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社会学家）
4月中旬，美国新冠疫苗全面铺开，好像整个社会要进入正常恢复期了。但连着几周，民众都在紧张地关注着一场审判，因为它在当下更会左右美国社会未来的走向。20日，这场审判结果初现，美国万众瞩目一个人的命运，他就是去年5月25日当街跪杀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警察德里克·沙文（Derek Chauvin）。
在去年10月份，我们曾访谈一些美国的学者对弗洛伊德事件的看法，其中，历史学家乔·卡朋特（Joel Carpenter）就认为去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抗议运动，是美国社会自我认识的一个转折点。他说，“五年前，BLM运动只是黑人的运动，多数美国白人只是围观。今年的抗议在族群上更多元，很多白人参与，特别是年轻人。美国白人从未像今天那样如此认同我们社会中存在结构性种族主义这一事实。从社会正义、和解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积极历史时刻。只可惜特朗普却利用此次抗议，来分裂民众，将所有抗议者都描述成暴乱分子，而且鼓吹说‘法律和秩序’才是最有价值的。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筹码，不惜分裂美国民众。这些分歧很深，但总的来说，他这些伎俩并没有成功。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特朗普才应为这些抗议负责，从民意调研可以看出这点。”
自2020年初夏开始，这一事件激发了疫情期间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的社会运动，并且蔓延到全球。也是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大多数美国选民（特别是动员了史无前例之高比例的有色人种群体）参与投票，在2020年底，将特朗普那样一位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总统换下来。
2021年的世纪大案
一年之后的4月20日，很多美国人在各种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屏息等待审判结果，据说陪审团只花了十个小时就达成了一致的判定。也有媒体指出，拜登总统本日对媒体说，他也在为警察沙文的“有罪”判决祈祷。这是拜登自竞选以来，公开发表的“最有意见性”的言论。而且拜登还宣布要在判决结果出来以后，对全美国民众发表演讲，所以结果应该是往沙文有罪的方向走。
尽管有这些好“征兆”，人们仍表达出很大的焦虑，因为在公开审判中，尽管全世界都看到那一段9分钟的视频，但沙文的辩方律师仍在公开审判中提出很多开罪理由，如坚持认为沙文的动作不属于过当暴力，而是警察一贯被训练使用的；以及弗洛伊德的死因不是窒息，而是因为他此前服用了非法药物，等等。辩方甚至还提出，弗洛伊德的死，也许与他的心脏过大有关。检方律师请求陪审团“相信你眼睛所看到的”，也就是全世界人们都在那一段视频上看到的残酷场景。他还说，“你不需要博士学位，更不需要医学博士，也能理解呼吸对一个人的生命有多重要。”
法庭审判一直围绕的也主要是这两个问题：警察沙文是否导致弗洛伊德死亡，以及他作为 警察使用的暴力是否合理。到了4月19日，当陪审团开始进入最后程序，辩方律师却要求此次审判无效，险些让审判流产，幸好被法官彼得.卡希尔（Peter Cahill）直接拒绝。
《经济学人》和YouGov调查网站的调查表明，80%的美国非裔群体都在关注这场审判。而且80%的非裔成年人认为，沙文应该被判有罪，但他们当中仅有42%觉得这样的结果会实现。警察暴力不受法律制裁的现状，已经瓦解了人们对司法系统的公信力。根据《时代》杂志的数据，从2013年到2018年，美国警察杀死的平民人数总共有6000名。但从2005年到2019年，针对警察杀人事件提出的法律诉讼，仅有104起，而最终获刑的只有36案。
