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4日，情人节。在香港最繁华地段之一的尖沙咀广东道，游客们穿梭于海港城和中港城购物，大概没多少人会留意到，这两个大型商场中间街道的一个角落里，嘉禾港威电影城在当日宣布了关门的消息。
“陪伴大家20多年的嘉禾港威因租约期满，将于2月15日结束营业，感谢各位一路对嘉禾港威的支持。”影城的结业公告这样说。该影城最后一场放映的电影是当晚22时10分的《美人鱼》。
已经经营了20多年的嘉禾港威电影城在香港小有名气，曾经多次被借作电影场景。在《无间道》中，刘德华饰演的刘健明与曾志伟饰演的韩琛见面就约在这里，而刘建明被梁朝伟饰演的陈永仁跟踪，差点被识破其卧底身份，也是在剧院后巷拍摄的。另外《色情男女》、《周末狂热》、《心猿意马》等电影，也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摄。
《无间道》编剧之一的庄文强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回忆，当年选择嘉禾港威作为电影场景之一完全是剧情需要，执行上也方便，“拍摄很顺利，比通告早了几个小时完成。唯一的小插曲是，曾志伟看着银幕上的电影不自觉在台词中说了句脏话。结果，当然要重拍了。”
对于嘉禾港威的结业，庄文强说，“每一间戏院关门，我都很不舍。”1970年代以前，香港市民观赏电影都要到电影院，习惯把电影院称为“戏院”。
香港的电影院对庄文强来说，不仅是呈现自己作品、与观众交流的地方，更是他童年的全部回忆。因爸爸是影院经理，庄文强从小就在影院长大，用他的话说，“无论好片烂片，每部都会在影院看过十几次甚至一百次，大家都说我是香港版的《星光伴我心》（内地翻译为《天堂电影院》），对我来说，影院就像家一样。”
庄文强记得他第一部看得懂的好莱坞电影是奥黛丽·赫本主演的《偷龙转凤》（How to steal a million）。此外，他看了一百遍以上的《英雄本色》，看《秋天的童话》从上映第一场到只有几十个观众，看《星光伴我心》哭到电影放映结束也离不开座位。坐在前几排同样哭到一塌糊涂的，是后来与洪金宝等创建D&B电影公司的香港电影制片人同时也是演员的岑建勋。
尽管承载着像庄文强这样的电影人和普通观众的众多美好回忆，但香港人不得不面对的是，这些年香港电影院正在慢慢减少。那些逐渐消失的电影院，共同见证了香港电影的辉煌，也见证了香港电影衰退的阵痛。
1994年开业的嘉禾港威是橙天嘉禾娱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橙天嘉禾）在香港经营的院线品牌。
1970年，亚洲电影大亨邹文怀、何冠昌及梁风共同创立了嘉禾公司。1977年，嘉禾公司在香港开设了该公司旗下的首家电影院。1992年，嘉禾在新加坡开设亚洲首个10影厅的多厅影城。1994年，嘉禾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1132.HK）。李小龙、成龙、张曼玉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电影明星都出自嘉禾。在香港电影盛世时期，嘉禾是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发行公司之一。
2007年，内地娱乐公司橙天娱乐集团的董事长伍克波透过橙天娱乐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成为嘉禾第一大股东。2009年8月，嘉禾公司正式易名为橙天嘉禾。目前，橙天嘉禾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新加坡等地区经营98家影院共726块银幕，并为当地主要电影发行商之一。
事实上，嘉禾港威并非2016年香港倒闭的第一家影院。经营了17年，位于九龙塘又一城的AMC电影院由于租约期满，于2016年1月3日结业。
