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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几十块一双的鞋,他当上了台湾最新一任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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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几十块一双的鞋,他当上了台湾最新一任首富

也许你并不知道张聪渊是谁,但你脚上穿的匡威、耐克、彪马,很可能就来自他旗下的代工厂。

图片来源:Pixabay

文|华商韬略  阿芸

与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赚“快钱”相比,制鞋业这种传统产业经常被看不起,而台湾地区制鞋企业可观的生产力和常年稳定增长的营收,让人们重新开始思考代工这门生意。

鞋王

2021年5月6日,福布斯中国台湾富豪榜出炉。

问鼎首富宝座的,不是全球第一大代工厂商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也不是食品巨头康师傅背后的魏氏家族,而是靠制鞋起家、拥有138亿美元(约合890亿人民币)身家的张聪渊。

也许你并不知道张聪渊是谁,但你脚上穿的匡威、耐克、彪马,很可能就来自他旗下的代工厂——华利集团。

就在一个多月前,华利集团成功上市,成为A股首家运动鞋制造商。招股书显示,即使在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其净利润仍然高达18.76亿元,同比增长7.27%。

▲华利集团在深交所创业板敲钟上市

张聪渊1948年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的乡下,父亲早年耕田为生,他18岁从嘉义农校毕业,20岁进入云林一家鞋厂工作,做普通的管理员。在他成名后,媒体去采访他在台南的乡亲和同学,谈及他的成就,被描述最多的是“想不到”。

有了在鞋厂的管理经验,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聪渊决定创办自己的鞋厂——景新鞋业。由于资金有限,他只能买猪舍、农舍当工厂。“家里没钱,就过没钱的日子,人家买好的地段和大楼,我就买乡下的猪舍、农舍。”

资金不够,自然不能选择门槛高、制作难度大的产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聪渊说:“如果说足球鞋、篮球鞋是鞋款里第一、第二名的获利王,加硫鞋(帆布鞋)大概就是倒数第一。”

而让他起家并站稳脚跟的,恰恰是这“最不赚钱”的加硫鞋。

因为台湾地区橡胶丰富,用料便宜,如果生产普通的运动鞋,几乎不需要研发成本;而硫化鞋鞋底需要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环境下,让橡胶底和硫磺进行交联,使二者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品质更不容易得到保障,很多鞋企都放弃了。

让张聪渊改变最初想法,选择与同行反其道而行的的逻辑只有一个:

做别人不做的买卖,意味着竞争少,只要做好了,就能活下去。

“我没觉得只能做别人挑剩的订单,就比较辛苦……重点是,你有没有比别人做得更好的决心。”张聪渊说。

比起“华利”,张聪渊在台湾地区更为人所知的是其旗下鞋厂“宏福”。宏福是全球第二大制鞋厂,拥有全球15万名员工,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加硫鞋厂。

个人的成功离不开时代和环境的造就,张聪渊的故事只是台湾地区制鞋业发展的缩影。

崛起

1832年,一位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在麻州小镇当印刷工时,每天站在机器前,由于长时间站立感到疼痛,他就在脚底垫上一个橡胶皮垫,疼痛明显降低。他回家后干脆将橡胶皮固定在鞋底上,橡胶底鞋由此被发明。

拥有庞大橡胶产量的台湾地区,成为橡胶鞋底的“原料大本营”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台湾地区建立起规模较大的橡胶工厂,从南洋输入天然胶,大量生产轮胎和胶鞋等产品。

1955年,好莱坞影星詹姆斯·迪恩凭借电影《无因的反叛》走红,他身着牛仔裤和白色帆布鞋形象,让帆布鞋(也就是加硫鞋)一度成为青少年叛逆和嬉皮精神的象征,风靡一时。

▲詹姆斯·迪恩穿帆布鞋的形象

此后,匡威和彪马对帆布鞋进行了技术攻关,通过加硫蒸气技术让鞋帮、鞋底具有更高的强度和弹性,这让加硫鞋大规模量产并成为流行消费品成为可能。

而最早为彪马和匡威代工的企业,正是张聪渊的“宏福”。

上世纪70年代初,欧美发达国家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市场处于高度竞争状态,将制造业向外转移以降低制造成本,成为欧美企业的共同出路。拥有廉价人工的中国台湾中部地区成为“天选之地”,制鞋业也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1971年台湾地区外销的鞋就达到1亿双。1976年台湾地区制鞋业的外销量已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一大鞋类出口地区。制鞋业更是与电子、纺织两大产业一起,被认为创造了70年代台湾地区的经济奇迹。