自弗洛伊德死后，他的家人一直公开呼吁民众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去抗争。但因为害怕司法系统再次让明显有罪的人逃脱，加上一年以来，不断有警察暴力发生，人们担心前所未有的种族骚乱和抗议还会爆发。为了预备再一波抗议，全美各个主要城市都已经安排国民警卫队待命。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的商场都用木板封门。有经历的老人说，这种全国瞩目又紧张的气氛，让他想起1994年O.J.辛普森杀妻案的宣判时刻。
上一个涉及种族冲突的世纪大案
1994年6月某个晚上，黑人橄榄球明星辛普森的白人前妻妮可辛普森被发现死于利器刺伤。辛普森先表明要自首，后开车逃跑，遭到警察追踪的场景也在电视上直播。因辛普森是明星而且还上演了一幕直播追车，其曝光率之高让这一案子成了美国的“世纪大案”。
在审判时，辛普森的律师打出种族歧视牌，说警方是出于歧视，有意针对作为黑人的辛普森，且栽赃给他。那之前，美国正因警察集体殴打黑人的事件曝光，全社会都对警察和司法系统不信任，辛普森的律师正是利用了这种民怨，帮助这位黑人明星开罪。最终陪审团判决辛普森无罪。
此案件后来继续掀起重重疑团，辛普森并没有表现出像自己曾承诺的那样要找出“真正的凶手”。NBC在2004年的调查表明，77%的美国人认为辛普森有罪。再后来，辛普森自己甚至也曾对朋友和媒体挑衅式暗示了自己的罪行，并于2006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如果是我做的》（If I Did It）。两年后，辛普森的朋友也出版一本书《我如何帮助O.J. 逃脱谋杀罪》（How I Helped O.J. Get Away with Murder）。
美国社会回归公义的一个起点
4月20日下午5点，警察沙文的审判结果出来了，警察沙文被判在三项指控（二级非故意谋杀，三级谋杀和二级杀人罪）上都有罪，具体量刑结果要等6周以后公布，媒体预计他可能会被判至少75年监禁。法庭最后的陈述里有这样一段话：
“尽管公义让沙文为谋杀弗洛伊德而在狱中服刑，但这一判决并不能让季亚娜的父亲死而复生。正如一个合理使用暴力的警察，绝对不能杀死一个身无武器的平民，同样，一个合理的司法制度也要认识到它本身的白人至上根源，并结束警察的免责制。警察是来保护民众的，而不是凌迟。在人们都有权利呼吸之前，我们不会停息。沙文这一章落幕了，但要求警察负责和尊重黑人的战斗，还没有结束。”
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人说“公义的天平这次终于倾向了对的一方”，也有人想到那个拍摄关键定罪证据视频、并因此事陷入抑郁症的17岁女孩弗拉泽尔（Darnella Frazier），她当时只是带着9岁的表弟去买零食，目睹了这场惨剧，用手机拍下了那残酷的9分钟。
代表弗洛伊德家庭的律师也发出声明，说此次判决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一个城市和国家，它将被世界各国的人们所铭记。的确，2021年这一场世纪审判，因疫情和新媒体的传播，已经成了比O.J.辛普森案更为全世界所关注的公共事件。
就在弗洛伊德死后几天，警察沙文实际上已经表明愿意认罪和接受三级谋杀的罪名，但被当时深受时任总统特朗普重用的美国司法部总检察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否定，巴尔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今天，当这一审判落幕时，代表弗洛伊德家庭的律师对媒体和公众说，“我们没有忘记，还有其他三位警察必须为他们的行为和弗洛伊德的死负责。”据媒体报道，另外三名警察将于8月份受审。拜登政府也承诺要通过一项“弗洛伊德公义执警法条”（George Floyd Justice in Policing Act），将BLM社会运动所推动的方向，用制度化的形式，成为减少暴力执警的立法支持。
种族歧视和冲突，在美国与枪支管制、医疗资源不平等、阶级分化严重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而交织成一个网，都凸显在了弗洛伊德的事件中。在美国生活久了的人们会有一个普遍印象，在富裕社区中，警察出警不仅迅速，而且普遍对人友好。而在贫困社区，犯罪率高的地区，一方面出警慢，另一方面更容易滥用暴力。但人们常常忽视了背后形成的制度化歧视和种族、阶级的不平等。以黑人社区为例，因为历史上长久以来的奴隶制度和延续的种族隔离制度，形成了现在黑人社区的雏形，在美国工业化时期黑人因为产业分布和隔离政策普遍共同居住在内城区，从事制造业和交通业等工作，尽管黑人在教育和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都遭受到歧视和限制，但当时他们普遍工资水平和就业率并不比同一时期的白人有显著的差距。