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文学经典《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鲍·列·帕斯捷尔纳克是二十世纪文学大家，他写作小说也创作诗歌，他的《日瓦戈医生》被认为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其中的女主人公“拉拉”在现实中亦有原型，那就是奥莉嘉·伊文斯卡娅。

伊文斯卡娅是苏联著名文学期刊《新世界》的编辑、译者，她自小就崇拜身为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1946年，二人在《新世界》编辑部初次相遇，被彼此深深吸引。相遇前夕，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无法同读者交流，他需要勃发新的感情，需要一种“清晰而幸福”的个人印记，伊文斯卡娅的出现无疑给他带来了生机。很快，二人坠入爱河，尽管那时的帕斯捷尔纳克已处在第二段婚姻中。

1946年，帕斯捷尔纳克写下诗作《烛光幽幽》（即《冬夜》）。其中蕴含的情绪是，在严峻世界的暴风雪中，爱情的火焰忽明忽暗，必定熄灭，只能隐藏起来。《烛光幽幽》也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最初的书名之一。1956年，小说即将完成，那时他们的关系已经经历了一连串艰难的考验。《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首次出版，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触发了时局敏感的神经，两人也被卷入到无尽的风波之中。伊文斯卡娅曾两次被捕，第二次她与女儿伊琳娜一起被关进监狱，直到1964年才被释放。后来两人分别创作了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回忆录《时间的俘虏》和《波塔波夫巷的传说》。

在回忆录中，伊文斯卡娅讲述了他们之间的爱如何诞生于一次偶然的相逢，这对爱人共同经历了多少考验，又怎样英勇地抵抗严峻的岁月。她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人生伴侣、难能可贵的读者、缪斯、“厄革里亚”（希腊语“激励者”）。正如《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一样，她拥有美貌，钟情于诗，披着凌乱的金色发辫，向人和命运敞开胸怀。在那些几近赤贫、“危在旦夕”的日子里，两人都从事诗歌翻译，在诗中寻找着榜样和支撑。伊文斯卡娅也是帕斯捷尔纳克晚期抒情诗的书写对象——诗篇《别离》《会面》《秋》《八月》《童话》《无题》等都由这段爱情引发。

今日是帕斯捷尔纳克的逝世纪念日，值此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日前出版的《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时间的俘虏》一书中选取部分章节，重温他与伊文斯卡娅从相识到相爱的那段时光。

《时间的俘虏》（节选）

文 | 奥莉嘉·伊文斯卡娅    译 | 李莎

01 普希金广场

一九四六年十月，《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从《消息报》大楼四层搬到了普希金广场一角。就在我们的新址，如今被我们当作大厅的位置，年轻的普希金曾在那儿翩然起舞。

编辑部的秘书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皮杜布娜娅送了我一张帕斯捷尔纳克朗诵晚会的票，朗诵晚会在历史博物馆的图书馆举行，在那里他将朗诵自己的翻译作品。我从战前的岁月到如今从未见过帕斯捷尔纳克。还记得那晚，我半夜回到家，对不得不给我开门而气恼的母亲说：“我现在和神交谈过了，别烦我！”

她挥了下手去睡觉了。我只得独自回忆消化这个图书馆朗诵之夜。

这大概是第一次，我近距离看到帕斯捷尔纳克。

过了些日子，帕斯捷尔纳克开始经常来我们的编辑部。从编辑部的地毯通道上走进我的人生的他，表现出来些许野蛮的、非常规的、具体的雕塑性——这座雕塑出自某位天才之手，他明显不知道规则和尺度。这位天才的刻刀下出现了一个没有任何民族性的人，剑眉下一双明亮微斜的眼睛，这个人，他游走在整个世界的风景中。

当时我站在窗前，和娜塔莎正准备去吃午餐。

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轻佻地伸出准备好被亲吻的手，说道：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现在我给您介绍一位您的狂热倾慕者。”