80年代,台湾地区涌现出宏福、宝成、丰泰、钰齐、隆典、清禄、凯楠、九兴等享誉国际的代工鞋厂,台湾地区也因此获得“制鞋王国”的美名。

1986年台湾地区的外销鞋类总量达到顶峰,超过8亿双。当时全球人口约为49亿,也就是说,全世界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可以穿上台湾地区制造的鞋。

▲上世纪七八十年的台湾地区制鞋工厂

1987年,台湾地区橡胶制品出口值共计74.6亿元台币(约合2.87亿美元),其中胶鞋出口值30亿元台币,几乎占到了1/2。

然而,靠各行各业“代工”迅速崛起的台湾地区经济,因为长时期超额输出导致产业结构逐渐失衡,同时受外销市场的影响极大,这为其之后的产业困境埋下了隐患。

1988年台湾地区经济过热,台币对美元加速升值,导致制鞋业出口突然遇冷。这一年1-4月,台湾地区出口美国的鞋比前一年同期降低了29%。

据台湾地区制鞋公会统计,1988年和1989年两年时间,台湾地区共有600多条生产线停产。

出口遇冷,生产受困,“薄利多销”的路线难以为继,控制全球80%以上品牌鞋生产的台湾地区鞋企将目光投向了海峡的另一边。

迁移

20世纪90年代,不少台湾地区鞋企将工厂迁移到大陆,这其中也包括张聪渊的企业。

他与人合资成立新沣集团,在大陆从事运动鞋代工。1995年这家公司在香港成立总部并成功上市,张聪渊拥有15.7%的股份。

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是当时大陆吸引台湾地区制鞋企业的优势。资料显示,1987年,台湾地区制鞋工人的工资为1.55美元/小时,而大陆制鞋工人的工资仅为1.75美元/天。

加上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在极短的时间里,大陆制鞋业复制了台湾地区制鞋业的辉煌。

离台湾地区最近的广东、福建两省成为台湾地区制鞋业转移的目的地,东莞、莆田、晋江等城市则成为这波产业转移的受益者。

以莆田为例,在台商进入莆田之前,莆田已经是福建省制鞋业的中心。1986年,莆田鞋革工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占到了全省的70%以上,在台商带来大量国际订单后更是爆发出惊人的发展速度。

1993年莆田已拥有100多家鞋企,每年产鞋超亿双;到了1996年,莆田的鞋业总产值就涨至42.9亿元。

然而,依靠劳动力优势、遵循代工模式所创造的辉煌,也同样短暂。

说白了,代工赚的还是辛苦钱。根据国际消费者联盟的调查,在一双鞋的成本中,工厂的毛利占2%,人工费占0.4%,人工费占到了工厂毛利的20%。

原材料成本的攀升不可避免,工厂想要提高净利润只能在这占到20%的人工上做文章。

得益于制造业兴起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大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一次让代工厂不可避免陷入怪圈。2001年,福建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为380元/月,而当时越南的最低工资约为164元/月。

2012年,运动鞋巨头阿迪达斯宣布关闭在中国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将生产线迁移至东南亚,拉开了新一波产业转移的序幕。台湾地区鞋企也开始了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转移。

未来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仅靠制鞋已经无法带来可观的盈利。

张聪渊所在的新沣集团上市后,开始转向多元化发展并自创多项运动品牌,甚至增加房地产业投资,制鞋部分业务占整体业务比例愈来愈小。

2013年7月,新沣集团公布,以总代价4.29亿元出售亿明投资全部股权,其主要业务为鞋履产品制造。

接手的人正是张聪渊家族。靠制鞋起家的张聪渊显然不甘心放弃有多年积累的“老本行”,他将新沣集团的制鞋业务改名“华利”,开始独立运作。

接手后很短时间,张聪渊家族先通过家族控制的中国香港公司收购了15家越南工厂和多米尼加工厂、收购24家贸易公司的贸易业务,再通过华利股份旗下子公司收购中国香港的15家公司。

目前,华利集团的员工大部分在越南北部,大陆及台湾地区制造人员占比则仅为0.3%。截至2020年上半年公司自产产量合计7540万双,其中越南生产7461万双,多米尼加生产80万双,各自占比98.9%、1.1%。

▲华利集团主要客户发展历程;图片来源:华利集团招股书

张聪渊“薄利多销”的一贯打法,决定了东南亚低廉的劳动力将是华利争取利润的关键。

2020年上半年,华利向匡威的平均销售单价为72.50元/双,向耐克的平均销售单价为80.20元/双,而另一家工厂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和大陆的鞋企丰泰,向耐克的销售单价在120元至140元左右,将近是华利的2倍。

