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幅照片乍看就像是一张全家福，表情严肃阴郁的先祖将这幅19世纪末的锡版照片置于镀金雕花的画框之中，等待着子孙后代的观摩。同排的四个男人一齐盯着相机，他们头发乌黑却脸色苍白。在两个坐着的男人身后，中间站着的是图片中第五个男人，胡须光亮，像父亲一样张开双手搭在两边所站之人的双肩上。

只有仔细看，才会发现他身着警帽，佩戴警徽，照片中的其他人也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囚徒，这些犯人被精心设计的手铐绑在一起，然后拍下这张照片，好像宣告一种职业胜利。他们被抓捕了两次：第一次是法律，第二次是镜头。

一位警察和四位犯人

最近，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正在进行一场名为“犯罪故事：摄影与谋杀”的展览。这场展览旨在展示摄影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了人们最爱的活动，研究了犯罪和热衷犯罪的人们。这些照片一般拍摄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美国，没有1970年代之后的，全是黑白照。

不过这次展览也引发了一些美学和伦理问题，比如美国人对于犯罪魅力的沉迷，以及令人反胃的是，我们总是不加思索地对待暴力，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追问，尤其是在当下“真实犯罪”的流行大潮之中，我们会用“真实犯罪”这个有趣的用词来公开谈论那些令人私下痛苦的糟糕之事。

举例来说，在1940年的一张照片中，一对年轻的情侣仰面躺在一张毯子上，从头到脚穿着完好，那么他们遭遇了什么？女人的金发散落到了照片之外；她可能是黑色电影中希区柯克式的女主角。实际上，这张照片是由俄亥俄州弗兰克林县的验尸官爱德华·斯密斯（Edward·E·Smith）在工作的时候拍摄的，这对情侣被“摄”（shot）中，这是犯罪和摄影共享的众多词汇之一。这对情侣的死亡是真实的，但是这张照片却使得他们的死亡有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虚构之感。

被绑在电椅上的罗斯·希德（Ruth Snyder），1928年，纽约州新新监狱。摄影：Tom Howard

“犯罪故事”有着一些美国二十世纪最标志性事件的照片：杰克·路比（Jack Ruby）刺杀肯尼迪嫌犯李·哈维·奥斯华德（Lee Harvey Oswald）；罗伯特·肯尼迪倒在大使馆酒店的地板上；一张派蒂·赫斯特（Patty Hearst）模糊不清的照片，是在和共生解放军一起抢劫银行时被监控录像拍到的；被判决有罪的罗斯·希德（Ruth Snyder）被绑在新新监狱的电椅上，她的脸上被一块像止血带一样的布紧紧地包裹着，好像她是一个受害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也的确是一个受害者。

罗斯·希德这张照片抓拍于电流经过她的身体时，由一部无视监狱禁令的隐蔽相机拍摄，1928年登上了《每日邮报》的封面，这是媒介力量的体现，可以曝光出一些法律想要隐藏的东西。它吸引了像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这样的杰出艺术家，他将这张照片保存在他的剪贴簿之中；也吸引了安迪·沃霍尔，他创作的丝网印刷电椅自成美国的一种象征。

1974年，派蒂·赫斯特（Patty Hearst）抢劫旧金山的Hibernia银行时被监控器拍下的照片。

这次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Evadon）创作的迪克·希科克（Dick Hickock）肖像，希科克是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巅峰之作《冷血（In Cold Blood）》中两名凶手中的一个。希科克与贝利·史密斯，在假释期间去抢劫堪萨斯的农夫克拉特一家。他们没有找到一直在找的保险箱，于是杀害了克拉特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卡波特写道，调查此案的探员的妻子在看到希拉克这张面部照片后，不由想起了“她曾经见过的一只被困在陷阱中的山猫，尽管她想要解救它，但它眼里无比强烈的痛苦和憎恨吸干了她的同情，她满怀恐惧。”

在这儿，希科克受到了名人一般的待遇，臭名昭著与名声大震之间并无清晰界限。在卡波特笔下，希科克既敏感又害羞，从小就希望能通过做些了不起的事情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他对自己又长又歪的脸十分在意。他的鼻子像毕加索一样，当他的右眼直勾勾的盯着阿维顿的镜头时，他稍微小一点的左眼看起来有些内陷。卡波特描绘了希科克的双重肖像，一重是外在，而另一重是笨拙脆弱的内在，卡波特借用受害者克拉特家族在葬礼上的发言写道：“受害者们的头部都被棉布紧紧地缠住，比平时吹起来的气球还要大上两倍，棉布上有一些亮晶晶的东西，就像圣诞树上的雪花一样闪着光”。