香港AMC影院、百老汇、Palace这三个院线品牌，都由香港安乐影片有限公司（Edko Films Ltd）管理。该公司的行政总裁刘少文同时也是百老汇院线首席执行官。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刘少文表示，她自2006年起管理“AMC又一城”店，可是商场业主大幅加租，2016年租约期满后不得不离场。刘少文不愿透露加租幅度，只说幅度很大。
AMC Entertainment是美国第二电影院公司，在2012年5月以26亿美元（约合201.76亿港元）被中国内地的万达集团（下称万达）收购。在被收购一年后，即在纽交所上市并成功融资4亿美元（约合31.04亿港元）。2015年12月，AMC以1.27亿美元（约合9.86亿港元）收购了连锁影院Starplex Cinemas。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就是AMC旗下出品。
2016年3月4日，AMC又宣布将以11亿美元（约合85.36亿港元）收购美国连锁影院卡麦克影业（Carmike Cinemas）。此举，将使万达院线成为全球最大连锁院线。
香港首家AMC影院就是“AMC又一城”，1998年开业，一度是香港拥有最多银幕的电影院。彼时，看着攒动的人头，香港电影业内的人士不会预想到，即便电影工业的制作水准仍是欧美领先，院线之争却是中国胜出。但，香港的电影市场，毕竟是越来越小了。
嘉禾港威倒闭之后，2016年2月22日，香港东涌区唯一的一家电影院——东荟城UA电影院也传来将在4月结业的消息。这一消息引起东涌区居民的强烈不满，超过1700名市民在社交网络联署签名，要求保留东荟城的电影院。
东荟城UA电影院是全港第一间内设酒吧的影院。据《东方日报》报道，该影院结业源于东荟城附近的地皮即将被发展为零售及酒店综合项目，东荟城需配合作局部改建。
香港近些年相继关门的电影院，还有新元朗中心的百老汇、尖沙咀华懋广场电影院等。市民人数较多的沙田本来有多间电影院，也逐一倒闭。曾一度作为地标建筑的沙田UA电影院关闭，成为不少当地居民的遗憾。
香港戏院商会有限公司（下称香港戏院商会）提供给界面新闻的数字（数据从1989年开始）显示，1989年，香港电影院总数为121家，随后开始每年都有减少。在1997年时，香港电影院首次跌破100家，只有89家。从2006年开始，香港电影院的数量基本维持在47家左右。
另一个与之呼应的数据是，香港电影院的座位数也一直在下跌。根据香港戏院商会提供的电影院座位数字（数据从1993年开始）显示，1994年的座位数是12.5万个，每年都在下跌，2015年底仅余3.75万个座位。
1970年代，香港的电影院特点是大。一家电影院一个公司自己经营，电影院只有一个大银幕。集团式拥有电影院经营者不多，以经营方自有物业居多。
1965年，港英政府编制了《土地利用计划书》，当时电影院被纳入为文娱设施（Recreational Facilities)，列明每1000人口需有38个电影院座位。
自此，后期港英政府在发展新市镇或卖地之时，皆会参考此指引，加入条款以引入电影院这文娱设施，为当区的居民着想。而且，被政府划定为文娱设施的土地，租给电影院后，不会租予餐厅、名店等。
经过几次修订，《土地利用计划书》重新命名为《香港发展纲略》，至后期《香港发展纲略》易名为《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
城市发展在动态中演变。到了1980年代，业界突然发现，电影院已被剔除出文娱设施之列，被更改列入为商业零售设施（Retail Facilities），在地区规划时并没有限定每多少人口需要有多少电影院座位。
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直到今日，香港电影院的属性仍然没有改变。香港戏院商会等业界协会，都经常向电影发展局反映，希望协助向有关当局提出“重新将电影院纳入地区规划文娱设施之一”，让电影院与其他社区设施如图书馆，文娱中心，青少年服务中心等一样，在进行地区规划时，仿效以往的做法，规定达到多少人口便需要有相应比例的电影院座位数目。
《无间道》的编剧庄文强，也是香港电影发展局的委员之一。庄文强坦言，香港电影院的关闭，最致命的原因就是租金。“1970年代时，港英政府规定全港每个分区必须根据人口设有某数量影院座位，地产商获得地皮后，有责任在商场内兴建足够座位之影院，以后不得改作其他用途。如改建其也用途，需付出惊人的补地价，是以1990年代前，香港共有百多间影院。不知何时，政府取消了这规定，又因地产价格倍升，令本来惊人的补地价变得相对便宜，地产商都乐意付款把影院改建成更有经济效益的名店商场。目前政府正重新检讨，计划回复以往的影院政策。当然，阻力是不少的。”