他就这样站到了我窗边的小桌旁——那个世界上最丰富的人，那个以云朵星星和风的名义言说，那个能找到如此公允的词形容男人的激情和女人的软弱的人。

外面下着冰冷刺骨的十月小雪。我裹着自己战前买的松鼠皮大衣。房间里很冷。

鲍·列在我面前躬下身，询问，我有他什么书。我回答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我只有他一本书。

他很惊讶：

“那我给你弄几本，虽然书大部分都散掉了。我现在主要从事翻译工作，自己几乎不写诗了。在译莎士比亚。您知道吗，我在构思一部散文体小说，但尚不知晓，会写成什么样子。想在那个您已经不记得的老莫斯科徘徊一番，想谈一谈艺术，认真想想。”

哦，我记得，他还有些不好意思地补了一句：

“真有趣，没想到我现在还有倾慕者。”

预感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不只是预知某些巨大的变化——我当时只是被某种预感，被我的神那洞穿我的眼神所惊慑。

这是一种如此严苛，如此审慎，如此男性化的目光。这种目光绝不可能出错：向我走来一个人，这个我惟一必需的人，现在正是这个人，实际上，已经是我的了。地震般的奇迹。

我带着巨大的恐慌回到家。

家里有妈妈和孩子们：七岁的伊拉奇卡和胖乎乎的小卷毛米佳。背后已承受过多少恐惧：伊拉的父亲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叶梅利亚诺夫的自杀，我第二任丈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维纳格拉德在医院死在我怀里。

还有妈妈突如其来的三年牢狱之灾。还有几次痴恋和失望。

而所有这些苦痛，或许都是为了让这世界上惟一重要的、不可违背的事物，显得更加明亮：这从遥远的十六岁向我走来的，真实有生命的魔法师。

02 不知所措的神

回到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四六年。与神相遇后的第二天，我比平常晚一些回到我们的红色房间，因为去开编辑行业会议。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皮杜布娜娅，坐在入口处的秘书椅上，对我说：

“您的倾慕者来过了，瞧，那是他给您带来的。”

桌上放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包裹：里面有五本薄薄的诗集和译文集。

随后一切发展如狂风骤雨。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而我，下意识地害怕与他见面或者交谈，幸福感也逐渐衰退，我常迟疑地说“今天我很忙”。但几乎每天，在工作快结束时，他都会亲自出现在编辑部，我们常常步行穿过一条条小巷，林荫路，穿过广场，送我回波塔波夫胡同。

“我把这个广场送给你吧，想要吗？”“想要。”

有天他打电话到编辑部：

“您能告诉我您的电话号码吗，或者比如邻居的，我不只想在白天给您打电话，晚上也想。”

我只好把奥莉嘉·尼古拉耶夫娜·沃尔科瓦娅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她住在我们楼下。以前我决不会允许自己这样做。

就这样，晚上时常会传来敲击暖气水管的声音——我明白，这是楼下的奥莉嘉·尼古拉耶夫娜叫我去听电话。

鲍·列从某些彼岸的、非此世的话题开始自己永无止境的交谈。有些狡黠地，他总装作无意间提起：“别看我其貌不扬，我可多次成为女性流泪的原因。”

结果他现在再次重温起那段不得不靠为某个В小姐补课赚点小钱的往事。我的某些地方让他想起自己的初恋。

“我不想你将来为我哭泣。但我们的相遇无论对你，还是对我，都不是徒劳的。”

回到家，我给鲍·列写了首诗：

我勉强取下自己的睫毛，
从第一天起视线变得模糊，
而她已经——不再爱你，
同时分开我，和你……

电话线如琴弦般紧绷，
又一次在你和我头上，
你的青春如同一场雷雨，
在失去神的国度上空掠过。

我们在跨越整个莫斯科的漫长散步时的聊天杂乱无章，根本无法把它们记录下来。鲍·列需要“彻底倾诉”，而当我刚刚回到家，暖气水管就传来了金属敲击声。我飞速下楼，奔向那永无止境的谈话，而孩子们带着好奇的目光看着我的背影。