在产量上,华利也在台湾地区一众鞋企中遥遥领先。2019年裕元、钰齐、丰泰人均鞋履产量分别为929双/年、927双/年、792双/年,而华利则达到1378双/年。

▲华利、裕元、钰齐、丰泰人均鞋履产量;图片来源:市界

此外,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越南具有距离中国近能有效节省运输费用、对欧美国家进口关税低的优势,这也是华利选择把工厂设在这里的原因。

2018年,台湾地区几大鞋企裕元、钰齐、丰泰的鞋履制造业务营收增速分别为-3.12%、-3.91%、9.41%,平均增速为0.79%,华利的营收却实现了23.96%的高增长。

从华利集团招股说明书披露情况看,华利集团2020年员工人数接近13.6万人,造鞋超过1.8亿双,营业收入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达到18.21亿元人民币。

华利可观的生产力和常年稳定增长的营收,让人们看到制鞋这种传统产业的惊人韧性,开始重新认识“代工”这门生意。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们看到的是辉煌,看不到的是危机。

疫情影响下,欧美运动鞋品牌纷纷削减订单。华利两大主要客户耐克、VF的收入降幅明显。耐克报告显示,2019年第四财季净利润直接亏损了56.34亿元;VF营收同样暴跌,2020年第一财季收入降幅高达47.51%。

祸不单行,占有劳动力优势的越南也被曝出陷入“用工荒”。

越南快讯(VnExpress)指出,以胡志明市、平阳省(Binh Duong)来说,纺织与鞋厂的劳工月薪含社会保险与午餐介于500万至1200万越南盾,但受到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冲击,即使是付1500万(约人民币4200元),还是很难找到工人。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风起云涌,也让一些年轻人加速逃离传统制造业。华利集团上市的招股书里也显示,近三年公司的离职率分别为22.04%、22.83%、27.31%,每年至少有两成员工离职,且离职率攀升。

跟随台湾地区制鞋业的脚步白手起家的张聪渊,靠着对更便宜劳动力的快步追逐,如今以“黑马之姿”问鼎首,但在人力成本优势加速消失的大趋势下,未来的挑战只会更多。

传统的“代工”仍然有利可图,但当“低成本劳动力”不再成为制鞋业的优势时,以华利为代表的台湾地区代工厂企业还能延续他们的制鞋王国吗?换句话说,能否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代工”的未来。

事实上,华利也在为其未来做打算,那就是由代工生产升级为设计并代工生产,逐渐拥有强大的产品研发设计实力。

[1]《独家专访:从猪舍创业到新首富》商业周刊

[2]《拆解「运动鞋代工第一股」华利股份:研发投入仅2%、绑定Nike等大牌,竞争优势是什么》元气资本

[3]《台湾新首富,做鞋做出千亿身家|巨潮》巨潮商业评论

[4]《台湾的外销工业——制鞋业的兴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5]《台湾制鞋工业近况》西部皮革

THE END

出品人:毕亚军

主编:王晓责编:周怡

美编:刘彦潮运营:方乐迪 张婵 倪晨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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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几十块一双的鞋,他当上了台湾最新一任首富

也许你并不知道张聪渊是谁,但你脚上穿的匡威、耐克、彪马,很可能就来自他旗下的代工厂。

图片来源:Pixabay

文|华商韬略  阿芸

与互联网等新兴产业赚“快钱”相比,制鞋业这种传统产业经常被看不起,而台湾地区制鞋企业可观的生产力和常年稳定增长的营收,让人们重新开始思考代工这门生意。

鞋王

2021年5月6日,福布斯中国台湾富豪榜出炉。

问鼎首富宝座的,不是全球第一大代工厂商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也不是食品巨头康师傅背后的魏氏家族,而是靠制鞋起家、拥有138亿美元(约合890亿人民币)身家的张聪渊。

也许你并不知道张聪渊是谁,但你脚上穿的匡威、耐克、彪马,很可能就来自他旗下的代工厂——华利集团。

就在一个多月前,华利集团成功上市,成为A股首家运动鞋制造商。招股书显示,即使在受疫情影响的2020年,其净利润仍然高达18.76亿元,同比增长7.27%。

▲华利集团在深交所创业板敲钟上市

张聪渊1948年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的乡下,父亲早年耕田为生,他18岁从嘉义农校毕业,20岁进入云林一家鞋厂工作,做普通的管理员。在他成名后,媒体去采访他在台南的乡亲和同学,谈及他的成就,被描述最多的是“想不到”。

有了在鞋厂的管理经验,到了20世纪80年代,张聪渊决定创办自己的鞋厂——景新鞋业。由于资金有限,他只能买猪舍、农舍当工厂。“家里没钱,就过没钱的日子,人家买好的地段和大楼,我就买乡下的猪舍、农舍。”

