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曾在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里出演过汉奸。两年前，导演许鞍华来到上海为这部电影取景。剧本中1930年代的上海仍是一座吸纳了文豪富贾、凶徒买办、三教九流人物的奇观城市，提及的琐碎人物繁多。许鞍华干脆邀请了自己在上海的一干作家好友，客串那些寥寥数笔被带过的历史人物。

马家辉是受邀者中的一个，很多年来他不断跨界，声名在外。社会学博士、专栏作家、小说家、主持人，每种身份都被马家辉顺利收入囊中，《锵锵三人行》18年的嘉宾生涯让他成为了内地最为人所知的香港人之一。不久前他又踩上新媒体的风潮，在某知名音频APP上开设了个人节目《大叔与小妹妹们》。但对于演戏，他少有机会尝试，上次接到许鞍华邀请，终于如愿以偿。

对拍戏过程，马家辉感到惬意。唯一让他疑虑的是许鞍华给他的角色。

“谁又能拒绝许鞍华的戏呢？”事实上，马家辉对于扮演汉奸并无抵触，在他即将出版的小说《龙头凤尾》里，主角们正是1930年代香港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包括同性恋、黑帮分子，还有汉奸。“我选这三种人，因为他们身上都存在身份认同被模糊的问题。” 

不过，最终上映后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出现马家辉的镜头，他饰演的“汉奸”戏份被全部剪掉，一帧不留。看起来，马家辉闯进影视圈的尝试十足是失利了。至少据我们所知，这位以文笔尖刻著称的香港作家在此后两年都没有重返上海。

2016年3月的最后一天，马家辉终于再次履沪。这次是为了赴一场名为“她时代·馨力量”的女性力量主题论坛。马家辉是三位重量级嘉宾之一，也是唯一的男性。其他两位嘉宾包括演员袁立、舞蹈艺术家侯莹。

演讲刚开始，马家辉便向现场听众讲述了那次参演电影的经历。《黄金时代》的主人公萧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主动反抗父权的女性先驱，但马家辉并未在这位早逝的女作家身上停留过多时间。

他的这场关于女性主义的演讲充满趣味，其中有对香港媒体的批评——“他们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婚变新闻中的男方冠名‘贱男’”，也有对老夫少妻现象的思考，更多的还有混迹文化圈多年来的见闻掌故，偶尔抛出一个，便逗得全场大笑。但最值得回味的，仍然是他对于少年时代所身处的香港的长篇回忆，在那些让他印象深刻的过往里，他曾见证过一群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女性的故事。

马家辉出生时，香港还是西太平洋边陲一座普通的殖民地城市，时值1963年，柏立基爵士担任香港总督，填海、廉租房等一系列公共工程刚刚上马，香港中文大学才创办，四大探长还不知道自己的故事将来会被改编成电影。马家辉的家庭是香港那个时代市井的缩影，拥挤的房间，潮湿的空气，他形容自己儿时总是“睁开眼睛就看到头顶上姐姐们的胸罩内衣”。

家庭收入很大部分来自麻将馆的生意抽成，这个麻将馆就开在马家辉家中，来他们家打牌的舞女和流莺络绎不绝，小时候的马家辉就坐在麻将台旁做着功课，偶尔偷偷瞟一眼穿着旗袍的女人的腿。

人来人往的客厅和边打牌边闲聊的妇女构成了马家辉的早期记忆，也许是因为在脂粉味十足的环境里长大，自幼耳濡目染，人们可以很容易感受到马家辉对女人始终保留着一丝贾宝玉式的敏感与同情。当他谈到那些女性时，叙述往往变得细腻。

1970年代一天，几个在家中客厅打牌的阿姨正闲聊，座中某位哭哭啼啼透露出自己老公有外遇，并向其他人寻求帮助。一位年长的上海阿姨冷静支了两招：不要逼他选择；利用矛盾分化老公与外遇对象的关系。

这种带有“金大班”式口吻的现场授业与其中蕴含的某种不容置疑的自信让坐在旁边矮凳上的小马家辉震惊不已。即便许多年后他仍然信服于年长女性在两性情感中的经验与沉着。

演讲中，他特地指出，当年在场的所有女性中，没有任何一个提出过要找到并殴打那位外遇对象——对于在内地频频发生的“大婆打小三”现象，马家辉始终持猛烈的批判态度。

马家辉记忆中的女性代表了中国旧时代相当一部分处于道德边缘地带的妇女，她们在1950年代匆匆离开大陆，从上海广州逃往香港，却发现自己在殖民地无法有效维持生计，最终沦落风尘，闲暇时光就在麻将馆里消磨岁月。

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并不具备为女性提供更多选择的条件，沦为舞女或流莺的新移民们只是其中最不幸的一群。香港的普通妇女，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相夫教子”的价值观仍然深入人心。

香港真正的妇女解放直到1970年代中叶才来临。经济起飞与产业转型带来了香港妇女就业率的猛增，随之而来的则是平权运动。到了1990年代，在普通中国内地居民的印象里，香港女性似乎早已脱离了传统桎梏，成为独立、自我意识强大的一代人。

这似乎给了中国人一个标本，那就是在华人世界是否可以出现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在1950年代的中国内地，这种社会一度被人为搭建起来过——至少是表面上，但随后在不停的政治运动与重新崛起的过程中，这个议题已乏人问津。

