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磬

编辑 | 崔宇

1980年代初，正在攻读农学博士的印度人乔哈尔·阿礼（Jauhar ali）第一次见到袁隆平。

那时，刚刚在杂交水稻研发技术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袁隆平受邀到印度推广经验。在印度中部重镇海德拉巴（Hyderabad），阿礼正忙于在田地里做实验，研究水稻的双系杂交突变育种。袁隆平和他的两位副手前来探望。

阿礼还记得，印度政府非常重视袁隆平团队，提出要把他们安置在离研究机构有数十公里的五星级酒店里，再派一趟专车每天接送。袁隆平拒绝了，“我们就住当地的旅店，我们只需要几辆自行车，能去到田地里就行了。”

“在印度，人们都很喜欢袁隆平教授。”阿礼对界面新闻回忆，“他谦虚又脚踏实地，可以与学生、农民、政策制定者、甚至是任何一个普通人互动。”

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博士生阿礼已经成为了水稻研究界的领军人物，现任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的资深科学家。他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引进杂交水稻技术，袁隆平教授的影响早已溢出中国，给世界也留下了丰碑。

中国读者对于杂交水稻帮助国人摆脱饥饿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由于水稻是自花授粉，在袁隆平之前，几乎所有的水稻遗传学家都认为水稻是没有杂交优势的。1966年，袁隆平以唯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奠定了培育杂交水稻的科学基础。十年之后的1976年，第一个杂交品种被种植在农田里，标志了中国水稻革命的里程碑。杂交水稻的问世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可将常规水稻的亩产产量提高约20%。据不完全统计统计，得益于杂交水稻，中国现在每年生产2亿多吨水稻，居全球首位；每年可多养活6000万人，并将500万公顷的稻田转用于农业多样化或工业发展。

在70年代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袁隆平一直强烈主张与世界共享他的突破性工作。1980年，他主动向国际社会捐赠了关键的水稻品种，后来又向东南亚、南亚、非洲的农民教授了杂交水稻种植技术。目前，杂交水稻技术已经被世界上40多个国家引进推广，中国以外的种植面积达到900万公顷。

印度是中国之外杂交水稻面积最大的国家。90年代初，印度成为继中国之后第二个采用该技术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国家。目前印度的杂交水稻面积约为400万公顷，占水稻总面积的6.8%。1992年，越南成为第三个采用该技术的国家，从占其水稻面积10%左右的0.7万公顷土地上，该国获得了6.8吨/公顷的产量。1993年，该技术被菲律宾引进。后来，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也纷纷引进。美国于2000年左右引用了这一技术，并开发和商业化了几个双系和三系杂交品种。一些流行的杂交品种表现了比常规品种高出20%-30%的产量优势，并有专门的公司对其进行商业化。美国杂交水稻商业化种植面积目前已经达到40万公顷。该技术在伊朗、日本、韩国、斯里兰卡等国也被部分应用，但尚未进行商业化。

阿礼供职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在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上世纪80年代，在从袁隆平处获赠了关键的水稻品种之后，该研究所利用这些品种开发出也可在热带国家生长的杂交品种。九十年代，一些亚洲国家通过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及中国的合作，启动了自己的杂交水稻研究计划。此外，该研究所还与世界粮农组织一起，通过咨询会议、支援建设等方式支持杂交水稻在亚洲的推广。

在与界面新闻的专访中，阿礼回忆了与袁隆平教授相识的过程及共事的观察，分享了国际水稻学界对于袁隆平教授历史功绩的评价，以及杂交水稻在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

以下是访谈实录，刊发时有编辑。

界面新闻：您是如何获悉了袁隆平教授过世的新闻？您最后一次见到袁教授是什么时候？

阿礼：我们先是在网上看到了消息。几个小时之内，在长沙和北京的同事也都通知了我。是非常让人悲伤的事件。听说他几个月之前在长沙的田地里调研的时候摔倒了。我们都非常难过。

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是2019年在长沙，那时他正好在庆祝88岁生日。我受邀担任国际水稻发展论坛的副主席，会方通过组织水稻发展国际论坛来为他庆生。论坛上他说，他最大的愿景是使杂交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达到尽可能多的人，以结束饥饿和贫困。现在他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遗产会持续下去。

界面新闻：袁教授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

阿礼：他使中国能够在其内部养活人口，这是袁隆平教授贡献的最宝贵礼物。你没法向世界求助，因为世界范围内也没有足够的大米。这跟小麦不一样，世界还是有足够的小麦可供借用。

相比于常规水稻，杂交水稻的亩产产量一般要高出20%-30%。你可以想象这节省了多少资源，包括土地、肥料、人力等。在中国，55%的面积种植的是杂交水稻。如果没有杂交水稻，中国需要多投入20%-30%的土地以满足相同的粮食需求。

水稻是一种自花授粉的作物。它不像玉米作物那样是交叉授粉的，杂交技术相对容易。为自花授粉的作物制造杂交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袁隆平教授证明，这是可能的。并且整个世界都接受了它。这种野败型细胞质（wild abortive cytoplasm）在世界迄今开发的整个杂交种中贡献了95%的雄性不育源（male sterility source）。这是袁隆平教授的重要贡献，他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界面新闻：袁教授取得了研究上的突破性进展之后，杂交水稻技术为何得以在中国迅速而广泛地投入使用？

