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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影院之前，已经能够从片名《我的姐姐》和释出的预告片中猜测出影片的大致情节，甚至能够预料到故事的情感走向。但即便有所预设，电影中对性别不平等控诉的直白程度，以及“长姐如母”、“血浓于水”等观念下女性遭遇的直观呈现，依然令我感到震撼并因此产生强烈的共情。

女性导演与编剧拍摄的女性题材电影的确具有很强的女性特质。电影聚焦“重男轻女”这一家庭痼疾下被忽视的“姐姐”们，但不止于“姐姐”，而关注到了“姐姐”这个称号背后身为个人的女孩。故事的设置折射出现实存在的困境，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许多女孩不得不成为家庭的牺牲品。

2015年“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后此类情况更甚：许多父母忽视孩子的意愿生下二胎，却因为年龄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或是遭遇意外事故，养育小孩的责任被转移到已经长大的孩子身上，但其实成年的孩子也才刚刚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抚养幼年弟妹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人生。《我的姐姐》正以此为主线，故事围绕张子枫饰演的姐姐安然骤然失去双亲后如何处理弟弟的抚养问题展开。

也许故事的设定屡见不鲜，但《我的姐姐》的珍贵之处在于，以女性的视角来诉说“重男轻女”的阴影下女孩们遭遇的不公，这在国产电影中是罕见的。并且，电影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呈现这些遭遇，细节丰富，但为想象留白。

比如，电影开头的车祸现场，警察要求安然出示证件来证明自己与死者的亲子关系，因为死者的手机里只有他们与一个男孩的合影，照片上的缺席代替安然来诉说不被在意甚至是被刻意抹除存在的成长经历。还比如，在姐弟两人的叙述中，弟弟的父亲是温柔、会做红烧肉的父亲，而父亲留给姐姐的印象是殴打和责骂。

姐姐是没有残疾的瘸子，是缺失了底座的套娃，是佛像下诵经但将功德捐给弟弟的人……这些情节并不激烈，仅仅是无数女孩默默忍受和包容的境遇，是无数父母施行自如的习惯，是社会中显而易见但被视而不见的常态。《我的姐姐》则细腻地提炼出了这些渗透进社会化过程中琐碎的隐性偏见，在情节和情绪的表达上似乎并没有强调批判，绵柔的力道反而让批判和审视的意味更强烈。

“姐姐”们所遭遇的不公不是某个时代的产物，而是每一个时代的产物，安然所遭受的是一种轮回的伤害。《我的姐姐》高明的地方在于，通过设置姑妈和安然的镜像对比来表现这一命题。

姑妈是一个最符合传统价值观期待的姐姐形象：为了考上中专的弟弟放弃自己上大学的机会，为了帮弟弟照顾小孩而放弃前往俄罗斯做生意……作为姐姐的姑妈收起自己对未来的全部期待，把自己的人生限制在对家庭和弟弟的“无私”奉献里，只有零星记住的几个俄语词汇以及弄丢了底座的套娃还提醒她也曾有过只属于自己的憧憬。而姑妈在被倾轧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责任”，并以此来要求下一代姐姐安然。

安然身上则更多呈现出自我意识的觉醒：她要去追求自我，她拒绝被血缘捆绑，也拒绝以自己人生为代价的牺牲。姑妈和安然的不同选择，是不同时代给女性烙下的特质，也体现两个时代间女性的差异。尽管安然的抗争已经是女性意识的进步，但不幸的是，不同时代的女性依然在遭受同样的不公。

电影中的两代女性最后达成了和解，姑妈告诉安然“套娃不是都要装到同一个套子里”，她终于稍稍觉醒，能卸下自己加在安然身上的道德枷锁。私心认为，如果要设置开放式结局，将电影停留在这里或许会更为巧妙，也更为自洽。

而影片的结局最后停留在安然想到弟弟的可爱而放下签送养协议的笔，这不免与前面的意象表达有些割裂。或许这是一个更“圆满”结局，但在我看来有些不负责任，毕竟在“姐姐”这个身份里，困境不是因为弟弟妹妹不够懂事，而是剧中安然责问大人们的那句话：“又不是我的错，凭什么责任都推到我身上”，这是姐姐被动赋予的责任，是身为姐姐要逃离的困惑和难处。电影用懂事的弟弟牵绊住姐姐抗争和逃离的脚步，显得有些残忍。

除了结局的矛盾之外，这部电影当然还有其它的不足，比如节奏缓慢、安然男友的情节多余、司机是否酒驾也没有交代清楚。但影片在女性视角的关怀和女性困境表达上的价值，足以掩盖这些瑕疵。从女性题材来说，《我的姐姐》无疑是一部用对了力气并且值得表扬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