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李晋（思想史学者）、马丽（社会学家）

在美国生活久了的人都会发现，枪支和成瘾药物两个问题在深深地影响着这个社会，不仅是对个体和家庭，甚至波及到了选举政治和司法。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曾经说过，尽管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在美丽新世界中，鸦片却成了人民的宗教，像宗教一样给人宽慰和补偿。

新冠疫情加剧美国民众的药物上瘾危机

随着新冠疫情长期化，经济压力与社交隔离带来的心理健康风险，让美国社会原本很严重的精神疾病问题（包括焦虑和抑郁症）和酒精、药物上瘾现象，在2020年开始呈翻倍增长的趋势。美国医学协会数据表明，在2020年，类鸦片药物在美国40个州增长，远超往年。一些合成类鸦片药物的售卖量翻倍，甚至很多青少年在网上就可以轻易买到。而根据大麻销售平台BDSA的报告统计，2020年疫情期间美国合法大麻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175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47%。

在2021年2月，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家庭关系辅导师劳拉-柏曼（Lauran Berman）发现自己16岁的儿子山姆昏睡在房间里，当急救车赶来时，他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医院后来检查报告表明，是他过量服用了从社交网站上购买的类鸦片药物。柏曼认为自己的儿子并没有抑郁症或其他心理疾病，恰恰相反的是，山姆是一个非常好奇于新鲜事物、愿意不断尝试的阳光少年，而且去世前正在积极搜索关于未来大学的申请信息。山姆的社交媒体记录表明，他最近认识了一个贩卖处方药的人，而且购买过类鸦片药物“芬太尼”（fentanyl）。

一个月之后，美国媒体又报道了几件类似的青少年过量服用药物死亡的事件，也是与非法网络销售药物“芬太尼”直接相关。据说这种药物的强度是海洛因的50倍，吗啡的80到100倍。制造此类药物在网上贩卖的人，也不是专业药剂师，而只是为了赚钱。

据美国疾病控制防疫中心2020年11月数据，美国每一天都有128人死于类鸦片药物过量。因为社交隔离，一些独居的人即使服用过量药物，也很难被家人邻居发现，因此错失急救的最佳时机。就医疗系统来说，因为大量资源和人力都被投入到抗击新冠上，原本给药物上瘾患者服务和疏导的专业资源，也被分散或稀释了。根据全美上瘾治疗协会的一项调查，在致力于疏导上瘾症者的医疗机构中，43%的机构在疫情期间减少诊治人数，甚至有十分之一的机构不得不关闭。全美上瘾治疗协会主席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这是我在80年从业期间未曾经历过的。”

很多医疗机构都开设了网上就诊渠道，而且因此增加了大量全球用户。尽管如此，对于上瘾症者来说，面对面的疏导和定期陪伴所带来的稳定性，是无法用网上交谈来替代的。一位患者告诉媒体：“我得的精神疾病就是想要在我独自一人的时候去死，而新冠疫情又不让人们见面。这是最难的一段时间。”

大麻合法化的立法争议

目前美国大多数州允许大麻作为医用，大约15个州允许成人娱乐性地使用大麻，其他各州则普遍不再认为持有大麻者为有罪。最早改变立法的是科罗拉多州（2012年），该州的丹佛市一度被游客视为 “大麻旅游”的景点，并因此催生了一个大麻产业，包括大麻餐饮、镇痛产品、出租可以吸食大麻的豪华轿车或大麻旅行团。然而大麻合法化还带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在一些未合法化的州，大麻黑市更加兴旺了。科罗拉多州检察长科夫曼曾对媒体说过，“合法化不能阻止犯罪，只是让那些想赚钱的人更方便赚钱了。”

在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通过娱乐性大麻合法化的国家仅有少数，包括加拿大、格鲁吉亚、乌拉圭和美国的几个州。以加拿大为例，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竞选时承诺推动大麻和发货和对大麻销售的监管，他说那样既可以保护年轻人，又可以阻止犯罪分子通过毒品黑市牟利。为了促进市场的多元化，加拿大还推出了“微种植”和“微加工”许可证。

目前，全球将大麻的医疗用途合法化的国家也仅有14国，多为欧洲、北美洲和澳洲的国家。因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记忆，东方亚洲国家（除印度之外）在文化信念上普遍对大麻和毒品保持严厉的态度。

