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董子琪

编辑 | 黄月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智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作歹事的本领也增多。”

上述这段话，源自一百年前梁启超对东南大学大学生的演讲。他说，所谓的学问不应当只是一套知识，更应当关乎人生、精神与德性。在一百年后的当下，当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足，知识专业日益精进时，可能很多人从早忙到晚，精神上却缺少安顿之处。应当如何应对这种困局？此时重提梁启超所说的“精神饥荒”仍有意义。

梁启超的《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当时的“70后”梁启超对“90后”和“00后”发声，重点回应青年人普遍关心的三个问题——在外界诱惑和压迫无法忽视的时刻，如何保持个人的人格？在人生遭遇忧患痛苦之时，如何才能获取精神的安慰？在学问和事业遭遇挫折时，如何才能继续向前？

在朵云书院前日举办的新书发布会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邓秉元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小兵共同参与了讨论。许纪霖从书中读出了梁启超的尽兴和趣味主义，邓秉元提示听众梁演讲的背景在于晚清经学瓦解、士人精神生命出现空缺，唐小兵则指出了梁启超期待的年轻人的样子——“成为对生命与文化有自觉的人”。

年轻人不要整日局促在自己的利益里 

唐小兵说，梁启超对中国大学生的演讲让他想起马克思·韦伯在1918年底对慕尼黑大学生所做的政治与志业的演讲，虽然面对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未来，但过去是不可能再回去了，未来又是茫然晦暗不明的，韦伯也强调要面向未来，如果不做，那可能的也会变得不可能。梁启超面对学生，教导年轻人如何克服烦闷和焦虑，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位置，在那个各种主义频出、意识形态交战的时代，当时的年轻人的烦闷一点也不亚于现代年轻人的焦虑，唐小兵举例说，“比方说刚刚主张个性解放、走出家庭后却发现更加茫然、遭遇挫折，迅速进入后五四时代。 ”

梁启超强调年轻人要做“第一流的人物”，唐小兵解释说，所谓的“第一流”并非指成功人士。今天人们将成功人士与贵族混同，但两者有所区别：贵族是追求卓越的、承担公共责任、有内在自我的人士，成功者则是利用社会规则最大程度实现自我利益、避免社会责任的人。梁启超反复说的是，人们应当在自己从事的行当和职业中寻找神圣意义，获得尊严感，而不是最大程度地攫取社会资源获得权力感。“这种来自于对他人支配的权力感和尊严感，在他看来是扭曲的。”唐小兵说。

此外他还认为，梁启超回到清华任教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做出选择，认为文化比权利更有尊严，学术比政治更有生命。他在晚年有过反思，哪些东西是长远的、哪些东西是短暂的，梁启超面对年轻的学生语重心长地讲学术与文化的意义，是希望学生成为广阔的、有格局的人，而不是局促在自己的利益里，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好像每一步都要精确地计算。他希望他们拥抱自己的生命，找到自己的位置——用今天的话说，既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也不是能动的虚无主义者，而是成为对自己的生命有文化和意义自觉的人，这样的人生才是丰盈的人生。唐小兵补充解释，能动的虚无主义者指的是一个人在商业上有嗅觉，知道在哪里可以实现利益，但内在没有稳定的价值立场、内在自我；这个时代市场需要哪些东西，他就投喂这些东西，不断处于追逐这个时代的状态。

趣味主义与尽兴主义

《致“新新青年”的三十场讲演》一书中的演讲是梁启超晚年时所作，许纪霖认为书中的教义与其说是对青年人的谆谆教导，不如说是梁启超对自己年轻时候的反思。“之前的梁任公是很功利的，境界不高，晚年他用一生血淋淋的经验教育告诉年轻人怎么克服焦虑。”邓秉元认同这一说法，他说，梁启超本人以一生实践了他所讲的内容。他的人生复杂多面，少年早发，才华横溢，博览群书，与他的老师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继而卷入晚清政治事件之中，从二十几岁到五十七岁去世，一直生活在历史的潮流中，但他并没有被太多的浪潮裹挟。他不仅有文名，也做过高官——在北洋时代做过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1917年段祺瑞政府倒台后，完全回到了读书人的本色。“他有资格在政坛上做‘不倒翁’，却退出了，这就是儒家所说的‘出处、去就、辞受、取与’，做人做事的边界在哪里，一个人在什么点参与政治、在什么条件下不可以参与政治。梁启超事实上最后没有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邓秉元说。

