端出写着我名字的慕斯，喊我云吹蜡烛，特殊时期的冷清与困顿被温暖填满。
没过多久，大使馆的物资也到了，负责分发的同学收集了大家的住址，打印出地图做好路线规划。另外两个男生接过包裹和地图，骑上自行车沿路投递。我们在群里关注着投递的进展，每到一家就会有人报告感谢，两条路线全部送完时大家一起欢呼，仿佛完成了一项壮举。
我家收到了几包口罩、几盒连花清瘟，并且因为室友一句没吃饱的玩笑，同学还额外送来了自己囤的五斤大米。小城里只有几十个中国留学生，在那时像家人一样相互关心扶持。
封锁时期，政府规定只有购买必要物资、药品等情况才能外出，出门需要随身携带自我声明（包括个人信息、住址、出门事由等）以备检查。警车会24小时在街上巡逻，如果被抓到非正当外出，会面临高额罚款甚至拘留。我家距离超市很近，一两周一次的外出只有不到五十米的路程，虽然贪恋室外的新鲜空气，但也不敢故意绕远。
四月的某一天，我和室友从超市采购完，走到楼下的时候，我忽然转头对室友说：“我不想直接上楼，我想去前面路口看一眼。”然后我往前多走了十几米，在往日再熟悉不过的路口站定，看向市中心的教堂穹顶。我拍下了这久违的视角，沉重的口袋勒得我手指生疼，但也无法抑制住我内心的激动与狂喜。
我像一个故意打破规则的小孩，带着紧张与兴奋只想多停留几秒。那个路口是我几个月以来走到的最远的地方，那几步路也是我唯一的冒险。
五月后疫情逐渐得以控制，我们终于能和其他朋友们相见拥抱。那时我们常常在聚会后，一起在小城里散步夜游。我们路过阿尔伯蒂的大教堂，走到城郊的草坪上，我们在宫殿门口的广场上席地而坐，看着天上云朵飘过，想象自己是一块几百年的石头。
街对面院子里有一棵树，封锁期间我在阳台上看着它开花，然后看着花朵凋零，等我站在它面前时，它已经一身绿叶郁郁葱葱。我们错过了整整一个春天，但夏天如期而至，南欧的阳光永远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课业最忙的时候，我让舍友帮我剪短了头发，我摸着自己扎乎乎的发梢跑到城郊的朋友家。她送我一条白色的裙子，我开心地换上，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到市中心喝酒。我们一群人白天专注于湖边的蜻蜓和日落，晚上沉浸于凉风、酒瓶与白日梦，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之前匆匆回国的同学们，在观望许久后，都决定不会再回来了。因为需要帮他们清理物品办退租，我走进了很多不同的房间。每一个当时匆忙离开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一去就再也不回，所有角落还留着他们生活的痕迹，定格在了他们紧急离开欧洲的那一天：半敞着的衣柜和散落一床的衣服显示出主人离开时的狼狈与匆忙，桌上的半瓶红酒已经落满灰尘，柜子上半袋的饼干被蚂蚁占满，摊开的书页永远停留在了那一页。
那些没能带走的东西，大多都只能被扔进垃圾箱，少部分能用的再被我们拿回家，贵重物品找人带回国内。我站在他们曾经生活的空间里，在这所有琐碎的日常碎片里，真实地感到了时代下每个人的仓惶和无力。
结课后我开始负责做一个访谈计划，组织采访了全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留学生，请他们讲述在疫情时期的日常和改变。收来的采访初稿累计十五万字，最终能呈现出来的内容有限，只能以每篇两万字的问答形式发到网上。发完最后一篇，我在朋友圈说，“开始我也怀疑过，组织这样一个庞杂的采访有何意义，后来我觉得，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采访完成后我去了热那亚，去找之前在志愿者小组结识的朋友，她说带我去海上看鲸鱼。观鲸船驶出了港口，海豚绕着船跳跃，抹香鲸在海面上悠闲喷水，我则在船舱厕所里吐得昏天黑地。
所有人趴在船舷上拍照的时候，我只能趴在桌子上天旋地转，同船的中国女生见状，主动来给我滴了几滴清凉油，说也许可以治疗晕船。我连忙抬头说谢谢，此时舷窗外一只海豚跃出蔚蓝的海面，倒也是一个难得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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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边回家后不久，疫情开始出现反弹，而且比年初更加凶猛。此时课程已经结束，只差论文和答辩，本来的旅行计划也无法出行，再留下显得有些得不偿失。和父母商量后，我决定拿着居留卡回国，以免再度封锁后又陷入被动状态。刚定完机票，意大利每日新增感染已经直逼一万。
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经历过很多事，受到过欺瞒与不公，也接受过很多善意。临走的前一天，同学们送来了自己画的画，邻居阿姨特意让儿子送来了当地的特色糕饼，让我带回去和家人分享，还附上了一封信，说希望我能够快乐。相熟的花店奶奶知道我要走，叫我去店里取告别礼物，她在盒子里装了一个心型的风铃，她说风吹过来的时候，就是想念的声音。
