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据统计，零售面积有一亿平方呎，其中四成属于商场，商场数量高达千个。

庞大数字的背后，是单调重复。这些商场大多由新鸿基、新世界、恒基、领展等大型发展商操持，走进商场，会发现商铺组合、建筑材质，甚至采光方式都大同小异。

于1991年开业的葵涌广场是香港商场克隆产业链上的一个特例。它的外墙和室内光线一样黯淡，内里藏有1000多家小店，店铺格局随意，边界不清，比起现代化商场，更像市集或地摊。

在全港众多光鲜亮丽的商场里，葵涌广场其貌不扬，也极少游客光顾。然而，过去25年里，它在本土市民中经久不衰，在地产霸权蔓延的时代中，至今庇护著一些白手起家的创业梦，草根街坊的日常所需，和主顾之间的人情味。

一个扎根社区的商场

葵涌广场楼高四层，推开一扇厚重的玻璃门，就闯进了人流不息、嘈杂喧闹的大迷宫。

地下一层，一位中年女士刚走近书报杂货店，还未开口，老板就递给她一包香烟。“你又知道我要什么？”女士鬼马一笑，付钱就走。

在二楼的玉器铺，一位抱著小孩的妇女去找老板改佛珠，简单交代要求，老板笑着催她离开：“你走啦，先给小孩洗澡，回头来取就是。”

在三楼的改衣裁缝店，一位80多岁的婆婆拿著新衣来改尺寸，她是住在附近的老街坊，老板笑着说：“这次又买什么靓衫啦？其实你买这么多，到底有没有穿的？”

荷兰注册建筑师、香港人何尚衡长期研究香港的商场模式，在他眼里，葵涌广场是香港商场中的另类，充满旧时代的街坊气息。

今年30岁的何尚衡介绍说，香港大型商场的历史始于1966年，那一年海运大厦在尖沙咀落成，成为亚洲第一个购物商场，此后数十年中，香港商场越开越多，亦越开越高档，越开越雷同。

2003年，香港政府开始实施自由行政策，为了迎合高消费力的旅客，发展商不断升级商场，主要手法是翻新装修，引入可承担更高租金的中高档连锁品牌，本土小店陆续被赶走。

“你引入这个品牌，我也引入这个品牌，商场就越来越像了。”何尚衡说，这是资本的逻辑，“引入在别的商场里已经获得成功的品牌，就可以规避风险。”

与此同时，这些商场越发脱离邻近社区。“许多居民眼看着商场不断翻新升级，但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跳到那个水平，就感觉商场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何尚衡说。

然而，商场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交易的场所，也是城市规划的“工具”。“商场在规划上有其重要的工具性，社区失去了商场就等于失去了社区的身份……而新市镇的中心，就是一个连接铁路站和交通枢纽的商场。这个商场除了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之外，更加是一个公共空间，为居民提供一个可以互相碰面和聚会的空间。”英国注册建筑师黎隽维2015年2月曾在文章《商场保卫战》中写道。

葵涌广场就是一个开在新市镇的商场。它座落于传统工业区葵青区，1991年开业时是该区仅有的商场，采取上居下铺的形式，商场附近环绕着大片的公屋群、工厂大厦和繁忙的货柜码头。

开业25年来，这儿渐渐成了工人、学生和邻近居民的汇聚点。商场附近有葵芳铁路站和巴士总站，不少刚下班的码头工人和白领都喜欢在忙碌一天后来逛一逛，刚下课的中学生最爱来这儿聊天或拍拖，到了晚上再坐巴士或坐地铁回家。而许多住在附近的居民，也习惯了来商场里满足一家大小的生活所需。

目前，商场内除了大家乐、三联书店和几家电讯公司外，大多数是独立个体户：书报社、凉果铺、裁缝店、时装店、中西医小诊所、牛杂车仔面……一切街坊生活需要的，几乎都能在这儿找到。

免于大型发展商霸权的自由

时至今天，葵涌广场还保存着特色小店以及和邻近社区的紧密关系。考究背后原因，最核心的是商场店铺业权分散，摆脱了大型发展商的控制和塑造。

葵涌广场的发展商为南丰集团，与其它地产发展商只租不卖的政策不同，南丰集团于1990年将600多个店铺楼花全部卖予市民，葵涌广场目前由商场业主代表以及住宅业主代表所组成的业主立案法团进行管理。

法团的一名代表对记者介绍说，葵涌广场的很多业主出租店铺时，不会考虑什么品牌、档次：“这里就是灵活，总之交到租就可以，业主不会理会你卖什么，你今天卖时装，明天卖首饰，后天卖鞋都可以，没人理你。”这位代表委员不愿意透露姓名，他年约50岁，自1990年开始成为商场业主。

现在42岁的陈星任是葵涌广场的一个商家。他自1996年开始就在葵涌广场开煜辉玉器铺，一开就是20年。前几年，陈星任曾经想转到葵涌广场旁边的新都会商场开店，接触更广的客源，那是新鸿基地产1993年开发的中档商场。

他主动接触新都会，申请租约，没想到新都会商场给他的回复是：玉器是古老行业，商场不欢迎。

没有甄选的小市民创业梦

这家“古老”玉器铺的故事不是特例。

何尚衡介绍说，大型发展商垄断的商场，一般会针对租客设置门槛和装修规格，租约一般签三年，但其中也会不时考察其营业额，决定是否续租。

记者在葵涌广场内访问了女性内衣店、牛杂车仔面、日系时装店等11家店铺，许多店家表示，他们在别的商场或街铺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

