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亚太日报特约记者 刘莉莉

每年１１月２１日，是钱钟书的诞辰。

不过，钱先生即使在世，也是绝不做寿的。老人家早有言在先：不明不白的钱不必花，不三不四的人不必找，不痛不痒的话不必说。

钱钟书过世十几年，他的夫人杨绛一直坚持着“不做寿”的铁律，每逢生日，便躲到亲戚家，即使遇到熟人恭祝，不过笑着说一句：“那你替我吃碗面吧。”

“不做寿”，是宣言，是默契，更是承诺，值得夫妻二人一生恪守。有人说，钱钟书娶了杨绛，是痴人有痴福，一代才女，甘于整理手稿，作“灶下婢”，只为成就丈夫那一团“痴气”。

半个世纪来，钱氏夫妇相濡以沫，琴瑟和谐，苦中寻乐，淡薄名利，铸就一段佳话。究其秘诀，杨先生坦言：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

妻子说“不要紧”，他就安心了

钱钟书与杨绛相识于清华园，按照杨先生的说法，两人是因为酷爱文学、痴迷读书才走到一起的。钱钟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而在杨绛看来，这一点倒是与她志趣相投，便这样“嫁对郎”了。

钱杨二人的婚姻，并非门当户对。杨家宽裕，钱家寒素，但杨绛并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一下，就成了钱家的媳妇。婚后，两人一同到英国牛津留学，从此相依为命。

钱钟书是无锡人。在江浙一带，有“大阿官”的说法，即“大公子”，钱先生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阿官”。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子一样一把抓……

婚后，杨绛才从点点滴滴的生活琐事上，知道丈夫是怎样的拙，于是成为了他的“保姆”。他打翻墨水，她说：“不要紧，我会洗”；他把台灯砸了，她说：“不要紧，我会修”；他颧骨上生了疔，她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不要紧”，是钱钟书的定心丸，妻子说“不要紧”，他就安心了。

所谓贤妻、“暖男”，无非是能够带给伴侣一种温暖踏实的感觉。生活中，大风大浪并非天天有，小问题、小麻烦、零碎琐事，才是时刻都会面对的，一句“有我呢”，便是秀恩爱的最高境界。

抗战时期，钱钟书夫妇沦陷上海，生活十分艰难。杨绛经历了从“大小姐”到“老妈子”的角色转换，不仅学会了用镊子从米里挑沙，还能将煤灰制作成煤饼。

这一段艰难的岁月，正是钱钟书创作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围城》的时期。为了让丈夫专心写作，杨绛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甘当“灶下婢”，只是那握笔的手初干粗活，难免伤痕累累，一会被木柴剐破皮肉，一会又烫起水泡……就连杨家老父亲都看不过去了，埋怨亲家道，“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

然而，“灶下婢”自己却不觉得委屈，为什么？因为对丈夫的爱。

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爱丈夫，胜过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越深，感情越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杨绛在生下独女之前，钱钟书就说，一定要个女儿。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钱先生说。杨绛也想要一个女儿，不过想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

１９３７年，杨绛的“平生唯一杰作”钱瑗出生，“我们俩”，变成了“我们仨”。从那时起，“我们仨”相聚相守，相依相伴，不论什么苦涩艰辛事，都能变得甜蜜。

钟书先生被誉为“文化昆仑”，有着过人的智慧，却也十分“淘气”。一位鸿儒，博学多才，又风趣幽默，自然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钱钟书的幽默，在他的文章中俯拾皆是，例如，在《围城》中，他比喻那位张小姐“身材将来准会跟她老太爷那洋行的资本一样雄厚”；他形容那孩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远的彼此要害相思病”……

在日常谈话中，他的“俏皮话”也是脱口而出。１９９１年，国家１８家省级电视台准备拍摄大型电视片《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钟书自然名列其中，然而，任凭各大电视台磨破嘴皮，老先生婉言谢绝。别人对他说，入选者可以获得一大笔钱，钱钟书却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作家钱先生的幽默，透着童趣和智慧，而父亲钱钟书的淘气，却含着殷殷爱意。阿瑗小的时候，父亲喜欢在她的被窝里“埋雷”，无论是玩具、镜子、刷子，还是砚台、毛笔，都一股脑儿藏进去，女儿大叫，他却大笑。