上文提及的嘉禾港威，位于尖沙咀广东道港威大厦，界面新闻记者翻阅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数据显示，核心地区甲级写字楼的租金指数，以1999年为标准100来计，尖沙咀地区的租金指数已经从2005年的105.9达到2015年的208.6，足足翻了一倍多。
该电影院所在的商场店铺，大部分为高级品牌零售皮包、化妆品美容专柜、名店及食肆。
界面新闻记者翻阅橙天嘉禾2002年中期年报显示，该财政年度与上一财政年度相比，由于香港市场情况欠佳，电影院经营收入减少1200万港元，票房总收入由5.6亿元下跌至4.3亿元，下跌幅度达24%。
根据公开资料，时代广场UA电影院2012年的月租金为110万港元，一年的营业额约4000万港元。然而2012年1月31日，法国奢侈品牌LV以2000万港元月租夺得该电影院的原铺位。这是一个即使电影院天天全院满座也不可能负担的数目。
现在香港“主流”的电影院已没有大银幕，而是多院多线的迷你影院，多需依赖在大型商场内经营生存。电影院选址一般在人流畅旺的商业区，但这些地区的地铺租金往往较贵。由于电影院在商场内的所需面积比其他行业要多，地产商租给其他行业的回报率相较比租给电影院为高，地产商在权衡利益后出现不愿租给电影院商的情况。许多人口众多的地区，更是完全没有电影院。
香港电影院生态日趋不均衡，香港戏院商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0月，香港电影院共47间，分布在港岛区11间，九龙区21间，新界区15间。香港18个区中，深水埗区、大埔区和北区，完全没有电影院，近百万名居民需要乘车跨区才能看电影。
“香港电影院经营生态的改变从1980年代开始。”香港戏院商会的副理事长崔显威说。他同时也是香港银都娱乐副总经理，在电影行业浸淫了41年。
崔显威告诉界面新闻记者，1980年代初期建立的沙田UA第一次引进有6个厅的影院，从那之后建立的电影院都是在大商场里，并以多厅形式经营，直到现在电影院都在大商场里，一个电影院最多是12个厅。
对于经营方式的改变，崔显威指出，现在基本很少有拥有地租的业主自己来经营的电影院，其他都是电影院方跟业主合作经营，并采取“包底分账”的模式，经营好坏全靠影院自己。“现在的票房都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周，采取了‘包底分账’模式后，分账一般是发行公司收益高。”
“现在香港电影普通一部收1000万港元票房，可能第一个礼拜就收到700万港元，但慢慢往后就没有票房了，”香港戏院商会副会长鲍文范说，他以100港元的票房收入为例，其中50港元是与发行方约定的包底分账的成本，剩下50港元的至少25港元要交给租金，其后是影院自身的成本，包括人工、装修、设备和水电费等，最后的利润都不到5港元。
以港产电影为例，崔显威分析，港产片的票房分成有个行规，电影院经营者拿到的一般会比片方低一点，大概是五成以下。平均而言，港产电影若票房较好，第一周票房达到约定的某个数字后，首周分账是六四开，电影院经营者拿四成；之后，电影片和片方对半分账。
“所以投资电影院的利润很低，业主一开始是投资影院做生意，后来发现利润低，投资就减少了。而且平常工作日，电影院尤其没有什么人看电影。”鲍文范说。
鲍文范在电影业内工作了52年，旗下有马鞍山戏院。马鞍山电影院为独立经营的院线，不属大集团，也不设网上订票，名副其实是电影院中的“小店”。鲍文范在接受香港媒体受访时曾“吐槽”，生意愈来愈难做，电影院要求存，就要积极求变，例如分拆影院、添置新的数码放映机等。
但当界面新闻记者问及“影院减少，香港票房收入却在上升”的情况时，鲍文范立刻指出是因为“票价高了”。鲍文范说，在1990年代，票价仅在30港元-45港元之间，但现在电影市场发展迅猛，3D电影票价拉高了票价，香港电影票价上升幅度很大。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已退休的总监卓伯棠，同时也是香港政府电影发展局委员，他在《国内电影院银幕高速增加，香港电影院业前景则令人忧心》的评论分析文章中指出，在区内人口最密集的城市，香港电影院的数目与设施是严重不足的，根本不配称为电影的制作中心。
