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所渴望拥有的技术里，人工智能算得上是最无用的一项了。请容我解释清楚。当我们探索遥远的星球或者拆解炸弹时，拥有能够独立做决定的机器人是很有用的。然而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最终期望，绝不仅仅是让机器人的操作系统具备自主行动的能力。人工智能的理念不是指通过“理解各类模式”而让计算机拥有更快的数据搜索能力，也不是指让它使用自然语言与人类主人交流。人工智能的梦想曾经是——现在也是——创造出拥有意识的机器。人工智能的意思是造出一个机器人类。然而这个目标，如果作为一项理性的技术企划来看的话，其实是非常奇特的。

想一想有意识的机器可能意味着什么：一个像人类一样思考和感受的机器，一个梦想并沉思自己的存在的“电子大脑”，陷入爱河或失恋，在月光之下写作十四行诗，开心的时候笑，悲伤的时候哭。这种机器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花费数十亿美元，投入无数的珍贵科研时间，只是为了造出人类自己的复制品，其意义何在呢？

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现象它是被我们的文化价值所塑造的。因为珍视健康的体魄而厌恶疾病，我们开发了各种药物。我们喜欢财富和自由，厌恶贫困和枷锁，因此我们发明了市场以及舒适生活所需的种种东西。我们充满好奇心，因而去探索星空。但是当我们造出自身的有意识拟像时，我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深层情感驱使我们去想象并努力创造出一个模拟我们自己的形象的机器？如果不是恐惧或需求，也不是好奇，那么这种情感到底是什么？难道是因为我们沉湎于厚颜无耻的自恋之中吗？我们是否虚荣得不可原谅？或者会不会是因为爱？

巧合的是，人工智能的现代历史是以一种调情似的室内游戏开始的。让我们想象三个房间，这些房间通过键盘和能显示文字的显示器相连接。第一个房间坐着一个男人，第二个房间里坐了一个女人，第三个房间里有一个被称为“裁判”的人。两个人都通过电脑与裁判对话，而裁判的任务则是断定哪一个人是男性。男人尽力让裁判相信自己是男的。女人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模仿男性的特征，希望能骗过裁判让他相信自己才是那个男人。

1951年，英国的计算机先驱阿兰·图灵发现，通过稍微改变一下这种“模仿游戏”，把第二个房间里的女人换成机器，我们就创造了一个能判定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测试。机器模仿人类。如果裁判分辨不出哪个是机器哪个是人，那么机器对人类的模仿是相当不错的，这或许意味着它拥有了智能。

西方文学，不论古今，都充满了机器爱人的情节

图灵是同性恋，在当时的英国同性恋是违法的。1952年，他因为和一名男子的关系而被捕。我们很难不去假想，他的模仿游戏必定反映了他自己隐藏的性取向：藏于室内的是“他”，兼具男性和女性的特征，想要欺骗的是社会这个“裁判”。又或者图灵是裁判，他仔细查验对方的陈述，希望找到相互认可的火花，或是相似心灵间的微妙亲密。在著名的“图灵测试”的简洁论述背后，潜藏着怎样的恐惧与渴望呢？

然而早在图灵登场之前，机器就已经成为了情欲想象的对象。西方文学，不论古今，都充满了机器爱人的情节。我们想到了塞浦路斯的雕塑家皮格马利翁，他是阿佛洛狄忒的最爱。据奥维德的《变形记》记载，他用象牙雕刻出了一个完美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伽拉忒亚，因为雕琢得栩栩如生，皮格马利翁立刻爱上了她。他请求阿佛洛狄忒给雕像注入生命。爱神阿佛洛狄忒对这些美丽的非生物少女已经多少有了点了解：她的丈夫赫淮斯托斯建造了数个漂亮的雌性机器人，在奥利匹亚的作坊里给他打下手。她满足了皮格马利翁的愿望；皮格马利翁吻了他的完美作品一下，伽拉忒亚就变成了真正的女人。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皮格马利翁的故事也流传了下来。卢梭、歌德和莎士比亚都曾使用过皮格马利翁的神话。在萧伯纳的故事里，他用真人代替了象牙，讥讽男人按照自己的一时兴致“创造”女人的想法。尽管做了这样的修改，他并没有改动情节：在《卖花女》（1912）里，语音学教授把邋遢的卖花女孩伊莉莎转变成了公爵夫人，并立马爱上了她。

随着20世纪的到来，皮格马利翁的故事与现代性及其关于人类心灵的种种学说相碰撞：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心理学，以及据称可以像在干净的平板上写下人格算数公式的“白板理论”。在弗里茨·朗的史诗电影《大都会》（1927）里，伽拉忒亚变成了玛利亚；她不再天真无暇，而是变成了一名诱人的妖姬，在一帮目瞪口呆的男人面前表演疯狂且充满情色意味的巴比伦舞蹈。