03 “我的生命，我的天使”

进入四七年，一月四号，我收到一张字条：

再次致以衷心的祝福。请在远方（暗暗地许愿）祝愿我尽快校对完《哈姆雷特》和《一九〇五年》，并重新投入工作。

您是如此可爱，愿您一切都好。

鲍·帕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的第一张字条——字行上飞舞着仙鹤——这是第一次，它们向我飞来。

我们家的新年餐桌旁有孩子、妈妈、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德·伊·科斯特科（伊文斯卡娅的继父），还有这第一张字条。

同时编辑部的工作也一团糟。我不得不向鲍·列抱怨我的编辑工作中的很多困难。大家都明白，我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超出了编辑工作者和作者的框架。克里维茨基竟敢带着讥笑，发出这样性质的评论：“我很好奇，你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小私情会有什么结果呢？”他试图和我调情，就像他对编辑部其他女性一样。

当我激动地，或许可能有点夸张地向鲍·列诉说自己的不快经历时，他愤怒地对我说：“您应该马上离开那里，我会照顾您的。”

第二天，他打电话到编辑部，用一种略凄楚的语调说道：“我马上想对您说两件重要的事情。您能现在到普希金雕像这儿来吗？”

当我走到雕像旁，这是我们平时见面的地方，鲍·列在那里走着，显得有点不安。

突然，一种不寻常的语调：

“您现在不要看着我。我简短地表达自己的请求：我希望您能称我为‘你’，因为‘您’——这已经是个谎言了。”

我，脸红着，回到了编辑部……但感觉：今天应该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发生！

晚上九点左右，波塔波夫胡同响起熟悉的暖气管敲击声……

“我还没说第二件事，没跟你说第二件事，”鲍·列激动地低哑地说，“你也不感兴趣，我想说什么。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应该用‘你’的方式相处，而第二件——我爱你，我爱你，现在这就是我全部的生命。明天我不去编辑部找你，我去你家院子，你下楼找我，我们去逛逛莫斯科。”

我满怀痛苦回到家，带着无限真诚和冷酷，写了封给鲍·列的信。准确地说，这不是信，而是忏悔书——写满了整整一学生练习本。

我写道，第一任丈夫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叶梅利亚诺夫是为了我上吊自杀，因为我嫁给了他的竞争对手和敌人亚历山大·维诺格拉多夫。关于维诺格拉多夫流传着许多谣言。他是一个迷人的、内心宽广的人，但是，有这么一些人，却相信，是他写了造谣的告密信，说我的母亲在自己家里“诽谤领袖”，导致可怜的母亲在监狱待了三年。而我留在他身边（毕竟我们有一个儿子，而且他对伊拉也像亲生女儿一样），最后只有他的死，才让这可怕的一切结束。就在他去世后，我去找妈妈，没有火车票，藏在运士兵的闷罐车里，来到可怕的苏霍沃别兹沃德诺耶站，给她带去我的献血者口粮，甚至成功把她从那里给捞了出来。我等到了释放体弱者和病人的机会——那时还有这种惯例，把半死不活的她非法带回了莫斯科。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

“如果您，”我还是坚持称“您”，“曾经是许多眼泪的原因，那么我也是！请您自行评判吧，对于您的‘我爱’，对于我此生最大的幸福，我该如何回复。”

第二天，我走下楼梯；鲍·列已经在院子里停喷的喷泉旁等着我了。这里还混进一段可笑的插曲。妈妈出于好奇，从楼梯的窗户使劲探出身子往外看。当我走向鲍·列时，他惊慌不安：“有位女性差点从窗户里掉下来。”