经过1960年代的粤语片高峰期后，港产片自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再度活跃，在整个1980年代急速发展，票房纪录创高。
自1982年第一间多银幕式的京华电影院出现后，多银幕式电影院取代了大型电影院，历史悠久的大型电影院经不起地价高涨带来的冲击，先后拆卸改变用途或保留一些迷你影院。集团式经营者也陆续出现，如安乐、华懋、橙天嘉禾、UA集团、AMC集团及洲立MCL集团等。这些集团式经营者，多采用租地建设电影院的模式经营。
然而，香港电影工业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整个生态发生改变，又遇到盗版影碟猖獗，香港电影票房和入场人数于1990年代中开始显著下降。不少旧电影院遭拆卸转作其他商业用途，整体数目大减。
香港戏院商会为香港特区政府指定的电影院业界代表，成立于1950年，成员均为香港电影院商。崔显威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所有想要成立新的电影院或者旧的影院租约期满，面临比较艰难的地方就是经营成本高，成本主要是租金。银都娱乐旗下有位于九龙湾的影艺影院。
“目前做影院生意的利润率实在太低，运营情况十分艰难。”崔显威和鲍文范今年2月底接受界面新闻记者专访时持相同看法。
界面新闻记者查询橙天嘉禾的年报显示，2011年该集团旗下香港电影院线的平均净票价为56港元，2013年为69港元，2014年6月为73港元，到2015年6月，这个数字是80港元。
面对租金压力、经营利润低等问题，两位电影院老板在分析原因之余，却仍然对香港的电影院抱有希望，希望将来能够争取到香港电影院发展的契机。
鲍文范认为，电影院的改变要从自身开始，把放映技术提高，多引进3D、4D电影，以满足观众。崔显威则表示，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很多，从事这一行业的人不想香港观众没有平台看电影，所以一方面会提高影院自身服务素质，另一方面会积极要求政府想想办法，和发展商协商。“我们常说，要达到业主赢，经营者赢，观众赢三赢的局面。”
界面新闻记者留意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6年的《施政报告》宣布，研究以地契条款方式增加本港电影院数目，“政府正积极考虑通过地契条款，要求发展商在合适的发展项目中加入电影院”。
崔显威以“声、光、座”的业界说法为例，“声音、光线、座位”这三样，电影院的数字化和改建都是电影业界人士自己谋求改变发展的结果。
除了政策层面的支持和硬件设施的改进，放什么电影能吸引观众买票进场也是电影院能否生存下去的因素之一。
十多年来，随着内地电影市场的火爆，不少香港电影人北上拍片。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周星驰的《美人鱼》，这些在内地收获了几亿甚至几十亿票房的电影无一不是合拍片。
不过，庄文强认为香港影人的北上、甚至所谓华语制作中心的转移与香港电影院的减少没有必然联系。“所谓制作中心这回事，从来都是性价比和竞争的问题，制片人都是哪里便宜去哪里，哪里有技术去哪里，哪里的优势乎合制作去哪里。这几年，香港制作少了，反而多了融资活动、多了合约在香港签订、多了商业会展生意等等有关电影的服务性支援，反映香港在法制和金融上的优势，可能令香港演变成华语电影业融资或业务发展中心。”
庄文强说，“香港是开放型市场，影院总有片可放，影院经理们更乐得一天到晚放外国片，生意十分好，只不过比较名店和药房，是没得比的。不见得电影人多在香港拍片，地产商就愿意赚少一点。”
至于为什么大多数合拍片能在内地收获大量观众，反而在香港冷遇，庄文强认为还是“两地文化存在差异”的问题。