然而随着1960年代，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高新技术产业逐渐迁出城市，这就让原本在内城区的黑人社区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 受教育程度高，拥有更高技能的黑人也开始搬离黑人的社区，而留下了没有能力搬离内城区的人，只能选择更低收入的服务行业，从而更进一步加深了内城黑人社区的“贫困化陷阱”。 2018年William N. Evans等人的论文 “Guns and violence: The enduring impact of rack cocaine markets on young black males”中，就已经提到，在1980年代的内城区（downtown）黑人社区中，贫困和社会问题进一步导致青少年放弃学业，在同辈人的影响下，很多人加入帮派，并且在各种合成毒品的影响下，他们不得不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而选择贩毒，与此同时，为了争夺地盘开始使用大量枪支，又进一步造成了青少年死亡率的增长，从而让整个社区陷入到恶性循环中。而因为犯罪率高，枪支泛滥，又进一步让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精神紧张，也更有可能滥用暴力。
2018年格拉里奇（John Gramlich）在皮尤中心的研究报告 “关于美国枪支的七个事实（7 facts about guns in the U.S.）”中就已经指出，美国枪支的数量已经超过人口，有大约30%的美国成人拥有枪支，绝大多数超过6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应该严格枪支法案。人们为持枪给出的最多理由是保护自己。但与此同时，报告指出，从2017年开始，大约有4万美国人死于与枪击有关的事件，跟2012年相比增长了19%。报告中所表明的似乎是枪支的增长反而带来了更多社会的不安和焦虑。在今年的几起大规模枪支事件，如枪击亚裔的事件中，枪支泛滥和种族歧视的问题又不断地凸显了出来。
弗洛伊德案注定要和辛普森案一样会载入到美国司法史中。两者都是黑人，并且都牵扯到了美国社会敏感的种族问题，而前者因为警察暴力致死，后者却因为能够支付重金聘请最好的律师而脱罪，两者恰恰都反映了在美国剧烈的种族冲突之下，还有阶级、社会不平等、司法不公正等一系列的问题。特朗普在执政期间，他为吸引狂热支持者提出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常常被人讥讽是“让美国白人再次伟大”。不少美国学者如历史学家克莉丝汀·杜美（Kristin Du Mez）就指出，特朗普及其政党聚焦的议题——枪支、警察、法律和秩序、男性气概、一些宗教口号都是传统白人种族主义者所使用的政治符号。而《纽约时报》撰稿人阿曼达· 陶比（Amanda Taub）更是直言不讳写到，“美国警察制度长久根植于白人至上主义的制度中……这种暴力被过多地用于黑人和其他受到严厉执法的少数族裔；不断有犯错的警察逍遥法外，令滥权制度化，所有这些都对美国民主构成了严峻挑战。”弗洛伊德是美国社会的隐喻，少数族裔、女性、社会边缘的、因为各种原因遭遇到这个社会不平等的人，不能呼吸的人，都知道这场司法审判对于自己的意义。看上去仿佛已经积重难返，但此次审判的结果，如同这一届美国历史上最种族多元化的总统内阁一样，正在为美国社会恢复文化包容和多元化，带来一丝希望。
在任何社会，也都会有对弗洛伊德之死无动于衷之人，也有人会为警察暴力进行合法辩护，也有人会认为尽管弗洛伊德受到不正义而死亡，但不是值得人们提倡的人。甚至有人会用各种数据和法律来为种族主义辩护开脱。然而，这些人仍旧没有意识到，每个同情弗洛伊德的人，他们看到的是无数因为种族、阶级、性别各种不平等无法呼吸的人，沉默忍受的人，是承受这些痛苦的人，也许人们无力马上扭转这些历史沉积，但是至少，在看见不能呼吸的人时，我们能如伏尔泰那样呼喊，“不变的必然法则平静如水/不要用这些法则来粗鲁地抚慰这一苦痛。”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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