在美国，目前据民意调查，一半以上美国人支持大麻合法化。很多人支持用大麻合法化来刺激经济，因为州政府可以征收13%的消费税。在2021年3月，纽约州通过大麻合法化法案，21岁以上的纽约居民可以合法持有3盎司大麻，还可以在家种植大麻，每户最多6株。州长科莫认为这会带来一个新产业，让纽约州不会辜负“进步之城”的名声。预计这一法案可以给纽约州带来3.5亿美元的税收。

一家市场研究公司预测，美国大麻植物天然提取物CBD产业的价值有望会在2022年达到220亿美元。例如，大麻行业的一个龙头企业从2016年开始，每年收入翻倍增长。一些饮品开发商认为，他们的大麻饮料是给消费者提供一种体验。

还有提倡大麻合法化的人认为，如果成年人在严监管下合法化使用大麻，可以扭转因大麻犯罪（criminalization）的趋势。他们还指出，非法化并没有减少大麻的交易，反而让灰色市场或黑市毒品贩卖更加猖獗，而且难以监管。

根据药物政策联盟的分析，美国司法系统多年来用简单持有和贩卖大麻作为逮捕和严厉刑罚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和拉美裔）的托辞，即使少量持有也会被判监禁多年。很多雇佣单位也将大麻检测作为是否雇佣的标准，辞退一些少数族裔的雇员。因此，很多情况下，这些做法成了种族主义实施的管道。

大麻合法化也常常成为各国政党夺取选票的一个筹码。例如在加拿大，自由党曾在2015年用大麻合法化作为扳倒保守党的一张牌，因为要知道，加拿大使用大麻的人数（包括医用和娱乐使用）约500万人，而参加大选投票的民众总数才1700多万。BBC一篇报道曾说，“如果一个政党能争取到使用大麻的选民，哪怕只一半，都会大大提高竞选成功率。”

超越利润：社会成本问题

新自由主义和芝加哥经济学派如诺奖得主弗里德曼和贝克尔，通常都基于人作为原子个体和自由选择的假设，从反对管制的无效率出发来倡导成瘾药物买卖的合法化。在1980年代，贝克尔就提倡成瘾药物的合法买卖，并建议对此来征收社会补偿税。他给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大部分的毒品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容易让人上瘾。这应该能够减轻吸毒人数增加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毒品合法化，倒未必就会增加吸毒的人数。现在很多人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会以大量饮酒等自暴自弃的方式来暂时求得解脱。”

贝克尔在另一篇文章中给出的辩护理由是 ,“毒品合法化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在可行的解决方案里，它是最好的。我们应该效仿当初解除禁酒令的模式，让一直控制不住的大麻、可卡因等毒品的使用合法化。同时，利用征税和重罚双管齐下的办法，应该能将吸毒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也能让吸毒者在从事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活动前，不去碰这个东西。”

然而，三十多年后，非管制自由市场和毒品合法化的方案似乎产生了南辕北辙的效果。不仅如此，美国医药企业为了自身的利润也对类鸦片成瘾药物如芬太尼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医生也会为身体疼痛的病人开更多处方类成瘾药物，来缓解病情却换来了病人长期对于药物的依赖。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迪顿(Angus Deaton)和凯斯（Anne Case）在新近的一本书《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和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就专门研究了大型制药企业和医生出于利润和其他动机如何推动成瘾性药物成为美国的社会之癌。两位作者感慨说：“再想把魔鬼关进瓶子里已经太迟了。”例如，作为美国成瘾类止痛药最大供应商的强生公司其子公司在澳大利亚拥有大量的罂粟种植农场。

迪顿他们指出：“在美军轰炸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鸦片产地时，强生公司却在塔斯马尼亚合法地为美国鸦片类药物生产商提供原料。”在提供了大量实证研究后，迪顿他们描述了整个这个链条的过程：

