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浩月
说到摇滚，后面经常会跟着一个词，英雄，摇滚英雄。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要围绕这个词展开。因为中国摇滚在一片从无到有的土壤上生长出来，并且曾在理想年代给予过人们精神上的鼓励。我对“摇滚英雄”有自己的认识，源自于几年前所听到一场演唱会，那场演唱会的主角，是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摇滚歌手，举办地点是在一所大学。
▲图片来自网易Loft
那是我听过的一场最尴尬的演唱会。整场演出，歌手的裤子像是涂了胶水一样，被牢牢地粘在一张椅子上，原因是，主办方担心歌手控制不住情绪——用乐迷的话来说，就是“太躁”——会让大学生们不安分地跳到座位上、桌面上。学生们也一直稳稳地坐在那里，没有夸张的肢体扭动，没有整齐划一的corna（摇滚手势）……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歌手或是按捺不住了，说了句“让我们站起来吧，摇滚就是要站着唱站着听的”，话音未落，现场安保制止了。
朋友说，摇滚这样唱，只感受到了“英雄气短”。这样的感受，在崔健成为《中国之星》评委，张楚、何勇走进《天天向上》，老狼和“摇滚半壁江山”登陆《我是歌手》时，一些人也曾觉察到……尤其是老狼和他的朋友们演唱完毕之后，社交媒体上炸了锅，把他们在《我是歌手》中的演出，形容为“车祸现场”。汪峰、周晓鸥、栾树、丁武、高旗、李延亮……每位都是或者曾经是摇滚乐坛的风云人物，单独拎出来，都是可以撑满场的腕儿，这么糟糕的现场演出效果，有人分析是，他们根本不适应综艺节目对现场的要求与掌控，难以在这样的演出中投入情绪，拿出最好的状态。
▲图片来自新浪微博@老狼
还有这样一条段子，广泛流传。“每次看歌曲比赛，总有人说民谣不死，摇滚不死，那到底什么死了？”，“难听死了”。这么一个浅显的段子，像个冷笑话，你得琢磨一下，才知道笑点在哪里，当然，想着想着，又能触摸到它的痛点。摇滚的魅力，根本不在于好听，而在于它的精神。可现在说“摇滚精神”，仿佛又语塞，觉得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网友才会用“难听”，来表达对摇滚的失望。
中国摇滚有过自己的黄金年代，那是张楚唱出“姐姐，我想回家”让我们心旌摇动的时候，是何勇唱出“姑娘姑娘漂亮漂亮”让我们蠢蠢欲动的时候，是窦唯高喊“我无地自容”的时候……1994年12月17日，那是中国摇滚最疯狂也是最后的一夜，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以及何勇他父亲，几乎将香港红磡体育馆掀翻，有文字记录当时的情形，“超过一半数量的椅子砸坏，演出结束后，很多观众长跪不起，哭着口里呼喊何勇、窦唯等人的名字，演出结束几天里，香港几乎所有报纸连续3天以头版报道此次演出的盛况。”
在那场演出中，何勇还说了句惊人之语，“四大天王里就张学友还算是个唱歌的，其他几个都是小丑”。多年过去，四大天王仍有市场号召力，影评人杨时旸这样评论称，“四大天王，一个比一个争气，要颜有颜，要心走心。而何勇自己在时而清醒时而混沌之间，一点点走向自毁”……摇滚音乐人，是如何走到了今天这样的境地？是他们自身创作出了问题？还是听众抛弃了他们？是庸众选择了一无营养二无力量感的口水音乐？还是一场席卷而来的时代病症率先把摇滚英雄们击倒？
▲图片来自豆瓣网
他们像冬眠醒来却钻不出地面的生物，在暗中狂躁的涌动。在一场疲惫的演出结束之后，他们喝着新鲜的扎啤和演出商谈论着下场演出的价钱。拔掉电吉他的插头晃荡在北京的大街上，和普通人并无二样。他们有时安静有时羞涩有时温情，看上去根本不是一个搞摇滚的，一边骂着这个世界，一边默默收拾好乐器步入地下室排练……摇滚在中国这些年，由一无所有开始，到一无所有结束。
在国外，摇滚是一种反叛姿态，是一种自由态度，更是一种勇敢批判，但崔健说过，“在中国历史上，批评一直都不是一种美”。在摇滚最火爆的90年代，摇滚也并非因批判而流行，而是因为它被与理想主义一起捆绑销售，滋润了人们焦渴的心灵。当理想主义过去的时候，摇滚便成为失去源头的河流，消失在了干裂的文化土地上。
▲图片来自于视频截图
每次窦唯露面，坐地铁，骑自行车买菜，都会引起一番争论。有人激赏他鄙视商业、坚持内心的态度，有人则遗憾于他的“落寞”。窦唯现在身上的最大标签，竟然是他完全不把赚钱当回事，安心做一个都市隐者。无形当中，人们已经学会了区别对待曾经的摇滚英雄，窦唯作为最“特立独行”的一位，被划归为一个群体，而其他开始尝试拥抱商业、贴近娱乐的一群，则被划归到另一个群体。“去他妈的理想，老子要去赚钱了”，两三年前一位媒体人的这句话，被认为是理想主义丧失之后的无奈妥协，把这句话安在摇滚音乐人身上，也颇能形容他们的心境，这也是解释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支持摇滚人占领综艺舞台的理由。摇滚人也要在物质上先富裕起来，再去追求精神上的富裕。
▲图片来自视频截图
崔健曾表示，参加综艺节目最大的痛苦在于，“必须去说那些不应该说的话”。综艺节目的属性，决定了参与者要照顾节目需求，按照效果来进行配合，在需要表演的时候，必须要夸张，甚至要“卖弄”。这对摇滚音乐人来说，的确是痛苦的事。在《超级女声》启动了这一轮长达十多年的综艺选秀热以来，摇滚音乐人一直排斥综艺节目，并且曾在不同场合炮轰综艺无聊。但当越来越多的摇滚人走上综艺的时候，批评的声音少了，从节目组到摇滚明星再到观众，大家都纷纷在斟酌言辞，为摇滚音乐人上综艺节目寻找存在理由。摇滚歌手在综艺节目中还能“摇滚”吗？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答案，因为，起码他们在这种舞台上的表演，还没到令人觉得尴尬的地步。