就这样我和鲍·列跨越了这道界限，之后，我们都觉得还是无法满足，想要的只有：结合。但在这条路上遇到了许多看起来无法跨越的障碍。

这段时间我们无休无止地相互解释，在莫斯科黑暗的街道和小巷里徘徊。我们不止一次要离开对方，说好不再见面。但我们无法不见面。

我和妈妈，妈妈的丈夫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科斯特科，还有两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们来自不同的父亲，他们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由于战争，我的孩子没有真正的童年，幸好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像父亲一般关心爱护他们。但孩子们或多或少还是会有点孤儿的感觉，特别是我的大女儿，伊琳娜。

这一天到来了，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第一次出现在我孩子的面前。还记得，伊拉奇卡怎样用细细的小胳膊撑着桌子，为他朗诵诗歌。我竟然不知，她竟然会背这么难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擦掉眼泪，亲吻了伊琳娜。“她的眼睛多么令人惊讶啊！伊拉奇卡，看着我！你楚楚可怜的眼神会写进我的小说里！”

《日瓦戈医生》中拉拉女儿卡佳的外貌，就是我女儿的外貌：“房间里走进来一个八岁的小姑娘，梳着两个小羊角辫。眼睛细长，眼角分得很开，使她显得又调皮又狡猾。当她笑的时候，微微抬起眼睛。”

但对家庭的怜悯以及犹豫不决的双重性格开始折磨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

四七年四月三日，我们在我的小房间相互解释至午夜十二点，情绪从欢喜转为绝望。

分手是悲伤的：鲍·列说，他没有权利去爱，所有美好的事物如今他都得不到，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而我不应该让他偏离已经踏上了的生活和工作的轨道，但他依然会一辈子都关心照顾我。

那是个失眠的夜。我时不时地踱到阳台上，努力倾听黎明，看着波塔波夫胡同当时尚幼小的椴树下路灯一盏盏熄灭……

后来的这两行诗写的就是它们：

路灯，像煤气蝴蝶，
清晨用第一次颤抖触碰……

——帕斯捷尔纳克 《白夜》（1953）

而清晨六点——门铃响了。门外站着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原来，他去了乡下别墅，又返回来，在城里游荡了一夜。

我们沉默，拥抱……

那是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星期五。妈妈和她的丈夫带着孩子们一整天都不在，去波克罗夫斯科耶斯特列什涅沃。

就像新婚夫妇拥有自己的第一个夜晚，我们拥有我们的第一个白天。我替他熨平弄皱的裤子。他满怀着胜利的激动。确实如此：“存在着比夫妻更神秘的婚姻。”（出自茨维塔耶娃的日记散文《〈尘世的征兆〉一书节选》）

这个幸福的早晨，鲍·列在自己的一本红色的小诗集扉页写下题词：

我的生命，我的天使，我深深地爱着你。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

这本红色的小书有自己的故事。四九年，当我第一次被捕的时候，所有鲍里亚送我的书都被收走了。当侦查结束后，一个长满青春痘的年轻中尉代表审判三人组宣布我的判决，鲍里亚被叫到卢比扬卡，取回属于我的书；他撕掉了那带有题词的一页。另一个清晨，当我从监狱回来，我们又重获幸福，甚至比原来还要幸福——但我依然责备鲍里亚：他怎么能撕掉那一页？如今是在书封面的反面留下了他的笔迹：“我取书回家，撕掉了题词。你会因它承受什么？！”

我默默读着这句话，并在下面写下自己的题词：“不必说，做得好：如果不撕掉，这本书纪念幸福——如今，这本书纪念不幸，纪念这场灾祸。是的！”

之后鲍里亚拿出他随身带着的一张照片，在反面他逐字重写了四七年的那句题词，在四七年的日期下面，又补了一句话：“这句题词是永恒并且无限的，只会生长。”但这句话写下，已经是一九五三年了。

本文书摘选自《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一起的岁月：时间的俘虏》一书，较原文有删减，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