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思想是颠覆性的，他的研究从不讨论传统的哲学问题，以离经叛道、另辟蹊径著称，却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今年是福柯诞辰90周年，他离世也已逾三十年，随着更多文本的出版面世，今天福柯的思想形象同他去世时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

3月19日下午，主题为“今日福柯”的文化沙龙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举行，三位知名的福柯译者及研究者——北京大学教授杜小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汪民安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琼，一起探讨福柯留下的思想遗产，并阐述他们所理解的“福柯的面孔”。

福柯的思想至今仍产生着巨大而持续的影响。不过，吴琼这样描述福柯在中国思想界的现状：“现在福柯在中国依然被流放，真正理解他的人少之又少。我们依然在过福柯所要颠覆的生活。”

“流动”的福柯面孔

杜小真被汪民安称为“国内法国当代哲学研究的带路人”。十多年前，她编译了《福柯集》，收录了福柯学术生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国内经典福柯读本之一。基于对一众法国哲学家的研究，她认为福柯形象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变化不居：“回想福柯的时候，最深的感触还是变化的福柯。福柯的形象从未固定，因为他自己的生命活动，学术活动都在不断变化，好似水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变换位置。”

因此，“异”是她总结福柯时的关键词。这表现在福柯从未只关注一个学科，对哲学、医学、政治学、历史学他都有所涉猎，并对学科产生巨大影响。譬如《疯癫与文明》是对现代医学的思考，《知识考古学》则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人类知识的历史，《词与物》则是一部晦涩而深奥的哲学著作……

此外，福柯也是社会活动的激进斗士。1958年，福柯被法国外交部任命为法国文化中心主任。70年代开始，福柯致力于各种社会运动：他和萨特一起出席声援监狱暴动犯人的抗议游行；他在移民和难民的维权请愿书上签名；冒险前往西班牙抗议独裁者对政治犯的死刑犯的死刑判决。在福柯的后半生中，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是流动的。

杜小真认为，福柯的“异”还表现在他对于已确信的事物的否定。我们从福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中可以窥见一二：“知识分子的任务在任何时代都不是对‘现在’的代言，而是对未来的构想。”知识分子要有“异”的观念，否定当下，否定世界的内部。或许这也正是为什么杜小真说福柯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福柯对确信总是持否定态度。他想这么多事情都是不可确定的，都是有偶然性的，我们有机会去改变。福柯的乐观主义是真正的乐观主义。”

杜小真强调“异”与福柯的关系。她说福柯对权力的变化有着独特的理解。杜小真认为福柯对于权力的思想是引人入胜的，“这并非因为福柯将权力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因为福柯对于权力的多样化的研究。”福柯对权力的研究渗透到了历史学、刑法、心理学等学科。最能说明福柯关于权力思想的异变的，是从《疯癫与文明》到《性史》第一卷的关于权力的解说。

《疯癫与文明》以中世纪如何将麻风病人关起来这段历史入题，探讨疯狂是如何被看做精神疾病的过程。随后，福柯开始分析他更为看重的部分，人们对待疯子的变换过程——从将疯子接受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到现代把他们看做是必须囚禁起来的人、并用残酷的医疗手段对待他们。福柯认为，这种治疗手段处处暗含着当代社会权力的运作。为了加大用于生产的人口和资金，为了安放疯人，社会不得不建立一个专门收容精神病人的场所。疯癫者被社会权力所驱逐，因而被监禁在围墙内，被社会遗忘，最后归于尘土。

“而在1976年出版的《性史》第一卷中”，杜小真说，“福柯由思考被驱逐的逻辑转为接纳的逻辑。”权力并不排除性，福柯思考性在西方的地位，认为性是促进权力的积极一面的活动。《疯癫与文明》和《性史》相比较，可以看出福柯对权力的变异理解。

无论福柯的面孔如何“流动”，他的“异”表现的多么丰富，他都是一个主张人道主义的学者。譬如《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认为现代治疗疯癫的手段应改为非医疗手段（他观察到大部分精神病院内的状况过于残酷），返还疯人与社会交流的权利。福柯的人道主义还体现在他对于解放和自由的看法。杜小真说，福柯强调要尊重个体的“异”，这样才能获得解放与自由。福柯认为“权力无所不在，压迫无所不在”，“真正的解放是反对自己，反对被塑造的、对压迫习以为常的自己。”

