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二战后在东北长大的日本遗孤

扫一扫下载界面新闻APP

二战后在东北长大的日本遗孤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们一生。

图片来源:网络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日本关东军一边征召“开拓团”青壮年男性抵挡一边仓皇撤退。12岁的日本女孩和惠(音译)与父母及弟妹一家五口也随之踏上了艰辛的逃亡之路。天气一天冷过一天,9月底,在逃亡途中,和惠的母亲大出血而死,年仅三十,不久她的父亲死于重感冒。

同年秋,和惠姐弟三人被老刘家用一架牛车拉到了光明村,算是被收养。这儿是黑龙江宁安市,隔壁是土城子村,四面都是城墙根。他们都有了中文名字,和惠名叫李凤芝,妹妹叫朱桂芳。弟弟后来因肺炎也去世了。37年后(1982年),当她们姐妹俩回到故土日本并定居下来时,从外到内都跟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两样。

1938年李凤芝一家,右起第二是5岁的李凤芝

李凤芝一家是作为开拓团成员来到中国东北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全境。日本政府于1936年5月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设想自1937年起,用2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500万人。据估计,彼时东北人口将从3500万增至5000万,而日本人口将占十分之一。这一计划被广田弘毅内阁当作“七大国策”之一,移民俨然已成为继日本派往海外攻城略地的陆、海、空三军种之后的“第四军种”。

自那之后的9年间,日本组织了共计14批次总数达20万人的移民,大批农业贫民涌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为了减少本人及家属的阻力,移民采取“分村分乡”形式,农户阖家阖村被送到东北。这些人大都来自偏远贫穷的乡镇,土地狭小贫瘠,而在日本政府的描述里,“满洲大片的旷野亟待开拓,土地肥沃,无需施肥作物就能生长”。

开拓团进入东北后,日本政府强制用低价收购土地,中国农民则被迫迁居到新设立的“集体部落”里,事实上沦为廉价劳动力。据《梦碎满洲——日本开拓团覆灭前后》一书记载,日本地方官员濑岛幸三郎回忆:“所买之地全都是以惊人的便宜价格收买的,就连我本人都甚感惊讶。”

日本宣告投降以后,散落在东北乡野之中的开拓团受到命运之手的嘲弄。出于“效忠天皇”或担心中国人报复等原因,有的团选择集体自杀——在被称为“鬼子营”的黑龙江省方正县赵炮屯开拓团,团民就集体自焚。2011年7月,方正县为开拓团建起纪念碑,先是被网友泼油漆,随后被当地政府连夜拆掉不知所踪,这一事件就曾触动中日之间恩怨纠缠的历史神经。

到1945年中日停战时,约有8万名开拓团成员或战死,或因自杀、伤病、营养不良而死。更多的成员成群结队,带着家中仅有的钱粮逃往哈尔滨、大连等大城市,希望在那里找到回日本的路。

由于成年男子全部应征入伍,开拓团里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妇孺。在疫病和冻饿交加之中,团民成批成批地死去,还有一些人被当地愤怒的百姓打死,留下大量幼儿无人照料。在聚焦日本遗孤的纪录片《土城孤儿》于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的首映式上,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介绍说,留在中国的孤儿大约有5000人。他们被中国人抱养,改革开放后大部分人返回日本,《土城孤儿》里的李凤芝就是其中的一个。

《土城孤儿》首映式,中间为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右一为《土城孤儿》导演戴君良

李凤芝记得,母亲去世时她数了数四周的坟头,有500多座,全都是在逃难路上死去的日本人。被收养后,养父嫌她年纪太大想把她送回土城子,李凤芝躲进柜子里,是她的小姨说服养父,这才把她留了下来。由于三个孩子负担太重,李凤芝的弟弟和妹妹很快就被送出去了,后来弟弟死于肺炎。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遗孤开始了寻亲之旅,但一直到1981年前后才有了两国政府方面的协作。从这时起遗孤分批回国,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前后共有31批共2121名遗孤回到日本,算上他们的孩子及亲人,这个数字是5800人。

1982年,50岁的李凤芝和妹妹朱桂芳回日本山口县定居。李凤芝育有六女一子,朱桂芳育有六子一女。李凤芝从东北带回一坯土,放进父母的坟里,这就算让他们魂归故里了。第一次和舅舅见面,他不敢相信有生之年竟还能见到外甥女,让翻译问她是否还记得姥姥家什么样。