对美国直白式的“犯罪故事”来说，作为一种文体的犯罪影像，很难不受十九世纪法国警察阿方斯·贝蒂荣（Alphonse Bertillon）的影响。自从摄影出现后，法律的实施就开始仰仗这种媒介；林肯遇刺以后，美国出现了第一次使用照片来制作“通缉令”，上面有着声名狼藉的凶手约翰·威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浪漫化的画像。但是首开风气的却是贝蒂荣，他在1780年代率先使用了法院摄影。

他的体系是在拍摄犯罪情景的时候使用广角镜头和三脚架，在一张二十世纪早期拍摄的照片中，他拍摄的是一家资产阶级波斯风格餐厅，一位身材敦实的老妇仰面躺在地板上，她的衣着和黑色木地板颜色相近，这一切都被相机拍摄下来。贝蒂荣从老妇人尸体的上方直接拍摄，老妇人双眼紧闭，双手搭在腹部，好像已经置身于棺椁之中。这幅照片好似通过上帝之眼，中立地还原了所见之景，更加深了老妇人不幸离世的神秘感。

这种方式对于人们观看尸体的影响在这次展览上随处可见，最可怕的就是“人头蛋糕盒谋杀案”，这次展览有半打的照片出自维吉（Weegee）之手，他可谓是美国恐怖事件的顶级窥视狂。我们向下望去，可以看见一群男人，宽沿帽遮挡了他们的脸；他们盯着地面，发现那儿有一个血肉模糊的头颅和一个纸箱在街边柱子旁。另一个摄影师抢先于维吉，他已经钻到自己相机的罩布之内，正面拍摄了那恐怖的一幕。

 “人头蛋糕盒谋杀案”， 维吉摄于1940年。

贝蒂荣在法院摄像这个领域的另一个遗产就是脸部摄像的发明。十九世纪中期，犯罪影像主要集中在确认违法者的身份；在这场展览上，最早的图像来自于相册《小流氓们》，这本相册由美国摄影师塞缪尔·斯扎博（Samuel G Szabo）于1860年拍摄，他试图分辨“小偷小摸”、“夜猫贼”和“扒手”之间不同的伪装术。（不管塞缪尔发现了怎样的差异，他拍摄的对象都好像地狱中疯狂的魔鬼困于他的罪犯照片中）。

贝蒂荣反对这种使用实证方法得出的分类学猜想，他采用了“人类学式”的方法，比如，测量犯人的中指长度，他同样会使用细致的文字描绘来记录对象的身体特征，从皱纹到眼皮都被记录在案，还要有两套标准照，一套正面，一套侧面。

“对Parlé肖像的生理特征的研究汇总图”， 阿方斯·贝蒂荣摄于1909.

提及科学性的话，这套体系再怎么看也值得怀疑（策展人没有提及贝蒂荣曾在德雷福斯丑闻的时候使用自己的理论去检验那场诉讼）。但是贝蒂荣的面部摄像使得图像有了一些卓越但模糊的心理学之力。看着他收藏中的面部六宫格图片，就好像在玩一场犯罪版的猜猜我是谁。那个山羊胡男人想起来就像是一个乡村医生，但他到底是干嘛的？那个强壮的女人留着凌乱的卷发，她犹如拳击手般的下巴是试图使用脖子上的大领结覆盖那些有故事的伤疤么？一个年轻的圆脸女士睡眼惺松，漠然地看着镜头，没一丝骄傲的感觉。她好像就是坐在那里，拍摄着自己的肖像。

“Feneon. Felix. Clerk of the Galerie Berheim Jeune.”阿方斯·贝蒂荣摄

而在芝加哥警察局于1936年和1946年拍摄的两个系列面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见类似的不屑流露出来。第一张照片中，四个身着西装的黑人一字排开，好像站在剧院幕布前一样。第二张照片中，他们摆着同样的姿势，不过这次穿上了长一点的大衣而且都带着帽子，好像是出演同一部戏剧的不同部分。他们中的一人轻轻一笑，想在这个过程中掩饰自己的个性。其他人都水平望向镜头，回应着镜头的凝视，似乎在提醒镜头背后的人，他们也有凝视的权力。

 

（翻译：李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