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汤雨 赵荣美 王进

当前，“碳排放”及其衍生而出的“碳高峰”、“碳中和”、“碳目标”、“两碳”，以及关联的“气候变化”、“绿水青山”等，已经成为全球媒体和各种文件中最高频的名词。

如果没听说过这些名词，那一定是OUT了，但真正了解其渊源、背景、因果、矛盾和影响，真正理解其背后的发展固化、利益冲突和大战机理等，恐不易。

我们试图通过系列文章，抛砖引玉，将枯燥的数据图表化，深奥的学术口语化，展开对碳排放及其引发的这场世界大战和世纪大战的大讨论。

一、数据能否讲真话？

气候变化真的会导致人类世界的末日吗？

无论是《旧约·创世纪》中的“诺亚方舟”，还是中国神话中的“女娲补天”与“大禹治水”，亦或古希腊、古印度、苏美尔、玛雅等文明的创说中，都有那场灭世大洪水，这无疑是气候灾难与人类命运联系纽带的注脚。

抛开神话传说，散落各处的恐龙骸骨更不会说谎。事实上，早在人类诞生前，地球上就已发生过五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整个生物圈崩溃的直接原因就是全球性气候灾难，有温室效应，亦有冰室效应。

从理论上讲，不同纬度的太阳辐照强度差异极大，除地球自转轴倾角外，正是得益于大气环流与海洋环流构成的海气耦合系统，使热量延经线方向不断传导，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活动范围才能如此之广。这个系统的平衡是复杂且脆弱的，看似简单的温度变化，不仅可以重新分配降雨、加速冰川变迁，更是直接影响各种环流，平衡的重建对于现有的生态系统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

全球真的在变暖吗？

从全球尺度来看，无论是直观的全球平均气温，亦或北极冰盖面积、海平面高度变化等间接数据，都实实在在地表明：全球温度正在升高！而且升高的速度远超历史！

是碳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吗？

尽管气候变暖诱因十分复杂，目前最被认可且备受尊敬的相关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第五次评估报告（AR5）中指出：人类活动产生CO2排放等温室气体增加导致气候变暖的可能性在95%左右。

自工业革命以来，温室气体的浓度远远超出过去80万年自然变化的范围。然而，在近百年的全球快速变暖期间，既无大型火山喷发，也无“天外来客”，而地球轨道变迁、太阳常数波动等长尺度事件，“短短”百年变化甚微。

二、理论是否能证明？

我们生活的地球被称为“生物圈1号”，以我们现有科技水平，尚未能找到或建立“生物圈2号”，来验证“排放温室气体→温室效应增强→星球升温→生态灾难”这一理论逻辑链条。事实上，IPCC的专家们也谨慎地用“95%左右”来表述。

既然无法验证，必然存在质疑。总结而言，质疑大体有三方面：

一是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否是全球变暖的主因？

一方面气候系统纷繁复杂，怎能简单归咎于人类活动？地球46亿年中的温度变化远比现在要激烈，历史上的数次冰期与间冰期转换也未有人类参与（见图5）。

另一方面，与计量单位用百万分比（ppm）乃至十亿分比（ppb）来衡量二氧化碳与甲烷而言，占温室气体总量95%的绝对龙头——水蒸气，温室效应贡献虽已超过三分之二，却少被提及。

二是碳排放与全球变暖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海洋、湿地、冻土都是不可忽视的碳库，尤其是海洋碳库，其规模是大气的50倍以上。若温度升高，必将源源不断释放二氧化碳至大气中。因此，即使缺乏人类活动的影响，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也与全球温度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见图5）。究竟谁是因，谁是果？还是互为因果？

三是科学家们是不是夸大了气候变化对生态的影响？

在地球历史上，比现在温暖的时代并不罕见，白雪皑皑的格陵兰岛曾遍布森林草原。就中国而言，反而是历次的小冰河期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间接引发了朝代更替。持此观点者甚至认为，全球变暖对高纬度地区是一种“福音”，更遑论俄罗斯人对开拓北极航道的念想。

阴谋论一度也甚嚣尘上，甚至捏造了“气候门”事件，指责科学家们通过篡改数据来保证其结论正确。抛开数据层面，超过上千名专家学者参与了历次IPCC报告的编写，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如果是阴谋诡计，这般多科学家是如何私下串通的？在哪串通的？背后谁在指使？

正是以上质疑和阴谋论的出现，票仓包含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等传统能源大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才敢公开放话：“共和党不会接受任何要求美国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减排的法律捆绑式新协议。” “不该把美国纳税人的钱投入一个基于不准确信息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基金库。”

三、绿党如何泛天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揭露化学污染的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出版发行，环保运动在欧美兴起，并加速蔓延全球。民间环保组织不断涌现，部分组织结成政党，参与竞选，获取议员席位，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其生态诉求。