杜小真援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句话：“无论事业多么伟大，只要引起孩子的一滴眼泪，那么我就不做。”她引申道，“如果是福柯的话，或许他会说，无论多么高尚的事，只要个体的异被压制，那么我也要斗争到底。”

“他把生活、把世界连根拔起，抛向天空”

作为资深的福柯研究者，吴琼说，1980年代他读到了第一本福柯的书，那是武汉的一个小地摊上售卖的《性史》。后来福柯的中译本慢慢多了起来，大家对福柯的了解也渐渐深入。经过了这些年对福柯、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与理解，吴琼将福柯划定为富有先知主义色彩的哲学家。“福柯的思想能够把生活、把世界连根拔起，抛向天空。除了尼采，只有他拥有这样的力量。在福柯的凝视下，我们有一种失重感。”

吴琼解释道，传统的思想家们注重完善、更新学术概念，并建立成熟的学科体系，解释“是什么”的问题。而福柯从来不关注“是什么”，他更关注的是每一种思想如何进入世界内部，用什么技术打开世界。“福柯在探讨权力的时候几乎没有解释权力的概念，这完全不重要。福柯关注的是权力是在哪些渠道进入世界的。”吴琼说，福柯将权力看做是一种技术手段，通过不同的侧面分析权力在各个角落的影响。在《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等著作中，福柯分析了现代监狱与精神病院制度，而这里处处透漏着福柯对其中的不合理的权力运作的思索。

同样具有颠覆性的，还有福柯对于“个体”的探讨。编有《福柯的面孔》、《福柯文选》等系列福柯读本的汪民安以哲学史的视角，阐述了福柯关于自我的提问焦点。在现代性产生的早期，16到17世纪，由近代知识包裹而成的“主体”的概念开始出现。笛卡尔为代表的17世纪哲学家们开始思考，“人是什么”。随后，19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把焦点放在“我”是什么的问题上，开始思考具体的人暗含着什么样的深意。

福柯却全然颠覆了哲学史上的思路，汪民安认为，他关注的是“我”如何被塑造出来的。一个懵懂无知的孩童如何成长为具有独特个性、学识的现在的人？福柯引入了他的历史学观点。他强调历史对于塑造此时此刻的人的重要影响。基督时代的人必定受到古希腊时代遗留的历史文化的影响，现代的人必受到基督时代的影响。汪民安说：“福柯认为今天的人是一步步被打造成这个样子的。福柯是第一个这么思考的人。”

福柯认为，在现代社会，“我”是通过对知识学科的学习塑造出来。汪民安说，“在学习具体学科的过程中，人具备了自己的知识形象。此外，人们也具备自己塑造自己的能力。”人们可以学习训练自我、管理自我的技巧和手段。

然而讽刺的是，福柯同样认为知识是一种统治人的力量。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知识已经无法和学校分离。而学校正是福柯所认为的和医院、监狱并立的权力系统之一。在学校，人的行为受到规范，被加以管制。人不仅仅是权力行使的对象，又是权力行使的工具。这多少令人有点毛骨悚然。

福柯的思想是深奥而富有颠覆性的，同样，“他的书写方式在哲学家、史学家中前无古人。”汪民安说。“福柯和传统的哲学家完全不一样，从来没有人写疯子、性、监狱的历史。他的文字是叙事性的，形象化，富有感染力。”或许这与福柯所喜爱的学者大部分是作家兼哲学家有关。“早期福柯的作品富有激情，文字澎湃、饱满；而晚期他走向了平实、典雅的写作。在《疯癫与文明》里，他将诗意和准确性高度结合在一起，对于学术著作而言是难得的。学院可以创造学术，但无法复制福柯。”汪民安说。

德里达说，“人虽远去，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着我们。”杜小真认为，在今日，福柯也是这样的存在。关于那些与我们日常生活紧紧缠绕的主题，福柯并没有给我们太多对应的举措。把生活连根拔起，抛向天空，这只是他希望人能拥有的一种思考态度，旨在引导我们进行思索。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