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冯皓辰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近日，有关“躺平”一词的讨论正逐渐在各大互联网平台当中引发热议。该词最早源自百度贴吧内一则题为《躺平即是正义》的贴文，其中，贴文作者自述自己如何在不具有稳定工作与收入来源的条件下，通过不断地“打零工”与践行低消费的生活方式，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所需，从而免受高强度工作压力与竞争化工作氛围所扰。其后，该词渐渐泛化成为一种态度——决定放弃依靠拼命工作来攒钱，不断产生焦虑而伤身的生活模式，而采取主动降低自身欲望，从而缓解生存压力，获得内卷式奋斗之外的别样形式“幸福”的生活哲学，并引发大量网民共鸣。

时至今日，“躺平”现象亦引起诸多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其中兼有支持者与反对者。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团总支书记汪星余，在光明日报上的评论文中提到：“‘躺平族’的兴起依赖于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背景。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增长换挡降速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行业发展空间受限，竞争更加激烈，最终反映到个人层面工作和生活上的‘内卷’上。”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李锋亮认为：“千万不能因为不喜欢‘内卷’，就采取‘躺平’的态度。‘躺平’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但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还对不起亿万个努力工作的纳税人，毕竟高校的运行经费中，学费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很大比例来自财政拨款，而财政拨款的来源就是税收。”

王庆峰在南方新闻网上的评论文中指出：“在压力面前选择‘躺平’不仅不正义，还是可耻的，（以‘躺平’为代表的）这样的‘毒鸡汤’没有任何价值。”

部分网民亦在相关讨论当中指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呼吁并践行“躺平”的生活方式，往往出自对于职场当中的竞争化、高强度压力、不合规的加班制度、高额的生产与生活成本，以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与劳资关系等负面现象的厌倦与不满。这些职场负面现象，也被评论者视作造成“躺平”现象的根源所在。

笔者认为，透过“躺平”热议本身，其实可以窥见青年工薪阶层对于相关社会问题的看法、态度与现实诉求。

反抗“奋斗”式鸡汤、逃离“小确幸”神话

在“躺平”的相关讨论于互联网中流行之前，已出现诸多类似热词。无论是概括职场内恶性竞争氛围的“内卷”，还是诸如“打工人”等略带讽刺性意味的身份自嘲，这些描述相关现实社会问题的热词和议论早已有之，而“躺平”则是这些讨论的延续。不同之处在于，“躺平主义”似乎日渐成为了一种带有去中心化特征与反资本主义色彩的互联网反文化（Counterculture）宣言与实践。

所谓反文化，在社会学家西奥多·罗札克（Theodore Roszak）看来，以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为典型，此类反文化往往具有取消或否定主流文化的主张，且其提倡者多为青年群体。如同“躺平主义”一般，它为部分活跃于城市间的年轻工薪群体呈现出一种个体反抗路径，既用以逃离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劳动与劳动异化对于自身的吸纳与剥削，又可行于日常生活点滴间隙。如今，“躺平”一词的具体内涵在不断泛化，其并非一种对于特定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的简单倡议，而是牢牢关涉年轻人日趋普遍化的消沉心态的结构性现实问题，从而具备着一定的反抗色彩。

一方面，“躺平”作为一种反文化宣言，是对曾经甚嚣一时的奋斗式“鸡汤”与“小确幸”式的消费文化的否定与拒斥。

在“躺平族”看来，此种奋斗式“鸡汤”往往以道德化的劝诫兜售新自由主义观点，将个体的后天努力视作获得财富的唯一方式，鼓励青年人主动压缩自身的休闲时间而投入到高压工作里，而无视结构性不平等等现实情形，并常常出自在商业领域中大获成功的企业家之口。部分讨论者认为，此类“鸡汤”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来自企业雇主、管理者与其他经济上的权势阶层等“既得利益方”的话术，其间充斥着既得利益方对于劳动者通过个体努力以实现财富占有与阶层上升等美好结果的虚假许诺，并以此诱使劳动者持续性地投入精力于薪酬欠缺、难有法律保障，且高压、高强度的“996”式工作过程中。近年来，此类奋斗式“鸡汤”亦逐渐在青年工薪阶层当中失去市场，越来越多活跃在互联网企业内的基层劳动者并无法通过个体努力顺利地占有财富或实现阶层上升，从而逐渐产生出心理落差，难以再对此类“鸡汤”抱以信任。

“躺平主义”则就此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劳动者拒绝去内耗自身的巨大精力，盲目地投入到“富贵其雇主”却伤及自身的内卷式生产当中。

此外，保持低度的消费欲望同样亦是“躺平主义”当中的核心观点之一。此前，诸如“小确幸”等消费主义文化曾一度得到城市青年群体的追捧。此种消费主义文化常常将个体欠理性的消费狂热描述成获得幸福生活的不二路径。然而，许多网民的生活成本于当下仍在不断增加，其并无余力通过高消费方式以提升自身的生活质量。批评者亦往往指出，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新型的“精神鸦片”，并不断使得民众由辛苦劳动得来的报酬“返回”到资本方手中，以实现“割韭菜”的功能。于是，同样具有反消费主义色彩的“躺平主义”，赢得了青年群体的共鸣。

