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在《发现与推理》新书发布会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在回忆考古生涯时说，他本科期间听到考古学家苏秉琦的这句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他还觉得很不可思议，这难道不是唯心主义吗？可在后来的田野实践研究中，他越来越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和价值，它尤其意味着，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大胆假设

作为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在《发现与推理》中回顾了他20年的考古田野亲历，给普通读者展示了自己亲历的考古发现及其论争探索过程。

2002年，二里头都邑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问世就证实了“想到什么挖到什么”的说法。书中记载，当时，许宏和队友在第V工作区第三号墓发现了很多绿松石片，一开始觉得并不稀奇，但是随着揭露面积扩大，他们意识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现。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他们最终发现，这是一条放置在墓主人身上的、保存相当完好的“大龙”。

书中写道，在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里，曾经有大量绿松石片集中出土，但是出土时大多是散乱的，没有办法复原全部样貌。“散乱的原因除了棺木朽坏时为墓葬镇土压塌外，也不排除清理者缺乏整器的概念或清理经验不足而导致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许宏说，这些绿松石片很小，稍微不留意就可能导致移位。他在活动中也谈到，就算是没有很多经验的人，也可以把两千多片绿松石片一片不少地挖出来，但问题在于最后可能无法复原“龙”的形状。他认为，考古工作者需要研究物，但更重要的是研究物所在的context（背景、原境）。

许宏举另外一个例子称，挖掘之前，考古学者脑中要形成建筑结构的大框架。在二里头，他和队友也挖出了木结构的排水暗渠。因为暗渠上面铺的是木板，木板和木板之间有缝，沙子往底下渗，使得木板如今只剩下白色的木灰，他在挖掘的时候分外小心，用牙签剔，甚至用照相机的气囊吹。“换一个对暗渠完全没有概念的人，可能挖的时候只感觉挖到两层灰，刮了两下就没了。”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感慨道，虽然考古学家事先不知道地下究竟有什么，但是要对相关问题的大背景有所认识，才能对看不见的地下进行设想。他说，“考古学家的发掘看起来很简单，好像拿手铲一铲就能挖出来，其实不是这样。遗址区面积非常大，从哪里挖？考古学家需要自己选一个地点。”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有胡适讲的“大胆假设”了。

小心求证

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是公认的探索夏文化的关键性研究对象。夏朝真的存在吗？这是中国人追溯本民族源头时难以回避的一个问题。现场有观众提出，虽然目前的考古发掘尚未发现有关夏代的文字资料，网络上已经有一些“民间学者”把夏朝说得头头是道了。许宏对此回应，甲骨文的出现证明了自己的王朝归属，从此开始进入信史时期，在这之前，二里冈、二里头、龙山都属于史前时代。他有一句“不倒翁”理论，说的是在成为信史之前，考古学和上古史领域不能排除任何假说及其所代表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考古研究结论的相对性，“如果有哪个专家说能给出定论，那这个人一定靠不住。”

许宏把目前的上古史和考古学研究分为三个类型：第一是文献史学本位的研究，第二就是考古学出现之后的“对号入座式”研究。因为中国既有丰富的文献，也有极其浓重的证经补史传统，考古遗存一旦出现，虽然它不会说话也没有文字，但是这些“对号入座派”一定会尽可能让考古遗存和文献沾上边。过去，王国维有“两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和地下文献两者契合，才能确证殷墟是晚商。但从“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开始，就认为不会说话的文物也是两重证据法的一重，但许宏认为，那“已经是第三重、第四重，已经从已知走向未知了”，“没有文字的东西，那就不是史实本身，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许宏谈到，自己是第三种类型，也就是考古本位的学者，对给出结论“严谨到了偏于保守”的程度。他说，一定要文献和考古遗存都有文字，两边可以契合，他才会得出结论。

虽然在简牍研究和文献研究里丁是丁卯是卯，容不得含糊，但在考古学界，不规范的状况比比皆是。许宏举例说，考古学家称一种用于饮酒的凹腰杯子为“觚”，但后来出土的这种器物上书自己名字为“同”。“很多时候学者起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夏’在被确认之前，也只是一个符号，和A、B、C差不多。”他说，正是因为在上古史和考古学领域许多东西具有不可验证性，难以用相对客观的标准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平。他说业内甚至有人说，夏文化炒了几十年，出了上千篇文章、几十本论文集，虽然夏文化问题最终还是没解决，但大家稿费赚的已经差不多了。

“考古发掘其实是踏踏实实、艰苦细致、默默无闻的工作，不是‘阿里巴巴，芝麻开门’式的大揭露。”许宏认为，考古学应该回归逻辑、常识和理性。他希望人们从学理、材料、推导过程的角度来看考古学，而不只是期待学者给出一个结论，“中小学教科书标准答案式的思维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