梁启超在讲演中多次提到王阳明的心学以及致良知。致良知又是什么意思呢？许纪霖注解道，所谓致良知，说的是天理就在你的个性当中，把你个性中的良知发挥出来，就接近天理。阳明学到晚清有大发展，刚好接上五四的个性解放。“五四的个人主义竟然和西方不太一样，西方是英美的权利观念，五四包括梁启超和胡适，权利部分讲得不太多，更多讲的是个性，倡导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形成独立的人格。”邓秉元指出，现在很多人以为天经地义以利益先，有好处为什么不拿呢？而良知是逻辑上的第一个念头、是之前的根源性的状态的念头。梁启超就举过一个例子，如果父母在家生重病，作为子女，你的第一念头是回家探亲，但马上又意识到请假回家带来的各种损失，也便湮没了第一念头，也就是人的良知。

趣味主义是梁启超演讲的另一要点。他晚年对自己早年的生活展开反思，特别强调要为学术而学术、为趣味而趣味。“孔子说知知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大学不读书，读书的都是职场人士（笑），但充电的人士只是好知者，最高境界是乐知。”许纪霖谈道，“学这个知识不是因为它有用，能够提升本领、换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凭或工作，而是因为喜欢这个知识，在其中乐此不疲；一个人要做好一件事，不是因为功利的目的，而是因为想做这件事，这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关于趣味主义，唐小兵也联系当下现实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满各种变数，比如疫情期间人生规划突然被打破，应当如何自我调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应用趣味主义的地方。“你做一件很小的事情收获小快乐，小快乐会积累成大快乐，而不是一直心有旁骛、眼高手低。趣味主义反映了梁启超对生命的肯定和热爱，他提倡在职业尊严中寻求自我意义。”唐小兵也顺势发问：我们为什么总会感受到生命的倦怠、无聊和不胜其烦？各种补习班、应试教育对人的影响愈加显著，人们应当学会怎样在这样的生命中忙里偷闲，能够在高度行进的轨道暂时逸出，让生命获得自我调整和短暂的停顿感，画一幅画、写一副字，和朋友促膝谈心或是远行，这都是梁启超所说的趣味。

经学瓦解之后，生命如何安顿

邓秉元为人们解读了梁启超演讲的背景：经学不止是一套知识，也是古人精神性的根源的所在，佛教在明清之后对士大夫的影响已经衰落，知识分子更多受到经学传统天道观念影响。晚清以后经学系统被割裂，这种割裂当然有其正当性——晚清君主专制的意识形态退出了，但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也出现了空缺，“生命总要有安顿的地方，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呢？”邓秉元说，梁启超在1905年和1915年两个时代讲道德是不同的，前期他自己也在政治实践中，戊戌变法之后要学王阳明曾国藩，甚至是武士道，他宣讲的对象是和他一样是要立宪维新革命的；1915年之后，他面向的是“新新青年”，在经学知识、关于生命安顿的东西完全剥离之后，完全学西学的人在精神上少了一块。这就是梁启超宣讲的背景。

唐小兵也回应说，现代中国的历史伴随着废科举、新学堂、现代知识体系引入的过程，但新式知识引入的同时，关于规范的、读书做人的知识慢慢边缘化，淡出了人们的私人与公共生活，更多强调自然与科学知识，但这些知识无法解决生命的安顿问题。所以梁启超反复回到人的德性的主题上来。“比如说，在今天做一个好人还有意义吗？一个特别有良知的、遵守规则的人往往很容易被欺骗伤害，还得不到修补治愈。”梁启超提出现代知识注重知识技能的提升，不太注重人的内在的人格教育和自我养成。民国以后，梁启超重新肯定了古代的书院制度，在湖南岳麓书院时务学堂担任教席，“书院里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像是孔子说的二三弟子春天里游学的生活。”唐小兵说。

梁启超的演讲不是抽象地讲道德，而是要在内与外之间、内胜和外王之间取得平衡，也就是“智、仁、勇”三足鼎立。“中国晚清为什么要去看近代科学系统，因为传统中国文化过于强调内在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平衡。”邓秉元对中西文化的弊端有一个判断，“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是作茧自缚，西方文化的问题是悬崖撒手。以今天的处境看来，科学对人类的操控是非常严重的，像是生物技术和AI的发展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未来（不得而知）。”梁启超在1918年前后游历欧洲书写《欧游心影录》，已经预见到了人类应当面对掌控世界的困局。 

梁启超在演讲中还强调了学之为己与学之为人的区别。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指的是今人学习不是为了自身的充盈，而是为了他人的认可以及外部的名利。邓秉元最后也谈到了生命的理想状态，以及人应当为谁而活的问题。“现代人说喜欢庄子，可是庄子活着你认识他吗？一个漆园小吏，工作是带着二十几个闲汉，看到一棵树说这应不应该伐掉；有时候穷得要借米，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旁边人说这完全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你见到这个人，知道他是庄子吗？知道他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的吗？他的生命是给谁活的？我们太想把自己的生命给别人看，证明自己有多么重要，其实我们重不重要，应该由自己判断，或者由家人判断，由我们身边的老师同学一点点开拓出去，世界怎么看是最其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