另一方面，“躺平”在日常生活的现实情形中，亦成为一种对高压式雇佣劳动与随之相伴的劳动异化的逃离实践。其最初动机，并非出自一种纯粹的个体性倦怠与消沉，也并非是拒绝劳动本身，而是拒绝职场内愈演愈烈的内卷式异化劳动。在“躺平”的提倡者之间，诸如彻底以“田园居士”、“御宅族”或“嬉皮士”一般的形象，全然放弃稳定工作，以逃离内卷式劳动过程者则寥寥无几，往往为少数个案。而其中大多数，则仅仅是通过“拒绝成为竞争分子”与“准时下班，拒绝加班”等在日常生产生活里的细微行动与改变，一是于个人层面，力图使资本方对于自身剩余价值的攫取及劳动异化对于自身的身心折磨降至最低，二是于整体职场层面，对当下占据主导地位的、弱肉强食的竞争性职场法则进行迂回而自下而上的抑制，从而并未使得“躺平”过程成为其生活中的主调。

“高科技低生活”使得“躺平”成为可能

另外，“躺平”的兴起也可部分归因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加速”倾向。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特穆特·罗萨（Rosa）在《新异化的诞生 :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一书中指出，技术领域与社会秩序的加速状态往往会引发个体在生活步调上的加速，由此带来个体之于此种加速状态的不适感与异化反应。无论是都会生活里高速的生产与生活节奏，还是不断愈演愈烈的内卷式竞争，此类加速往往会带给年轻的工薪阶层高度的身心折磨，而“躺平”作为一种暂时性的“减速”策略，是“躺平族”用以抵抗环境上的加速，摆脱随之而来的劳动异化的手段。

另一方面，现代技术的高度发展也使得实践 “躺平”生活方式更有可行性：交通的日益便利，社交媒体的日益普及，使得“躺平族”得以自觉地降低生活成本，并同时借由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保持着对世界和对社会局势的认识与了解，进而不断进行思考与表达。换言之，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诸如“躺平”一类的“High tech but low life”的生活步调得以可能。

也有讨论者指出，比起在网络上自诩“躺平族”的年轻人，“躺平”一词则更适合用以形容“既得利益方”——比起年轻工薪阶层必须不断地内耗自身精力，参与到内卷式竞争，才能勉强最大化其基本生存所需的不堪状态，一些经济上的权势阶层，仅凭自身先天的优渥条件便能够轻松实现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样子则更为接近“躺平”。

综上，“躺平”热议的兴起，部分源自不平等的劳资关系、职场内的恶性竞争氛围及其所带给年轻工薪阶层的劳动异化等现实问题始终处于悬而未解的状态，并同奋斗式“鸡汤”与消费主义文化在青年劳动者之间的影响力逐渐减退直接关联。比起如何实践“躺平”，其实，借“躺平”一词来表达对于现实诸种问题的不满与批判，才是讨论的重心。

同先前大众对于“内卷”与“打工人”相关讨论类似， “躺平”，更像是一种反抗性话语，而不太像是一种实际行动。

“躺平”的局限与出路

即便 “躺平”一词的讨论方兴未艾，但在笔者看来，“躺平主义”的局限性亦正在逐渐凸显。一方面，面对弥散于职场之中的劳动异化、不平等的劳资关系与不合规的加班制度等现象，青年工薪阶层并无力形成组织化的共同体，对此类现象予以团结、有力而直接性地反抗。更多是主张逃离内卷秩序，而非主张对劳动剥削予以直接抵制的“躺平主义”，更像是一种同劳动剥削进行博弈与斡旋的个体化迂回手段，并无法对问题本身进行釜底抽薪式的解决。另一方面，经由网民对于“躺平”意义的不断泛化，“躺平”一词最初所具备的反资本主义内涵亦正逐渐地消解，该词已常常被偏差地用于偶发性的慵懒心情，从而慢慢沦为又一个意义狭窄的网络流行梗。

抛开“躺平”的衍生含义不谈，其实，“躺平主义”作为一种非主流的亚文化生活方式，同样也需要社会予以包容。比起强硬地将市场经济下的生产与生活秩序强加于“躺平族”之上，理解“躺平族”的初衷，尊重其自由选择，才更符合现代社会包容、多元的精神内核。我们同样需要正确地看待并回应“躺平”热议背后所折射出的青年工薪阶层的现实诉求。比起妖魔化地过分强调“躺平”的“后果”，危言耸听地渲染“躺平”会引导社会整体走向颓靡的低欲望状态的恐慌氛围，抑或是回避造成青年群体暂时性低沉意志的结构性根源，将“躺平”现象的产生误判而内因化地归因至个体的道德缺陷，更应该透过此类现象，分析并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总之，对“躺平”的警惕，不在于将“躺平”予以道德上的攻讦和文化上的压制，而在于，应该认识到，“躺平”的根源不在于个体的失志与逃避，而在于，对不断于各行各业内蔓延的内卷式竞争与劳动异化予以扭转迫在眉睫。而那些借“躺平”一词以表达摆脱内卷竞争与异化劳动的诉求必须得到回应，那些塑造了“躺平”现象，也塑造了青年工薪阶层苦劳动剥削久矣现状的根源性问题亦必须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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