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信托近年来一直是家族财富传承领域的热门词汇。在一些业务机构的宣传里，仿佛有了信托安排，基业长青就能水到渠成。

任何信念要是成了迷信，都有可能遭遇反噬。事实上，尽信信托不如无信托。

持类似警醒观点的，包括美国经济学家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lbert Alchian），他被誉为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生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

阿尔奇安有句名言：“只有不重要或次要的产权，才会不被社会习俗所保护，而得靠法律保护。”

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真正重要的产权，通常不是靠法律保护的，而是依赖社会共识和文化习俗。

号称“家族企业传承治理第一人”的香港中文大学会计学院及财务学系联席教授范博宏也认为，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最重要的资产是企业治理的核心价值、代代相承的家族文化，这些都不是靠法律来执行的。

他指出，能靠法律保护的，未必是家族企业最核心的资产，也未必能保护好。

2.

在美式英语里，有一个称呼富裕二代的专属词汇，叫做Trust Fund Babies，即“信托基金宝贝”。

信托基金宝贝，顾名思义，就是家族很富有，建立了家族信托，等子女成年后，可以靠信托基金的收入维持生计，不需要工作。

所谓家族信托，就是委托人（通常是原资产所有人，例如企业的创始人）将家族的资产，以合约方式装进法律框架里，让资产的所有权归属该信托，委托受托人（例如金融机构）执行、运营该资产。委托人会指定受益人（通常是子女或亲属），但受益人只能单纯享有资产产生的利润，无法变卖资产。

但在许多专家看来，这样的安排产生了严重的流动性问题。因为股权就像活水，只有流通才是上策。

虽然信托也会设定“解散期”，但一般动辄数十年，还有永不解散的。所以，装进信托里的资产，流动性是严格受限的。

当然，信托之所以仍在大家族中风行，除了避税特点，就是有人担心家族成员因为分家、离婚、破产、遗产继承等事件，引发家族资产稀释或分散，所以需要信托的保护。

但信托可能未必如想像中那般强大。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安排，看似拥有牢不可破的结构，背后必然互有利弊，不能一概而论。

3.

范博宏号称“家族企业传承治理第一人”，主要的底气，在于他看过太多华人地区的家族传承案例，其中一些也体现了信托的盲点。

在他看来，信托最常出现的盲点，就是大陆人比较熟悉的“大锅饭效应”。

根据信托的设计，家族企业创始人的后代并不拥有股份，或多或少都依信托规定分享收益，投入家族事业经营且绩效佳的成员，未必获得比其他未做贡献成员更高比例的奖励。

久而久之，越来越多家族成员失去了为家业打拼的动力，只想着分红，私心较重的家族经营者还可能将信托内的资源中饱私囊，甚至掏空。

信托的第二个盲点，是所谓的“同床异梦”。

一旦家族领袖逝去，许多家族可能出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难以凝聚共识。可就算有成员想要退出，却碍于信托钳制，被迫貌合神离地捆绑在一起，即使“异梦”，却得“同床”，纷扰难耐。

范博宏的结论是，股权的流通性真的十分重要。一旦股权得以流通，能让无心经营家业或不认同企业核心价值的成员选择退出，将股权转让给有心为家业付出的成员，不但集中“权力”，也能集中“共识”，“就像树木枝繁叶茂后，经过修剪，才能将养分集中，茁壮成长。”

4.

香港是华人地区最广泛采用信托机制的地区，也因此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信托的盲点。

根据范博宏和香港大学博士梁小菁此前发表的研究，若将香港70多家被家族信托控股的上市企业，与其他香港由家族成员直接持股的上市企业比较，可以发现被信托控股的公司，倾向多分配股利、少投资，无论成长速度及绩效表现，都不及非信托企业。

以新鸿基集团为例，家族内斗，但二代三兄弟因被信托捆绑，难以利用股权交易解套，致使斗争过程中有人坐牢、有人早逝，集团股票市值折损大半，这无疑偏离了家族信托的初衷。

又如香港鹰君集团创始人罗鹰石去世后，子女股权都交付信托，但二代失和，部分二代子女质疑掌大权的三子罗嘉瑞诚信有瑕疵，于是几个兄弟姐妹就联合母亲一起上法院，控告受托人汇丰银行没有忠实履行义务，从而让老三为所欲为，侵犯其他受益人权利。

当然，尽管信托可能存在不少缺点，但倘若家族成员在衡量利弊得失后，仍想通过信托管理家族资产，也是很常见的选择。

毕竟，阿尔奇安和范博宏两位教授，只是想破除人们对信托的迷信，并没有劝人放弃信托。关键在于：如果决定依赖信托，也不能当甩手掌柜，而是要有完善的配套并保持弹性。

正如阿尔奇安教授所言，法律并非保障家族资产的万灵丹，反而限制了资产的运营效率和因应环境变化的弹性，更可能拖延家族纷争的解决。真正有助于基业长青的，还是人与制度的共同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