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实习生 姚冰淳

编辑 | 林子人

近年来，“奶爸”相关真人秀的热播和网络上对“丧偶式育儿”的讨伐折射出人们对父亲参与育儿的普遍期待。在热播电视剧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严母慈父”的模式，颠覆了过往“严父慈母”的刻板印象；父亲与孩子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趋于平等、温暖。过去权威、强势、严肃的父亲形象在当下的中国似乎已有所松动。

中国社会的父亲角色在百年时间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父亲参与育儿的水平近年来是否提高了？与西欧、北美的父职文化相比，中国家庭的父亲参与育儿又具有哪些特点？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策划的跨学科沙龙上，上海纽约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李萱带来了一场以“中国家庭中的父亲参与”为主题的讲座，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近现代父亲角色的变化

在儒家文化中，父亲是核心角色，父子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儒家价值体系中各种各样社会关系的原型。儒家父权制中父亲的角色有两重维度，一是在代际关系上作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家长权威；二是在性别关系上作为“严父”的性别角色分配。正统的中国父亲通常远离日常照料，但对子女严格管教，关注教育和行为举止，并在道德上以身作则。儒家理想中的父亲应当是慈爱的，但不把关心和爱护挂在嘴边，这即是“父爱无言”“父爱如山”。而父亲作为一家之长，他有权利决定子女妻妾的人生安排，因此父亲在传统中国家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纵向”的代际关系要重于“横向”的夫妻关系。

李萱曾做过一项研究，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名人家书和作品来观察百年来中国父亲与子女的关系变化。在讲座中，她举了曾国藩与梁启超的例子，来阐述从晚清到民国父亲角色的变化。曾国藩的家书呈现了一个正统的儒家父亲的形象，对孩子进行道德教化，有非常明确的地位高低之分，鲜少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而梁启超则会在书信中直白地表达爱意，姿态也更为平等。

李萱认为，这是民国时期“家庭革命”带来的影响，一批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陈鹤琴等反思批判传统儒家极端尊崇父亲和父权的家庭模式，引入了西方以儿童为中心的观念。他们一方面推崇这些观念，一方面也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实践。同时，清末民初社会上的性别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积极地推动了早期的女权运动，鼓励女性接受教育、出去工作，强调母亲的身心素质对下一代国民的影响。这些话语逐渐渗透到大众之间，使得人们开始畅想新的父亲角色，家长制中的父权得到了一些消解。

在新中国成立后，父权制作为封建残余继续受到了挑战，被视为旧社会、旧观念的代表而加以批判，孩子甚至被鼓励在意识形态上教化和改造父亲。事实上，当时无论男女老少都被鼓励参与到国家生产之中，个人家庭则屈居于国家之后。李萱说：“那个时代的男性理想模式是周总理、雷锋、铁人王进喜，很少有人想到一个家里男性还有个孩子需要照顾，他还有另一重作为父亲的家庭身份。”同时，国家承担了很多育儿角色，个体家庭不需要有太多经济支出来进行育儿；另一方面，”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性别政策鼓励妇女工作，男性不再是主要的养家者。但是，国家并没有政策来鼓励男性参与到传统上由女性主导的家庭琐事中。

改革开放以后，整个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人口转型，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使每个家庭中的孩子减少，同时，面对着来自西方“儿童中心”和“密集育儿”的育儿文化影响，在家庭中父亲和母亲都更加在意孩子，愿意从时间和金钱上为孩子付出。同时，国家开始退居幕后，对于私人生活的控制和支持同步减少了，育儿责任回归到家庭。一方面，中国父亲更有意愿参与到孩子的抚育中来，更加重视亲子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承受着市场经济下的职场压力，由于工作时间的限制，对于孩子的陪伴依然远少于母亲。