对于图灵和其他几位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思考着思维机器的人来说，这些文学叙述是相当熟悉的。的确，计算机的出现打开了一扇窗口，从前的幻想故事有了变成技术现实的前景。新一波的数学家、逻辑学家和编程人员运用抽象符号、进程、规则和算法来雕刻人工的存在，而不再使用雕塑家的凿子。这是一项高尚的事业，然而也充满人类的傲慢。浪漫主义作家玛丽·雪莱在《科学怪人》（1818）里警告过人类，将生命注入死物何其愚蠢。然而到1950年代时浪漫主义早已烟消云散。世界加速迈向火箭、宇宙飞船和原子弹的未来。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甚至重造伊娃和亚当，取代伊甸园里的上帝，并重新开始创世也是有可能的。

1960和1970年代是人工智能研究的鼎盛时期。到了1980年代中期，这项研究失去吸引力，同时也失去了大部分的研究资金。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了“黑暗年代”，并且自那以后一直处于“黑暗”之中。根本问题在于，人们发现建造有意识的机器原来比早期研究者所设想的要复杂地多得多。首先，我们其实并不清楚意识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如何出现的。美国心灵哲学家约翰·塞尔等批评者反驳了图灵的模仿游戏：他们论证到，即使机器能够骗过人类，也不足以说明机器是智能的。因为智能的不可计算性令人望而生畏，所以追求实现真正人工智能的梦想搁浅了。研究者打了退堂鼓，把重点放在一些小一些的目标上，这些目标能够产生有用的东西，也能争取到资金。

尽管如此，但是妖怪已经被放出了魔瓶。关于人工的、智能的、追寻爱的被造物的幻想故事现在是用新的计算机语言写成的：我们可以回想斯坦利·库布里克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描绘的HAL，或是1980年代的电视剧《星际迷航：下一代》里的数据指挥官。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银翼杀手》（1982）改编自小说家菲利普·K·迪克的一部短篇，在电影中的未来世界里“复制人”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反面角色复制人脱衣舞娘Zhora坠亡时撞碎一层又一层玻璃房顶的慢动作场景，是一首关于人类自我毁灭的难忘颂歌。古代的伽拉忒亚在诱人的后人类瑞秋身上复活，她是泰瑞公司超级先进的复制人仆人。电影里脾气暴躁的男主角（他自己也是机器人？）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瑞秋。

我们的渴望：用程序设计我们的子女和爱人，他们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也永远不会背叛我们

对于报复的恐惧也一样回来了。《科学怪人》这则发人警醒的故事，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集体想像之中，在关于未来的计算机叙事中挥散不去。如果人工智能比我们还要聪明怎么办？万一机器人审视我们，认定我们是有待消灭的害虫怎么办？假如加州伯克利的机器智能研究所，以及《终结者》（1984）和《黑客帝国》（1999）等电影关于人类末日的预测是正确的，假如人类会被自己忘恩负义的机器后代取代或者奴役，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在高加索的悬崖上普罗米修斯抖动着枷锁，叫喊道：小心神灵的复仇！特别是你想要创造的那些神灵！

可是话又说回来，爱难道不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吗？难道害怕子女会反抗我们不也正是爱的一个方面吗？伴侣和孩子确实有可能抛弃我们，无论我们为他们做了多少好事。然而或许事情不一定非得如此。机器智能研究所建议我们在所有的未来人工智能里植入万无一失的程序，确保它们永远不会恨我们。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选项吗？既然我们是机器人的设计者，我们就可以强迫它们爱人类，永远而且毫无保留地爱。我们应该像皮格马利翁一样创造完美的作品。这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子女和爱人设计得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永远不会背叛我们，这样他们就会永远忠于我们。完美的爱将不再难以把握。这难道不正是我们一开始渴望人工智能的原因吗？

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人工智能》（2001）高超地将人工智能带给我们的所有感动结合在了一起。大卫是一个机器人男孩，但他想成为真正的人类男孩。尽管他的人类养母莫妮卡拒绝了他的愿望，但他还是永远且完全地爱着莫妮卡，这仅仅是因为她触发了大卫的“印刻条款”。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冒险之后，大卫躲过了人类的灭绝，并且活到了遥远的未来。当具有超级智能的机器人种族将他从冰层中挖掘出来时，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死去的母亲一面。未来的机器人答应了他的请求：他们用一缕头发上提取的DNA克隆出了莫妮卡。然而这个克隆人只能活一天。大卫被送到重建的故居里，他将在那儿和母亲度过完美的一天。这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太阳下山的时候，莫妮卡抚摸着大卫，告诉他自己很爱他，而且一直爱着他。她闭上双眼最后一次进入梦乡。大卫在她身旁躺下，也闭上了自己的双眼，进入到“梦想诞生的地方”。旁白无需解释：那里也是大卫和他的同类被构思出来的地方。

相关阅读：如果机器人都长成这个样子 你还发愁找不到漂亮女友吗？

（翻译：李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