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李彪

编辑 | 宋佳楠

在北京要实现“租房自由”，你认为需要花多少钱？

贝壳研究院2019年做的一项抽样调查报告提供了答案：7600元起。报告还显示，想要住在距离地铁站点1000米内，平均月租金水平在3800元以上，且每靠近地铁站500米，单位租金增加超12%。

一大批租房客正为了享受到“租房自由”而不停努力，特别是聚集在互联网大厂的都市白领们，想要少花钱还能租到心仪的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自媒体“未来可栖”的《大厂码农：我们只是租房补贴的搬运工》一文，向外界揭示了互联网大厂员工面临的租房困境：公司提供的租房范围内定向房补，被租房平台、中介定向上涨的房租消耗掉了。

铁打的涨价、流水的房补，大厂的“租房江湖”已显现冰山一角。当有太多的“大厂故事”被生产出来后，发生在这里的一切似乎有了一套“元叙事”，租房也不例外。

近年来大厂相关报道所制造的话题性开始让人们患上了一种“大厂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仿佛这里发生的一切事情，被贴上“内卷”、“围城”之类的标签，就都能在大厂身上找到答案。

模式往往对应的是一种外部视角，而身处其中的人，租房只关乎工作和生活。

活在当下

2015年大学刚毕业就入职小米的叶琪，在北京前前后后搬了四次家。公司虽然没有提供房补，但她每次都会选择在公司附近租房。

“住在（公司）附近太重要了。我不是一个驱动力特别强的人，能走路上班的距离就刚刚好。”叶琪觉得，上班前、下班后在这座房子里的时间才是“生活的开始”，如果这部分时间被通勤压榨得所剩无几，那临出门前就真要给自己多做几遍“心态建设”了。

叶琪前几次搬家一次是因为租的老房子住宿条件太差，墙角内、窗户上总有蟑螂频繁“光临”，某天雨下得太大直接把阳台顶冲塌了；另一次则是因为房东不合理地涨价。搬家留给她的记忆除了痛苦就是劳累，即使请搬家公司，还是会搞得“兵荒马乱”。但就像她不接受乱涨租金一样，“搬家、在公司附近租房都是一种生活的选择”。

而在施然看来，租房并不是以大厂为中心的“桥段故事”。

施然从去年开始就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实习，主要负责内容部门的运营工作。她和另外一位同事合租，住的地方步行到公司只需要10多分钟。

对许多一线、新一线的都市上班族来说，离公司近本身就是租房的一大优势。早晚高峰挤地铁、换乘的通勤是每日的“必修课” ——不仅要知道在哪个位置上车更方便，还要练就一身“强挤抢跑”的本事。

贝壳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新青年居住消费报告》显示，约70%的受访对象表示可接受的通勤时长在1小时范围内。交通与地理位置也是常年居于租房考量因素的第一位。由此可见，实现1小时的“通勤自由”对城市青年的租房选择极具吸引力。

除却通勤外，腾讯、字节跳动、快手这样的互联网大厂还设有针对员工租房的定向补贴，即在划定范围内租房可享受不等金额的补助。

以字节跳动为例，一线城市（北上广深），距离办公地步行30分钟，自行车或地铁20分钟范围内租房，每月可获公司提供的1500元补助，其他城市以步行30分钟以内为标准。

施然告诉界面新闻，公司对房补范围的规定是附在入职合同里的，审核方法简单而又固定，距离以“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苹果地图等软件的地图测距截图”为唯一证据，此外没有更多流程。明文规定加上量化结果，“字节在这方面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

此前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互联网大厂的房补带动周边租房价格上涨，以至这几家公司被中介看作“肥羊”，还有留言称“住的离公司近而被领导要求多加班”。

施然表示，自己从未遇到过上述情况，从她个人的实际工作经历看，这类说法虽不能说完全失实，但多少有把故事里的冲突情节带入成想象中的大厂日常，略显"滤镜失真"。

她眼中的大厂“一切都与事相关”，每个部门都很大，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是因工作需要而产生。即使加班大概率是因为自己手头工作没做完。租房也是一样，北京的房价、大厂所在园区的地段，平台与中介对房源的垄断，这些都成为影响租房选择的因素，和大厂没有必然联系。

像是房补被中介“定向收割”的情况，施然觉得，虽然在公司附近租房确实比其他地方要贵一些，但房补还是能起到作用的。自己合租的房间扣去房补，每个月花3000多元，尚在可以接受的水平。

同时下流行的“躺平学”一样，在她看来，租房也是一件需要降低期待的事。如果房补能够把因地段带动的涨价拉回到“市场均价”的话，那有总比没有强，若能够覆盖掉很大一部分，便称得上是“意外的福利”了。

对施然来说，能住在公司附近，早上多睡几十分钟，下班后可以散步回家，周围有自己熟悉的店面、商场和公园逛逛，这些都是生活的一部分，而非完全为了大厂。

“房补猎人”

租房的天平一边连着需求端的租客，另一边连着供应端的租赁市场，而租金则是游走其间的砝码。

链家研究院院长杨先领认为，租金问题的本质是供求，而大厂租房补贴无形中催生了供应租赁中介市场“房补猎人”的出现。

 “房补猎人”指的是一类专做互联网公司房补范围租房的中介，他们会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渠道获取相关房源信息，时刻留意着大厂房补规定的变动。他们对某一区域距离公司的公里范围、要交什么证明材料、公司管得严不严都有着十足的经验。固定片区内的房源就像是猎物一样，难逃被各家围捕的命运。

入行5年，专做字节跳动补助范围内租房的肖扬正是“房补猎人”中的一员。他的微信头像是带有“字节跳动”标志的公司照片，微信名也备注有“字节租房管家”。他对字节在北京各处的公司位置、周边房源情况、房补规定细节都了然于心，俨然已成了字节跳动的“编外人员”。

肖扬所在的中介公司很早就开始做这块业务，他也是一入行就被安排接手字节租房。在他看来，大厂附近的租房因补助而产生涨价肯定是有的，但只是很小一部分。从他朋友圈分享的房源信息看，整租、合租的价格并没有大幅超出所在地段的平均水平。

比起上涨的价格，旺盛的需求才是这一业务增长的核心。“快”是肖扬感受房补范围内租房的最明显特征。

首先是房源更新快，像自如、贝壳、我爱我家这种平台，大大小小的中介公司都在盯着更新的房源信息。肖扬说，这类房子一般一两天就会更新一次，他朋友圈里的租房动态也保持着这样的频率。

再就是房子租得快，“周末的话基本上一天之内就能转手，最迟不过两天。”界面新闻记者随肖扬看房时，他指了指合租房里的另一间屋子，“租客也是字节跳动的员工，这片的房子根本不愁租。”

晚点Latepost《字节怎么都十万人了？》一文中提到，字节跳动在2020年一年内，从6万人涨到10万人，平均每工作日约150人办理入职，“仅在总部北京，字节跳动就有近40个办公点，员工们每天在食堂吃掉上万个鸡蛋、10吨以上的蔬菜。”互联网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为中介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

肖扬自己最开始做业务时，字节跳动的房补规定还是“步行30分钟以内”。据他推断，后面改规定可能是因为公司也发现根本“不够用”，已无法满足随公司扩张而不断膨胀的租房需求。

在肖扬看来，大厂租房只是整个城市生活的一处缩影，只要市场需求不减，这块业务就能一直做下去。

在送界面新闻记者出小区时，肖扬与保安商量晚些时候再还钥匙，“待会还有一个客户要来上门看房。”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琪、 施然、肖扬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