但马家辉否定了这种声音。这位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博士直言，尽管香港是由英国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国际都市，但它仍是一个保守的华人社会。在马家辉看来，比起内地大城市如北京、上海，香港的妇女权利状况未必就能提供更多经验。

那么，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希望唤醒社会对于两性平等观念的重视，希望在哪里呢？马家辉并不完全悲观，历史上，所有的经济发展都会带来权利运动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但他提醒所有关心中国的女权主义发展的人们，最好在发声呼吁的同时认清自己需要对抗的到底是秉持何种观念的对手。

以下是访谈全文（加粗为界面提问）：

你在演讲中提到曾经目睹过年长的女性在中国家庭生活中拥有很大的决定权，这是否能够算作是女性权利在中国传统里一种特殊形式的体现？

我指的是那个年代的年长女性能够掌握生活里的权力，这和社会地位是两回事。前几年大陆有部很畅销的书《二号首长》，也许你听说过。谁是“二号首长”？办公室主任，传统的年长家庭主妇和这有点像。所以我意思是，年龄越大的女性，面对这个社会的生存经验越多，也容易在沟通上取得能够压倒男人的“权力”。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但我小时候那个年代，女性的选择不多，机会很少。

香港女性的社会改变是从何时开始？你对此有具体印象吗？

如果要说社会地位的改变，那是七零年代中期。经济起飞的时候，女性大批就业，她们的社会地位才有了现实支持，当然她们还产生了公民权的意识。香港女性在七零年代中期参与了很多社会运动，比如争取同工同酬啊。在那以前，拿报社和电台来说，香港的男记者薪水要比女记者高五百块，这很不公平，后来经过社会运动，被立法禁止了。

香港女性权利被提升可不可以算作一个走向两性平等的华人社会标本？

你不要看到好像香港是个开放的国际都市，其实香港女性是华人地区最保守的。为什么讲她们保守，我是指她们看待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的能力以及男女之间的关系，眼光保守。她们思考的是什么是美满的女性生活，就是找一个好老公，他主外，我主内。这是一种最传统、最单一的保守状态。

这种保守来自哪里？

一是教育，因为香港的教育系统里，天主教的影响因素很强大，它有很多教会学校，包括我的这些助理呀，全部是教会学校出来的，社会上也有很多宗教团体，这导致了女孩子接受的教育保守。第二个原因，是岭南来的人，文化上就要比北方地区保守一些，也单一很多。香港至今都是这样。

为什么生活在内地的人仍然会产生香港的女性地位仍要好过中国大陆的感觉？

香港只是一个城市，不能和整个中国这么巨大的概念做对比。如果你把大陆的上海、北京与二三四线城市及乡镇作比较，会发现女性地位的落差也很大。单纯拿香港和同样是国际都市的北京、上海对比，不见得香港女性社会地位会更高，内地大城市女性对自己权利的争取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在女权这方面，内地很难再向香港学习更多东西。

自己要争取是一回事，制度容不容许你是另一回事。况且，女性权利的自主性很容易走歪了路，比如很典型的“大婆打小三”，仿佛两性之间的感情、婚姻，是你一个人的私产，这很莫名其妙，我们要高度谴责这种行为。这种女性对女性的暴力在香港倒比较少见。

有人认为华人社会或者说中国文化里，缺乏男女平等的基因。你怎么看？

全世界的传统社会都缺乏这种基因。第一个当然是要抗争，要参与；第二要明白什么叫做平等，不要有平等的假象。假如你要谈华人社会，那这个话题比较麻烦。我自己的看法，在一个有缺陷的强大结构里，你能怎么办？只能去找到一个“对的位置”。不管是妇女运动，还是别的运动，它们都需要organization（组织），所以女权主义在内地面临的主要阻碍，跟所有权利运动面临的困难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要你给中国支持女权主义的人们提供一个现实的忠告，你会说什么？

我也不讲假话了。女权主义者要明白，她们所面临的最大对手是一个拥有怎样结构和机理的怪物。这个东西本身就渗透着不容分辩的父权色彩。她们与她们要反抗的力量不是一个维度的。

谈谈你的作品吧，听说你最近完成了一部以黑社会和同性恋为主题的小说。

对，还有汉奸，六月份会出，叫做《龙头凤尾》，背景是在1930年代的香港。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

因为这对香港是很重要的问题，香港人一直都有身份认同的焦虑感。我不清楚你对香港历史的了解程度，这个城市其实从来就不被需要的，四零年代以为会被收回，结果没有，六零年代以为会被收回，又没有，结果到九零年代突然说“要你了”。这种身份认同的暧昧也在几种人群身上表现得最明显，就是同性恋、汉奸、黑帮。这是我关注这个小说主题的原因，听说有人说评价它是“今年两岸三地最传奇的小说”哦。（笑）

好像之后还打算继续写一部，背景会放到1960年代，这会是后传吗？

其实那是第二季，本来我设想了一个主题，结果一下笔就写了18万字，于是干脆独立形成那部《龙头凤尾》，之后我打算重新回到原来的主题。那本小说蛮黄的，名字叫《金盆洗屌》（大笑）。讲一个黑社会人物要退出江湖，而且发誓不再碰其他女人，所以大摆宴会。从这个故事开始。中间当然有他的时代背景，我打算探讨一下1967年到1982年这15年时间里，香港人面对“回归中国”这个命题所产生的种种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