诗人辛迪说，钱钟书有“誉妻癖”，钱先生也常赞妻子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文字是钱钟书手中的玩具，任他肆意发挥，在撰写《围城》的两年时间里，钱先生锱铢积累地写，妻子锱铢积累地读，完后，夫妻二人相视大笑。

当然，钱钟书和杨绛也有争吵的时候，往往是为了一个法语单词的读音，妻子说丈夫有口音，丈夫不服，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伤感情”……这件事以后，两人商议，以后有分歧，坚持求同存异，不应相互勉强，不过，在往后悠长岁月中，两人遇事商议而定，不全依他，也不全依她，于是再无争吵的必要了。

有烈酒，有清茶，夫复何求

钱钟书，现代著名作家、大文豪，淡泊名利，风趣幽默，自诩为杨绛的“丈夫、情人、朋友”；

杨绛，著名女作家、戏剧家、翻译家，成名早于钱钟书，却甘当丈夫的“灶下婢”。

夫妻两人，相濡以沫半个世纪，却恩爱如初，后来又有了爱女钱瑗，一家人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相守一起。

然而，人世间，哪里有童话般的结局——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人世间，哪里有纯粹的欢乐，欢乐中总会夹杂着无奈与隐忧；

人世间，怎么会有永远的相守，生命如旅途，任何人都无法伴你走完全程，父母子女如此，爱人朋友亦如此。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总要有说再见的那一天，甚至于，连“挥挥手”、“抱一抱”、“吻一下”的机会都不一定有。

然而，这便是生活的考卷，你将如何作答？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１９９７年早春，钱瑗罹患脊椎癌去世，１９９８年岁末，钱钟书先生去世。三里河寓所，只剩下杨绛一人，从此，热热闹闹的家，不过是旅途上的客栈。

白发老妪，独居一室，如日暮途穷的倦客，茫茫然顾望徘徊……这在外人看来，颇为孤苦清冷，而杨绛的内心，却是平静而丰富的，每天依然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用老人自己的话说，她已“走在人生边上”，“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澄净，是杨绛先生一生的写照，无论遇到何种挫折，她都不急不躁，随遇而安，正如同，文革期间，红卫兵羞辱她，让她扫厕所，没想到杨绛将女厕所打扫得一尘不染，然后靠在旁边专心读书。

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在三里河寓所里，杨绛一个人，怀念着丈夫女儿，并出版了《我们仨》，来追忆一家人共同生活的时光。

“我觉得我的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钱瑗曾说，父亲钱钟书的文章像烈酒，浓烈而过瘾，母亲杨绛的文章似清茶，一道道加水，依然清香四溢。

有烈酒，有清茶，夫复何求？

作者简介：

刘莉莉，80后北京女孩，跟所有北京人一样，心里装着地球。父母都是外交官，自小跟着大人走世界、看天下。从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新华社，从事的是国际新闻报导，用另一种方式来关联天下。

转眼“入行”已是第九个年头，自认为未虚掷光阴，忠实地履行着新闻记录者、历史见证者和故事倾听者的职责。２０１０年９月作为记者被派往墨西哥新华社拉美总分社，踏上了《百年孤独》作者玛尔克斯笔下那片古老而神奇的大陆。

在拉美工作和生活期间，有机会到１５个国家采访、游历，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曾在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峰会、联合气候大会等国际会议和高端访谈中采访总统，也曾在毒枭出没的墨西哥城贫民窟与当地居民话家常，曾坐在地板上与环保主义者谈天说地，也曾到当地华侨家中做客，体味海外游子的冷暖……

丰富的采访经历使她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驻外两年，除了完成日常报道外，还为《环球》、《国际先驱导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等报刊撰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稿，将一个多姿多彩的拉美展现在读者面前。

２０１２年底结束任期回国，但心里依然眷恋着拉美的山山水水，工作之余，也为报刊撰写特稿和专栏，并为央广“中国之声”担任特约评论员。如今在《亚太日报》开设专栏《山外青山》，希望利用这个新媒体聚合平台传递拉美及其他区域的文化讯息，讲述那些值得称道的历史和传奇，用自己的感悟，与读者构建心灵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