中国父亲的育儿参与：不断扩大的性别鸿沟

中国国家统计局关于中国居民时间使用的数据显示，家有0-6岁幼儿同住的男性花在无报酬照顾劳动工作上的时间，从2008年的41分钟上升至2017年的55分钟。另有几项研究发现，孩子年龄更大的家庭中，父亲在育儿上的用时也更长；不同社会阶层的父亲都认为自己应当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样在家有学龄和学前儿童的港台家庭中，父亲参与育儿也较为积极。因此，父亲应该参与育儿已经得到广泛认可，并且中国父亲在育儿中的参与度也的确在上升。

除了育儿时间的增加，在当代中国家庭中，父亲与孩子的互动质量也有所改善，他们更希望与孩子建立温暖、平等、亲密的互动关系，比如现在的父亲更愿意主动地表扬孩子，甚至在有些家庭中，会呈现出“慈父严母”的模式。李萱研究了南京地区100多个城乡家庭，她发现非常多的父亲在日常生活会用实际行动、肢体接触、语言、民主养育等多样的方式向孩子表达关心爱意。

然而参与育儿时间的增加和亲子关系质量的改善并不意味着中国家庭父亲参与育儿的水平能够与母亲齐平。根据清华大学郭戈的研究，“丧偶式育儿”一词始于中国台湾作家陈安怡博客中的“假性单亲妈妈”，2016年后在中国大陆网络上成为爆款词汇。不同于英美拒付育儿费用的“缺席父亲”（deadbeat / absentee fathers），“丧偶式育儿”的父亲通常是已婚家庭成员，在经济上也为育儿作出贡献，但在日常上生活中育儿参与度极低。尽管父亲参与育儿的时间有所增加，但是女性花在照料工作上的时间从2008年的100分钟上升到了2017年183分钟，男性参与育儿的时间远远比不上女性参与育儿时间的增长，“照料鸿沟”不增反减。

即使在传统上被界定为“父亲专属”的育儿任务上，例如学业教育、品德教育、行为规训等，中国父亲在参与上也都远远落后于母亲。同时，父亲也倾向于参与轻松愉快、有利于培养亲子感情的活动，而不是重复、耗时、无聊、没有什么成就感而又在时间上有硬性要求的任务，比如做饭。李萱说，很不幸，几乎全世界的爸爸都有这个倾向。

之所以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与社会中对于父亲和母亲的定位有关。李萱注意到，近年来鼓励父亲参与育儿、成为好爸爸的一些书籍几乎适用同一套“父亲为孩子提供了一种男性的榜样和行为模式”的话语，例如《好爸爸胜过好老师》中写道：“‘父教’能赋予孩子自理能力、自信心理、坚强品质、骁勇精神，赋予孩子坚韧、果断、自信、豪爽、独立等性格特征，使孩子远离自私自利、柔弱脆弱、自暴自弃沉默寡言、羞怯自卑、感情冷漠、害怕失败等消极个性品质，从此健康成长。”这些话语很大程度上被父母们内化为自己的行动。

在一项合作研究中，李萱与合作研究者找到了许多城市家庭的父母，询问他们认为父亲和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有何不同，受访者的回答中反复提到父亲与母亲的“性别差异”，例如母亲是给予爱的，而父亲是传递力量的——与父亲在一起能更有阳刚之气和理性思维，或是思维更加开阔、自由、大胆。在访谈中那些母亲认为抚育孩子是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但又会贬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认为自己所承担的日常照料工作比不上父亲参与育儿带来的积极正面的影响。

李萱说，这可以看出现在大家对于父亲参与育儿是非常支持的，然而这些话语所支持的父亲参与育儿的方式并没有要求父亲分担最最无聊的照料工作从而解放母亲，同时还美化了父亲所扮演的角色。李萱认为，从晚清到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经历了彻底和深刻的变革，中国父亲在家庭中家长式的权威被逐渐消解，开始接受以儿童为中心的养育方式。然而在性别角色上，中国父亲依然缺乏平等承担育儿责任的观念和系统性的、政策性的支持。对于男性参与育儿在观念上的支持和追求固然是一个宝贵的起点，但不支持和促进父亲们像母亲一样投入日常照料，而是鼓励他们有选择性地参与所谓培养阳刚之气的“父教”，反而有可能扩大性别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