在日本人眼里,李凤芝完完全全是个中国人。她不会日语,在商店里包装蔬菜,别人问什么都不吱声。

《土城孤儿》首映式现场

开拓团遗民一直是日本社会一道深重的伤痕,围绕这个主题产生了大量的文艺作品。1995年,根据山崎丰子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地之子》就讲述了一名遗孤陆一心在中国成长的经历。

陆一心最终选择留在中国。据汤重南说,事实上留在中国并且小有名气的遗孤就有60多名。不过,更多的人如李凤芝,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选择了回国。来参加《土城孤儿》首映式的矢板明夫的父亲就是战争遗孤,1988年回国。矢板明夫操着一口几乎听不出口音的中文,他现在的身份是《产经新闻》驻北京记者。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困扰了李凤芝们一生。他们回国后,即便工作已达10年以上,每月也只能按规定领取4万至5万日元的养老金,这在日本根本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支出。2002年,600余名遗孤就曾状告日本政府,要求其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在和普通中国人一起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工业建设、文革和改革开放后,许多回国的遗孤构成了日本中日友好团体的核心力量。他们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汤重南就举例说,长春日本遗孤、诗人于德水在日生活期间曾作《思乡》诗——“身在扶桑心在华,萍踪万里到天涯。樱花满目惟催泪,夜夜魂梦到旧家”。

《土城孤儿》制作团队在日本采访李凤芝时,一大家人煮了一锅饺子,桌上摆着各式东北菜。“我到现在都还是一个中国人的想法,都在心里。还没忘呢。”她说。

李凤芝一家在日本,前排右起第二为李凤芝

不过,随着年岁渐增,李凤芝再也没回过中国。她的童年好友李桂芳85岁了,精神矍铄,盘腿在炕上坐着,“连个电话你也没有啊,白他妈好一回。”小时候李桂芳教李凤芝说话,做饭,抽烟,领着她上夜校。

李桂芳的话让观众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也是《土城孤儿》导演戴君良期待的效果。在采访过程中,他听说中国人帮日本遗孤隐瞒身份,甚至宁可吃糠也要把馒头留给孩子,但他无意煽情。这段20多分钟的短片在一中一日的隔空喊话中,像家庭录影带一样将已经中断的沟通重新衔接起来,颇有余味。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评论

暂无评论哦,快来评价一下吧!

下载界面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博

二战后在东北长大的日本遗孤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们一生。

图片来源:网络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日本关东军一边征召“开拓团”青壮年男性抵挡一边仓皇撤退。12岁的日本女孩和惠(音译)与父母及弟妹一家五口也随之踏上了艰辛的逃亡之路。天气一天冷过一天,9月底,在逃亡途中,和惠的母亲大出血而死,年仅三十,不久她的父亲死于重感冒。

同年秋,和惠姐弟三人被老刘家用一架牛车拉到了光明村,算是被收养。这儿是黑龙江宁安市,隔壁是土城子村,四面都是城墙根。他们都有了中文名字,和惠名叫李凤芝,妹妹叫朱桂芳。弟弟后来因肺炎也去世了。37年后(1982年),当她们姐妹俩回到故土日本并定居下来时,从外到内都跟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两样。

1938年李凤芝一家,右起第二是5岁的李凤芝

李凤芝一家是作为开拓团成员来到中国东北的。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东北全境。日本政府于1936年5月制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设想自1937年起,用2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500万人。据估计,彼时东北人口将从3500万增至5000万,而日本人口将占十分之一。这一计划被广田弘毅内阁当作“七大国策”之一,移民俨然已成为继日本派往海外攻城略地的陆、海、空三军种之后的“第四军种”。

自那之后的9年间,日本组织了共计14批次总数达20万人的移民,大批农业贫民涌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为了减少本人及家属的阻力,移民采取“分村分乡”形式,农户阖家阖村被送到东北。这些人大都来自偏远贫穷的乡镇,土地狭小贫瘠,而在日本政府的描述里,“满洲大片的旷野亟待开拓,土地肥沃,无需施肥作物就能生长”。

开拓团进入东北后,日本政府强制用低价收购土地,中国农民则被迫迁居到新设立的“集体部落”里,事实上沦为廉价劳动力。据《梦碎满洲——日本开拓团覆灭前后》一书记载,日本地方官员濑岛幸三郎回忆:“所买之地全都是以惊人的便宜价格收买的,就连我本人都甚感惊讶。”