“两地文化始终存在差异，需要时间拉近，目前速度已是飞快的，两地电影人亦在努力，请耐心等待。另，这两年来，行内争论最多的问题是：由于内地大部份票房收入来自三四线城市，内地合作伙伴多会要求作品尽量简单，甚至有时会被要求拍一些笨一点的东西，这趋势不只反向拉远两地文化的距离，研究内地市场，亦观察到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口味上的撕裂，这是头痛的问题，正努力解决中。”
近两年香港电影界涌现出不少新人导演，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狂揽13项提名的电影《踏血寻梅》就是影评人出身的翁子光导演和编剧的。他此前的导演处女作《明媚时光》也曾获得2010年金像奖最佳新晋导演奖的提名。此外他还是电影《僵尸》和《救火英雄》的编剧。
除翁子光之外，《风暴》导演袁锦麟、《狂舞派》、《哪一天我们会飞》的导演黄修平、《僵尸》的导演麦浚龙等新生力量的出现，也弥补了人们口中从未断绝过的香港导演青黄不接的遗憾。
两年前，时任香港金像奖主席的陈嘉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预测，“以前香港的电影公司都去投合拍片，现在内地电影公司不乏资金，香港电影公司在内地投资的空间越来越窄，所以投回香港市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需要，而且也是方向。这两年你会发现多了一些港片，慢慢地，他们又回到亚洲市场，回到台湾市场，希望能抓回一些成本。”
作为香港电影发展局的委员，庄文强也提到了特区政府于2013年3月推的“首次剧情片计划”，目前已成功举办两届。“这些作品全部都是极低成本下（低至200万港元成本）完成的，第一届的作品将面世，我可以负责任说：都是优秀的电影。当然，能回收多少，我目前还不懂猜测，不过起码让新导演有出路。”
庄文强期望香港政府能把大部份资源都放到这计划上，“这样，每年起码让八至十个新人有机会踏出第一步，让他们的作品说话，然后展开他们的电影事业。”
电影发展基金最初于1999年成立，以资助有利香港电影业长远发展的项目。香港政府于2007年4月成立香港电影发展局，并在2007年7月将3亿元注入发展基金，为中低成本的电影制作提供部分融资，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处负责管理发展基金。
香港电影发展局秘书长冯永接受界面新闻记者访问时表示，在2003年内地和香港签订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后，合拍片为香港导演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题材。
对于香港和内地合拍片，冯永表示，作为大投资的商业合拍大片是目前市场的主流片，香港电影要走这条路，找到内地的合伙伙伴，才可以生存下去，“只要香港的电影人才有出路，政府就很开心。”
2015年5月，政府再向发展基金注资2亿港元，推出新计划，资助制作预算1000万港元以下的小型电影的制作经费。对于小制作电影，冯永指出，这是香港电影的另一条出路，即并非市场主流的小片，也是政府基金投资的重点，发掘新的导演，让他们摸索自己的风格。
冯永表示，目前香港电影行业的新人还不够多，经历1990年代到2000年代中间的10年低潮，电影行业台前幕后的人才都出现断层，所以政府电影发展局提供基金鼓励让他们多拍电影，重新建立起香港电影人才库，“电影工业存在不存在的关键，就是人才的问题，我们电影发展局考虑的是如何培养新人。”
对于香港电影的未来，庄文强则一再强调有信心，“第一、现在拍片的门槛低了很多，只要你有想法，找几个朋友，一部照相机一台电脑就可以了。第二、做了两年独立短片的评审，我发现了不少天份比我高很多的年轻创作人，人才不是问题，问题只在机会，所以政府如能制造多一些机会，就可以提高命中率。当然最后能否修成正果，也看各人造化。差的条件才能孕育好的人才，吃得苦，最后能留在行业，成骨干的，肯定不是泛泛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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