23岁的姚圣玮和他的女朋友目前在葵涌广场开日系时装店VVVIN。两人还在读大学，酷爱日本风尚，很早以前就在Instagram上卖日系时装，积累一定客源后盘算着开店。

“我们到处看铺，铜锣湾、旺角那些地舖实在太贵了，有些商场是便宜，但根本就是‘死场’，没有人流。”姚圣玮说，物色了近三个月后，他们才找到葵涌广场三楼一家50呎左右的商铺，租金每月一万三千，前期投资10万元，半年前他们终于成功开店。

事实上，按呎租计算，葵涌广场的租金并不低廉。不愿透明名字的法团代表介绍说，由于人流不绝，自开业至今，300呎的商铺已经从约200多万升至约2000多万，商铺租金也增幅迅猛。2014年，曾有媒体报导葵涌广场旺铺呎租高达800多元，相当于于尖沙咀的租金。

但为什么许多想创业的市民依然在这里找到生存空间？法团代表说，这是因为在业权分散的情况下，大家灵活经营——“小业主发挥小业主的创意，商铺发挥商铺的想像力。”

业主与租客：抗争和默契

这名法团代表解释说，商场在1994年前并不兴旺，由于当时商铺面积较大，租金贵，放租很难；后来许多业主开动脑筋，想到了“㓥舖”：将大商铺像大西瓜一样㓥开，变成一片小铺，容易放租，总租金加起来又比放租一个大铺更高。

经过22年不断“㓥舖”，葵涌广场的商铺数量由落成时的600多个演变成目前的1000多个，店舖的买卖和租赁完全自由，业主立案法团也很难统计商场目前一共有多少业主和确切的店舖数量。

这1000多个小店铺，大的约300呎，小的只有二三十平方呎，全场最小的店舖，甚至只有1平方呎。“业主就租给你了，你怎么用要看你的智慧了。”商场业主立案法团的代表委员说。

因为店舖面积不大，店家只能想尽方法摆卖货物，超过店舖租用界线，占用商场的通道。在1990年代末，商场法团及管理公司一度打算严厉管理，限制店舖“越界”，没想到却遭遇一批店家联手抗争。

现在40岁的威哥当年是葵涌广场商户联会的召集人，2000年时，他和联会成员一家一家店铺去动员，最终成功组织100多家店铺联手和商场法团谈判。几番会谈之后，法团最终妥协，抛出橄榄枝——每家店的货物最多可以超越商铺门口的一个黑色地砖和两个灰色地砖，简称“一黑两灰”，不过法团和管理公司会保留最终执法权力，商户联会会接受了建议。

“这个没有白纸黑字，是商户、业主、租客、管理公司默认和心照的。”法团的代表委员回忆说，后来他们作为管理者，也意识到一个管理的大原则：“不要管死，也不能完全放生，灰色地带要拿捏得很准。”

而那个只有一呎的商铺，由于有了“一黑两灰”的灰色地带，也迎来热抢：许多人排队以“日租”形式，放一张小桌子，拿着麦克风，大声推销各种“神奇的清洁用品”，惹来市民驻足围观。

“这肯定是全香港最杂的商场，哈哈！”法团的代表委员大笑着说。

大家都变了，葵广还停留在80年代

在荷兰注册建筑师何尚衡看来，正正由于商场业主众多，法团也由商场业主和住宅业主等不同委员组成，葵涌广场要进行统一的翻新和改动并不容易。

“其实大家今天觉得葵涌广场这么特别，是因为其它好多商场都以现在的审美标准来翻新了，但葵涌广场还停留在它兴建的上世纪80年代。”何尚衡说。

不仅仅室内风格停滞不前，一些商品价格亦是如此。三楼的老店冰冰果汁开业已超过20年，西瓜汁一直维持5元一杯的价格；冰冰果汁旁边的Yummy雪糕店，圆筒雪糕今天仍然卖10元3个雪糕球。

那份主顾之间的人情味，也多少维持不变。Yummy雪糕店是出生基层的杨生杨太所开的。杨太全名黄倩蔼，年轻时是家庭主妇，由于在香港工厂打工的杨生失业，49岁那年，杨太毅然决定出来闯闯，接手朋友在葵涌广场的舖位来卖橡皮糖和雪糕，没想到生意稳步上升，广受学生哥欢迎。

有一对情侣学生哥，中学放学时常来Yummy拍拖吃雪糕，后来上了大学，出来工作了，也常常一起回来光顾Yummy，直到2015年年底两人结婚，特意请杨生杨太去婚礼现场卖雪糕，给宾客尝尝。

“好多客都经常回来探望我们，现在我一天不开店都不舍得啊！”杨太说。

无形之中，自然生长，葵涌广场已不仅仅是一个消费场所，也是消费者，消费者与店家之间交往互动的空间，凝聚了人情与回忆。

香港人刘颉伟中学时常常逛葵涌广场，买碟、买文具，吃小食，现在他已经30多岁，依然对葵涌广场念念不忘，不时回去逛逛：“我经常想，如果有一天香港被丧尸攻陷了，那么只剩下葵涌广场就够了，我可以躲在里面不出来。”

不过，何尚衡也进一步反思，尽管许多市民对这个本土商场情有独钟，但关键的不是生硬复制这个商场的模式。

“你想像，如果有一天，香港的所有商场都变得跟葵涌广场一样，大家也会觉得很单调沉闷。”何尚衡说，最美好的是多元发展，让香港生长出多一些不同的葵涌广场。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威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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