日本宣告投降以后,散落在东北乡野之中的开拓团受到命运之手的嘲弄。出于“效忠天皇”或担心中国人报复等原因,有的团选择集体自杀——在被称为“鬼子营”的黑龙江省方正县赵炮屯开拓团,团民就集体自焚。2011年7月,方正县为开拓团建起纪念碑,先是被网友泼油漆,随后被当地政府连夜拆掉不知所踪,这一事件就曾触动中日之间恩怨纠缠的历史神经。

到1945年中日停战时,约有8万名开拓团成员或战死,或因自杀、伤病、营养不良而死。更多的成员成群结队,带着家中仅有的钱粮逃往哈尔滨、大连等大城市,希望在那里找到回日本的路。

由于成年男子全部应征入伍,开拓团里剩下的大多是老弱妇孺。在疫病和冻饿交加之中,团民成批成批地死去,还有一些人被当地愤怒的百姓打死,留下大量幼儿无人照料。在聚焦日本遗孤的纪录片《土城孤儿》于中国传媒大学举行的首映式上,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介绍说,留在中国的孤儿大约有5000人。他们被中国人抱养,改革开放后大部分人返回日本,《土城孤儿》里的李凤芝就是其中的一个。

《土城孤儿》首映式,中间为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右一为《土城孤儿》导演戴君良

李凤芝记得,母亲去世时她数了数四周的坟头,有500多座,全都是在逃难路上死去的日本人。被收养后,养父嫌她年纪太大想把她送回土城子,李凤芝躲进柜子里,是她的小姨说服养父,这才把她留了下来。由于三个孩子负担太重,李凤芝的弟弟和妹妹很快就被送出去了,后来弟弟死于肺炎。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遗孤开始了寻亲之旅,但一直到1981年前后才有了两国政府方面的协作。从这时起遗孤分批回国,据日本方面的统计,前后共有31批共2121名遗孤回到日本,算上他们的孩子及亲人,这个数字是5800人。

1982年,50岁的李凤芝和妹妹朱桂芳回日本山口县定居。李凤芝育有六女一子,朱桂芳育有六子一女。李凤芝从东北带回一坯土,放进父母的坟里,这就算让他们魂归故里了。第一次和舅舅见面,他不敢相信有生之年竟还能见到外甥女,让翻译问她是否还记得姥姥家什么样。

在日本人眼里,李凤芝完完全全是个中国人。她不会日语,在商店里包装蔬菜,别人问什么都不吱声。

《土城孤儿》首映式现场

开拓团遗民一直是日本社会一道深重的伤痕,围绕这个主题产生了大量的文艺作品。1995年,根据山崎丰子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地之子》就讲述了一名遗孤陆一心在中国成长的经历。

陆一心最终选择留在中国。据汤重南说,事实上留在中国并且小有名气的遗孤就有60多名。不过,更多的人如李凤芝,出于现实的考虑还是选择了回国。来参加《土城孤儿》首映式的矢板明夫的父亲就是战争遗孤,1988年回国。矢板明夫操着一口几乎听不出口音的中文,他现在的身份是《产经新闻》驻北京记者。

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困扰了李凤芝们一生。他们回国后,即便工作已达10年以上,每月也只能按规定领取4万至5万日元的养老金,这在日本根本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支出。2002年,600余名遗孤就曾状告日本政府,要求其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在和普通中国人一起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工业建设、文革和改革开放后,许多回国的遗孤构成了日本中日友好团体的核心力量。他们对中国怀有很深的感情。汤重南就举例说,长春日本遗孤、诗人于德水在日生活期间曾作《思乡》诗——“身在扶桑心在华,萍踪万里到天涯。樱花满目惟催泪,夜夜魂梦到旧家”。

《土城孤儿》制作团队在日本采访李凤芝时,一大家人煮了一锅饺子,桌上摆着各式东北菜。“我到现在都还是一个中国人的想法,都在心里。还没忘呢。”她说。

李凤芝一家在日本,前排右起第二为李凤芝

不过,随着年岁渐增,李凤芝再也没回过中国。她的童年好友李桂芳85岁了,精神矍铄,盘腿在炕上坐着,“连个电话你也没有啊,白他妈好一回。”小时候李桂芳教李凤芝说话,做饭,抽烟,领着她上夜校。

李桂芳的话让观众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也是《土城孤儿》导演戴君良期待的效果。在采访过程中,他听说中国人帮日本遗孤隐瞒身份,甚至宁可吃糠也要把馒头留给孩子,但他无意煽情。这段20多分钟的短片在一中一日的隔空喊话中,像家庭录影带一样将已经中断的沟通重新衔接起来,颇有余味。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