室友们凌晨四点起来帮我收拾行李，大包小包地送我去车站，隔着车窗玻璃朝我挥手。
我在深秋的晨雾里离开了这座小城。
米兰机场此时的航班量已经很少，只有直飞中国的柜台前排着长队，我带着核酸检测报告、自我声明、责任承诺书等一沓资料站在末尾，工作人员拿着喇叭来回维持秩序，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米的安全距离，所有人都在等待中疲惫不堪。
飞机上有许多祖籍浙江的生意人，大多已是中老年，拖家带口的。回国需要填写的资料繁多，他们不会使用这些小程序，转身向我求助。特殊时期我不敢回应，向外躲了躲，希望避免交谈。旁边大叔看出了我的不安，诚恳地说：“你放心，我们没病的，都做过检测了。”我不好再推辞，伸手接过了手机。
我翻开他的护照对照信息，发现他和我父亲几乎同岁，心里忽然一软，耐心帮他填完。刚填完一个，那边又递过来四五本护照，都是他的家人。
申请完五六个海关码，我闭上眼睛准备休息，此时防护口罩已经把我耳朵勒得刀割一样痛，我换成了两层一次性口罩，希望能有所缓解。醒来的时候，那边递过来一个新的防护口罩，我连忙摆手说不用，我自己有。大叔仿佛没听懂，依然平举着，我只好收下说谢谢。
摸了摸皮筋材质似乎比较柔软，我拆开包装正准备试试，那边又递来一瓶免洗消毒剂，哗啦啦地挤了我一手。昏暗机舱里我听见他们的声音，“唉对了，那个丢掉，别要了……这个搓一搓，杀菌。”我把自己裹在陌生人送来的新口罩里呼吸，在穿越亚欧大陆时安稳入眠。
落地在南京，在机场做核酸检测时我朝他们一家人招了招手，交代了如何点开不同人的海关码，然后分流去了不同的队伍。专用的大巴车会把我们带到相应的隔离酒店，分配是随机的，在停车前没有人会知道我们会住在哪里。
下车后我们被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安排进了不同的房间，自动弹回的门在身后关上。我们没有门卡，只有每天取餐和扔垃圾的时候才能打开房门，还要一边身子抵住门扇，防止不小心被锁在外面。
我的房间临街，我常常站在窗口，看外面的人们忙忙碌碌的生活，对面居民楼的灯亮了又灭。因为一下飞机就被送进了隔离酒店，对于回国这件事我在几天后都没有任何实感，我好像在这里，又好像隔了很远。隔离的日子重复而单调，我每天看着无味的饭菜，都在盘算着自己出门后要去吃什么。
中途有一天，医疗组忽然通知我同航班有确诊病例，且正好在我的三排之内，我被列为了医疗观察对象，解除隔离时间不定。我一下慌了神，努力回想自己在飞机上接触过的人。好在后来虚惊一场，医疗组的人在微信里安慰了我许久。
她说她很羡慕我，至少过几天就能回家，他们离家这么近，却已经好几个月不能回去了。
6
解除隔离后，我去见了在南京工作的高中和大学同学，我们天天都往栖霞山上跑，在金陵的枫叶里重新感受到畅快的自由。回家那天，父母来机场接我，我接过母亲的花束，父亲接过我的行李，感叹一声：“终于回来了。”
回家不久后我就开始了线上工作，一直以来我都很幸运，偶尔显露的一点能力总能得到赏识和举荐。回国后我收到了不少前辈的工作邀请，在机缘巧合下，我没有从事之前计划中的建筑遗产方向，而是进入了国内一线的大众媒体。
2020年的最后一场选题会，在场有几十位记者和编辑，我挑了一个角落的椅子坐下，听主编总结工作。疫情是这一年绕不开的新闻话题，在场有几位正是当时奔赴疫情一线采访的记者。我曾经读过那些报道，读到那些文章时我正身处意大利，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几个月后我会和他们坐在同一个会议室里，手拿着纸笔，听他们表达对这份职业的敬畏。
年前朋友和我聊天，提及我最近的工作，她说：“你为什么会去关注别人的事，我觉得那些离我好遥远，和我没有关系。”我笑着说，“可能是因为好奇心吧。”所有事情的发生有偶然也有必然，我想知道他人为何悲伤、为何喜悦、为何痛苦，又为何做出不同的选择。宏大叙事下的个体太难以被看见了，但那些微小正构成了他人全部的生活。
今年的团聚没有再出现紧急情况，新年第二天，我出门陪奶奶散步，走到了县城的公园里。公园边有一条小路，路边散落着生活垃圾，路的尽头有一面墙，墙上写着几个黑漆大字“没有悲观的权力（利）”。那行字歪歪扭扭的，在这小县城的路上显得格外突兀，又仿佛是一种预言。
回国几个月，我有了自己全新的生活节奏，已经很久不再关注意大利的疫情。那天我正在嫌弃家里过年期间重复的饭菜，看见意大利的邻居发来消息，她说：“我的家里已经有人因为新冠去世了，这里的情况还是很严重。我很开心你已经回到了中国，和你的家人们在一起。”我的眼泪忽然就涌上来。
——完——
作者孙小野，建筑设计在读生，关注人与城市，偶尔写字画画。
公众号：野路房间
题图：5月解封后，我们常常从黄昏散步到深夜，在宫殿门口的广场上席地而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