“生产药物并积极推动其销售的制药公司；阻止美国缉毒局对有意过度开具处方的医生提出起诉的国会议员；作为监管机构的美国缉毒局屈服于游说者的要求，没有弥补法律漏洞，而是允许从塔斯马尼亚罂粟种植场进口原材料，为这一流行病提供了弹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阿片类药物上市，而没有考虑这样做带来的广泛社会后果，它还同意了制药公司的要求，批准了标签更改，从而大幅度扩大了阿片类药物的用途，并为药厂带来丰厚利润；那些漫不经心地开出超量处方的医疗界人士；来自墨西哥等国的药贩子在医学界开始控制阿片类药物处方时接棒，继续源源不断地输入药品。在这场流行病中，供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药物的供给方通过使人上瘾并送命而赚取巨额利润，政治权力则对犯罪者施以保护。”

在迪顿他们看来，这已经不是一个反对和支持自由市场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标榜着自由市场却又通过权力不断地腐蚀自由市场进而腐蚀着美国的社会疾疴。

自由市场的背后

一旦我们超越市场-成本的经济功利准则来思考药物成瘾问题时，就会发现这是人类现代消费社会的一种困境，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铁笼。现代性所带来的压力和孤独感，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断裂消失，都是显而易见的原因。此外，在消费社会中，人们被广告塑造成了无法进行延迟满足的存在，人们期待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够即刻带给我们满足，即刻见效，无论是身体疼痛的消失、健身减肥、学习技能、投资理财、心理治疗……都是如此。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泰勒（Mark Taylor）在他的书《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中，写到自己在各个美国顶尖大学教学的观察：

他的一位学生告诉他，超过一半的学生为了提高自己的成绩都会找药剂师开利他林（Ritalin）等药，以便让自己短暂集中注意力，获得更好的成绩申请更好的学校，甚至有父母鼓励或者强迫孩子服用这些药物，却忽视了这些药物不仅具有成瘾性和耐药性，而且还可能导致抑郁、狂躁等一系列副作用。而哈佛医学院教授格罗普曼（Jerome Groopman ）对此的评论则是：“许多人认为，如果孩子们不是安静地坐在桌前，他的行为就是病态的‘不正常’，而不会去想，他们还只是个孩子。”泰勒更是指出，真正的问题是这个社会追求速度，父母、老师、行政人员和医生都为了减少花费的时间成本，而觉得药物是最有效、最便利的一个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

在近几年畅销的关于美国社会的书中，如《乡下人的悲歌》都指出成瘾药物和酒精成为了铁锈带人们贫困陷阱的一个环节。在我们所在的密歇根州当地的救助站中，成瘾药物也是导致很多人无家可归的一个诱因，这背后都是一个个生命破碎的悲歌。尽管作为研究者可以随手找到很多数据，来说明这些的危害，然而让我们真正印象深刻，甚至感受到冲击的却是身边发生的真实的事情：

两年前的一天，我们突然接到IT办公室一个小伙子去世的消息。他死在了自己的车里，身边是大量的药片。就在这之前一天我还请他帮我调试电脑，印象中是非常阳光乐于帮助别人的人，然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不见了。

这些年，我们也见过一些能够从这些成瘾药物和酒精中走出来的人。一位朋友因儿童时期因为遭到亲友性侵，即便是后来成为医生，有了体面的职业，成家之后也还是走不出这个阴影，一直要靠药物来缓解抑郁，药物的成瘾不仅让他放弃了职业生涯，到后来甚至无法面对家庭，离家出走好几年，幸而他太太和孩子没有放弃寻找他，在找到后又鼓励他戒除药物成瘾，一直陪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让他逐渐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中。这是个令人鼓舞的案例，然而更多的却是因为家庭、情感、社会等等问题而寻求药物的解脱，从而上瘾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中。

正如前面的一些真实例子所表明的，药物成瘾问题不仅只是让人上瘾的化学反应这样简单，而是一个个个体在面对社会、家庭等等问题时所凸显出来的一个症状。随着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越来越大，大企业和消费社会以市场-利益为驱动力占据了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不再提倡延迟满足而都希望越快越好，立竿见影，人与人之间的固有关系被现代性所瓦解，痛苦的人们只能在成瘾之物中寻找到安慰和美丽新世界的希望，就如同E.T.艾略特那首《四个四重奏》里所吟唱的：

“在人生的中途，不禁在旅程的中途/ 而且是全部历程，我们都在黑暗的森林中，荆棘中， 在沼泽的边缘，那里没有安全的落脚点/ 而且受到各种魔怪和虚幻的光明的威胁/ 引诱你去冒险。”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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