在绿党的不懈努力下，保护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其主张已在多个国家以立法形式得以实现。随着发达国家环境问题大大改善，不再是发达社会的主要矛盾或重要矛盾，应对气候变化，则成为绿党新的议题和发力点。在全球化背景下，绿党组织及其活动的影响力已经无法估量。

在学术界，气候变化不再是冷门学科，各种专项支持基金对研究者予取予求。中国各类学术团体也申请到大量的研究经费，开展过各行各业的相关课题研究，研究成果学富万车。

在教育界，瑞典气候女孩的案例足以说明，应对气候变化在部分国家已做到了“从娃娃抓起”。在很多国家已深入人心，成为“教育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志。

在政界，先看绿党发源地——欧洲。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甚至被冠以“气候选举”的称谓。在法、德两个传统大国，绿党得票率飙涨，成为左派第一大党，从英国到爱尔兰等多个国家，绿党都有不错的斩获，绿党成为欧洲议会第四大党团，成为执政党与其他在野党争相拉拢的对象。再看美国，尽管法律意义上的绿党规模较小，但民主党关于环境与气候问题的立场与绿党相差无几，被认为是“泛绿党”。毫无意外，气候议题已成为欧美各国政治关注的重点。

在商界，不仅有微软、苹果、亚马逊等科技巨头提出明确碳中和日程，连传统的油气巨头如BP、埃克森美孚等，也开始实施低碳转型战略。

四、全球协议有担责？

不同于污染排放的属地环境危害，各地碳排放通过大气循环，均摊全球，对排放地影响甚微。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全球达成广泛共识，建立相对应的国际合作与约束机制，才能避免压垮气候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

得益于欧洲绿党组织的推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气候变化问题开始引起国际广泛关注。随后，世界气象组织（WMO）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评估，并于1990年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政府层面开始正视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问题。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问题，控排任务的分摊绝非简单的几个双边乃至多边协议能够解决的，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分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应运而生，明确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承担”这一原则，为未来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在此框架下，1997年《京都议定书》出炉，几经波折，于2005年正式生效，确定了发达国家间排放权贸易机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清洁发展机制及联合履约机制。同时，减排也成了发达国家的法定义务。至于发展中国家，首要任务则是编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及减排方案。

2007年，第13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尼巴厘岛召开，大会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明确了发展中国家在接受发达国家技术与资金援助时需执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三可”制度。此外，还要求各国承诺在2012年提出量化减排指标。

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15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试图通过一份新的协议，来代替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但此次会议在“主要国家中期减排目标承诺”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支持资金”两项关键议题上并未形成相应的约束文件。

2015年，第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举办，探讨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会上通过了《巴黎协定》这一具有法律效应的文本，中美两国均做出减排承诺，此外，还要求发达国家在2020-2025年期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支持资金的目标。

五、碳排大战正当时？

围绕碳排放议题，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早已矛盾重重，明争暗斗无处不在。

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未来碳排放增量，目前正高速发展的国家如中国、印度、越南等，应承担更大的责任；而欠发达国家认为，发达国家要为他们的历史排放负责，而且现有人均排放更是远高于己，耗费了全球52%的碳排放量的10%的发达国家居民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发达国家应为减排担负更多责任，也应予欠发达国家更多的经济补偿和技术支持。

绿党与非绿党之间：绿党秉持“生态优先”原则，强调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高于一般经济增长需要，投入产出比并非其首要考虑因素；而传统党派则更关心国家竞争力、经济发展态势与人民生活水平，绿色固然重要，发展才是第一要务。

可再生能源与传统能源之间：可再生能源企业认为，电网应以零排放的可再生能源为主，哪怕成本高一点，至于火电站，调峰辅助就好；而传统能源企业认为，现阶段保障安全能源供应非我莫属，也为当地提供不少就业岗位，甚至投资成本还未收回，为何要被过河拆桥，关停并转？

事实上，碳排放大战早已开打。

在欧洲，燃煤电站在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竞争性丧失，相继关停；在中国，火电机组年发电小时数逐年下降，更在终端限价与燃料涨价的夹击下，火电企业举步维艰；在美国，共和党、民主党轮流坐庄，反复加入或退出各种气候协定。

在国际层面，气候谈判任重道远。碳排放“四巨头”中、美、印、俄四国，只有中美明确减碳目标，所谓的1000亿美元气候扶持资金也不见踪影，更遑论欧盟意图重拾“碳关税”大棒，不见硝烟的碳排放大战将愈演愈烈。

碳排放大战不是临时性、短暂的、毕其功于一役之战。这将是旷日持久之战，涉及各行业主体、各行业之间、各企业之间、各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政府与企业居民之间的长期博弈和不断均衡。

虽然异常艰难，但我们依然期待中国的企业、行业和政府在这场世界大战和世纪大战中占领先机。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作者单位为国合洲际能源咨询院。该机构专注于石油、天然气、电力、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煤炭等能源相关行业的深度研究、评估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