“摇滚明星上综艺”话题榜
榜单撰文：莫儿
01
崔健&《中国之星》
话题指数：★★★★★
崔健老师常年以一副“非暴力不合作”的面目示人，除了偶尔接受纸媒专访之外，老崔一直对电视这一大众传媒平台保持着抵触姿态。老崔深知，电视的传播方式与摇滚的要义有着根本上的冲突。
正如陈道明老师在《无间道》中所言：“从来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崔健一直享受着人们“摇滚教父”的尊称与膜拜，他渴望带领臣民们千秋万代一统江湖。崔健已经无法再做崔健自己，他的意义早已不止于自嗨的反抗者，而作为“教父”，他需要担负起中国摇滚复兴的重任，为相对小众的摇滚圈争取更大的话语权以及商业方面的成功。
▲图片来自中国青年网
《中国之星》的评委们同时扮演着“推荐人”角色——老崔从中看到了话语权，以及一名“教父”应该挑起的担当。于是他果断走到电视镜头前，与刘欢林忆莲们撕逼。
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崔健希望掀起暴动，让摇滚重回主流视野，而他想要对抗的则是客观存在的人民群众主流审美。崔健的革命缺乏群众基础与经济基础，掀翻文化市场的固有秩序几乎注定失败。
02
汪峰&《中国好声音》
话题指数：★★★★★
在中国摇滚界，从来没人能像汪峰这样取得最大范围的认可，包括崔健。鸡汤摇滚Low吗，或许，但逼格自嗨小乐队与汪老师谁对时代的影响更大，答案不言自明。
无论音乐诉求有多高大上，完成传播才能让一切实现意义。汪峰老师懂得渠道为王的道理，而他的作品是精准把握用户需求的产品。走上《中国好声音》做评委，这只是汪峰打通产品渠道的另一项布局。
▲图片来自东方头条网
被原先的死忠受众唾弃也好，无法登上头条也好，抱子怡大腿也好，汪峰老师却始终用现实主义者的方式，追随着中国摇滚的伟大复兴之梦。他始终在尺度允许、商业允许的限定下保持着自己的初心。“主流摇滚是最难做的，因为必须要经历摇滚乐和流行乐两边的骂声。”汪峰老师如此倾诉心声。
至于汪峰歌词中渴望表达的核心“诉求”，一名网友不失幽默的点评：“汪峰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总希望自己奔着鲍勃-迪伦去，可最后总不知不觉滑向零点乐队。“
03
老狼&《我是歌手》
话题指数：★★★★
所有人都以为，老狼站上《我是歌手》是冲着让民谣借尸还魂去的，直到总决赛，他揭晓谜底——“其实，哥有颗不肯媚俗的心，其实，我骨子里是玩摇滚的。”
▲图片来自新浪微博
人文精神也好，温暖明媚也好，或者纯真细腻也好，老狼自然是有格调且有根基的音乐人。但我们必须承认，支持他走上主流舞台，搞张炬纪念会的仍是《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这类歌提供的群众基础，而这些歌在今天的视野里，不仅不够民谣，反倒很口水。
如今的民谣与摇滚有个最显眼的共通点——他们都属于小众，而小众等于不赚钱。在《我是歌手》决赛搞来“摇滚天团”，更像是为中国摇滚打造的情怀营销。
04
痛仰乐队&《中国之星》
话题指数：★★★
当崔健成为《中国之星》的评委之一后，作为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地下乐队”，“痛仰”受教父邀请登上选秀舞台也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在电视舞台上，痛仰特意选择了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然后，他们就被剪掉与淘汰了。与崔健推荐的子曰乐队基本前后脚下台。
▲图片来自网易娱乐
按照痛仰的商业嗅觉，他们更合理的选择应当是《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的任意一首歌。合理意淫下，我认为怂恿痛仰选择《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歌“自杀”的人，很可能是崔健老师。
痛仰和汪峰哪个逼格更高？或许曾经这根本称不上问题，但一切已经不同了。痛仰在多次访谈中暗示，他们要拥抱商业，但无论是“撩拨大众情绪”，或是“描述时代痛点”，再到摆弄旋律的天分，他们与汪峰的距离基本等于汪峰与鲍勃-迪伦的距离。
05
郑钧&《中国最强音》
话题指数：★★★
接受《中国最强音》的邀请出任评委，郑钧笑言，“给那么多钱为什么不去？”
作为一名事实上的过气歌手，郑钧把摇滚看的很透，“我热爱音乐，但我不爱歌手这个职业。”经商后的郑钧早已无需依靠歌手身份讨生活，这也使他无需应付“如何把摇滚做商业”这种问题。
▲图片来自长沙晚报
抛开摇滚偶像与职业歌手这双重身份之后，郑钧在评委席上的眼界更为宽广。他无需肩负老崔那样的“摇滚教父使命”，而是更为豁达的直言自己评估选手的准则是“依靠音乐挖掘人性美好的一面”。
至于能否推出新作品，达到《回到拉萨》的高度，郑钧给出了开放式的解答：“也许能，也许不能，顺其自然吧。”
恰好，这也为其他“摇滚老炮儿”们找了一个不错的台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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