阿礼：中国政府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也推动了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这种推广力度在世界其他地方并没有看到。例如，印度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收到了国际水稻研究所提交的杂交水稻材料，国际水稻研究所将其转化为了可以与热带气候相兼容的版本。

当印度收到第一份杂交水稻材料时，有100万公顷的种植面积，到现在增长到400万公顷。它的增长速度没有中国那么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差异呢？是因为压力，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更多的压力。印度有4200万公顷的可耕作土地，土地压力没有中国那么大。政府也因此不太热衷于推动杂交技术。中国则变成了该领域的全球先行者。

界面新闻：有报道称，袁隆平一直主张与世界共享他的突破性工作，八十年代时他就主动向国际水稻研究所捐赠了关键的水稻品种。袁教授的工作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你如何看待袁隆平个人在杂交水稻国际化过程中的角色？

阿礼： 袁教授的遗产是非常重要的。全球来看，我们目前拥有1.62亿公顷的水稻总面积，包括杂交水稻和常规水稻。其中，杂交水稻占2500万公顷，中国境内约有1600万公顷，中国以外约有900万公顷。这意味着，全球的水稻总面积里至少有15%都是杂交水稻，这个数字可能还会上浮至18%。也就是说，15%到18%应该是杂交水稻对世界总产量的贡献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袁教授。全球许多地方都有人正在以某种方式吃这种杂交水稻，它帮助填饱了无数张饥饿的嘴。

一方面，袁教授参与了杂交水稻技术在许多国家的落地工作。中国与许多国家有合作，如巴基斯坦和非洲国家。袁教授带着他的杂交品种，向那里的人们进行示范。

一方面，袁教授与国际水稻研究所密切合作，主导了杂交水稻技术在世界不同地区的调试工作。由于疾病和虫害的原因，那些来自中国的材料不能在热带直接使用，需要将这些材料转化为热带种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品系使用了来自中国的细胞质雄性不育源，而这就袁教授的小组的成果。

当国际水稻研究所在80年代初收到袁教授的材料时，它并没有立即转化。因为当它们被带到热带环境时，会变得容易受到虫害和疾病的影响。热带是非常恶劣的，不是任何品种都能在这种条件下维持或能很好地生产。中国是温带的，所以在那里没有这些疾病。

90年代初，当国际水稻研究所把它的第一个杂交品系移植到印度时，我当时正在做博士论文，研究双线杂交的技术。袁教授的团队与印度政府在粮农组织的项目下达成了协议。他们受邀到海德拉巴研发，并向印度的同事展示杂交技术。印度政府要求他们用一公顷的土地，展示如何生产大量的种子。政府给了他们挑战，让他们在海德拉巴的当地条件下做这件事，也提供了支持。他们当时做得非常好。

现在，国际水稻研究所也有一个“杂交水稻发展联盟”（HRDC）。它在全球有大约90个来自私人或公共部门的成员，也包括一些来自中国的成员。这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帮助扩大杂交技术的机构。

界面新闻：与袁教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相比，在您看来，杂交技术如今面临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阿礼：我现在看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世界在缩小、也不会再扩大了，全球没有更多的空间来发展农业了，土地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人类的其他重要活动。

在未来，粮食安全将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到2050年，我们的人口将达到100亿，我们将会需要比我们目前产量多出60%的粮食。当我们的土地、水和所有资源都在减少时，这60%将从哪里来？我们将如何维持这个庞大的人口？

这将打击整个农业。农业用地将减少，灌溉用水也会减少，人力也在流失。人们想要离开农业，因为它不赚钱。因此，我们必须确保水稻耕作本身是可持续的、是有利可图的。如果种植业不能带来生活所需的收入，人们就不会继续从事它。政府应该关注如何使种植水稻成为一种有合理报酬的行业。

其中一个最优的方法就是杂交技术。杂交技术可以增加1到1.5吨的产量，而这1.5吨的产量可以转化为农民们每公顷150-250美元的额外收入。这对农民种植水稻是非常重要的。在未来，许多政府将被迫采用杂交水稻——这是因为土地越来越少。不能再种植常规水稻了，必须种植杂交水稻。

例如，菲律宾是一个小国家，它的面积有限。如果他们种植常规水稻，就无法维持现有的人口。他们必须迅速采用杂交水稻，可能政府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目前种植面积是60万公顷，可能很快会达到100万公顷。这一切都是因为政府对杂交技术有现实需求而实现的。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如基因组选择、基因组编辑技术等，杂交品种本身的产量将增加到30％至40％以上。这样的范围之下，人们才会更多采用杂交技术。我们已经对水稻的整个基因组进行了测序，我们知道如何预测哪些组合会非常好。人工智能技术也是可以利用的，允许我们以非常大规模的方式来操作。我们还希望降低种子的成本。我们现在正试图从三系技术转向两系杂交技术，这样种子的成本可以降低50%，国际水稻研究所正将自己的重点放在双线杂交技术上。未来五年将是杂交技术历史上最大和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袁教授去世之后，这个进程不会停止，他的遗产应该保留。他是第一个引领潮流的人，通过现代工具最大限度地发挥杂交技术的潜力，这些工具现在已经有了。我们需要以非常实质性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不仅是水稻，也包括所有作物，以确保粮食的供给。袁教授的愿景之一，也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愿景，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应有人饿着肚子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