资金不够,自然不能选择门槛高、制作难度大的产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聪渊说:“如果说足球鞋、篮球鞋是鞋款里第一、第二名的获利王,加硫鞋(帆布鞋)大概就是倒数第一。”

而让他起家并站稳脚跟的,恰恰是这“最不赚钱”的加硫鞋。

因为台湾地区橡胶丰富,用料便宜,如果生产普通的运动鞋,几乎不需要研发成本;而硫化鞋鞋底需要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环境下,让橡胶底和硫磺进行交联,使二者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品质更不容易得到保障,很多鞋企都放弃了。

让张聪渊改变最初想法,选择与同行反其道而行的的逻辑只有一个:

做别人不做的买卖,意味着竞争少,只要做好了,就能活下去。

“我没觉得只能做别人挑剩的订单,就比较辛苦……重点是,你有没有比别人做得更好的决心。”张聪渊说。

比起“华利”,张聪渊在台湾地区更为人所知的是其旗下鞋厂“宏福”。宏福是全球第二大制鞋厂,拥有全球15万名员工,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加硫鞋厂。

个人的成功离不开时代和环境的造就,张聪渊的故事只是台湾地区制鞋业发展的缩影。

崛起

1832年,一位爱尔兰人移民美国,在麻州小镇当印刷工时,每天站在机器前,由于长时间站立感到疼痛,他就在脚底垫上一个橡胶皮垫,疼痛明显降低。他回家后干脆将橡胶皮固定在鞋底上,橡胶底鞋由此被发明。

拥有庞大橡胶产量的台湾地区,成为橡胶鞋底的“原料大本营”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台湾地区建立起规模较大的橡胶工厂,从南洋输入天然胶,大量生产轮胎和胶鞋等产品。

1955年,好莱坞影星詹姆斯·迪恩凭借电影《无因的反叛》走红,他身着牛仔裤和白色帆布鞋形象,让帆布鞋(也就是加硫鞋)一度成为青少年叛逆和嬉皮精神的象征,风靡一时。

▲詹姆斯·迪恩穿帆布鞋的形象

此后,匡威和彪马对帆布鞋进行了技术攻关,通过加硫蒸气技术让鞋帮、鞋底具有更高的强度和弹性,这让加硫鞋大规模量产并成为流行消费品成为可能。

而最早为彪马和匡威代工的企业,正是张聪渊的“宏福”。

上世纪70年代初,欧美发达国家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市场处于高度竞争状态,将制造业向外转移以降低制造成本,成为欧美企业的共同出路。拥有廉价人工的中国台湾中部地区成为“天选之地”,制鞋业也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1971年台湾地区外销的鞋就达到1亿双。1976年台湾地区制鞋业的外销量已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一大鞋类出口地区。制鞋业更是与电子、纺织两大产业一起,被认为创造了70年代台湾地区的经济奇迹。

80年代,台湾地区涌现出宏福、宝成、丰泰、钰齐、隆典、清禄、凯楠、九兴等享誉国际的代工鞋厂,台湾地区也因此获得“制鞋王国”的美名。

1986年台湾地区的外销鞋类总量达到顶峰,超过8亿双。当时全球人口约为49亿,也就是说,全世界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可以穿上台湾地区制造的鞋。

▲上世纪七八十年的台湾地区制鞋工厂

1987年,台湾地区橡胶制品出口值共计74.6亿元台币(约合2.87亿美元),其中胶鞋出口值30亿元台币,几乎占到了1/2。

然而,靠各行各业“代工”迅速崛起的台湾地区经济,因为长时期超额输出导致产业结构逐渐失衡,同时受外销市场的影响极大,这为其之后的产业困境埋下了隐患。

1988年台湾地区经济过热,台币对美元加速升值,导致制鞋业出口突然遇冷。这一年1-4月,台湾地区出口美国的鞋比前一年同期降低了29%。

据台湾地区制鞋公会统计,1988年和1989年两年时间,台湾地区共有600多条生产线停产。

出口遇冷,生产受困,“薄利多销”的路线难以为继,控制全球80%以上品牌鞋生产的台湾地区鞋企将目光投向了海峡的另一边。

迁移

20世纪90年代,不少台湾地区鞋企将工厂迁移到大陆,这其中也包括张聪渊的企业。

他与人合资成立新沣集团,在大陆从事运动鞋代工。1995年这家公司在香港成立总部并成功上市,张聪渊拥有15.7%的股份。

廉价且充足的劳动力是当时大陆吸引台湾地区制鞋企业的优势。资料显示,1987年,台湾地区制鞋工人的工资为1.55美元/小时,而大陆制鞋工人的工资仅为1.75美元/天。

加上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在极短的时间里,大陆制鞋业复制了台湾地区制鞋业的辉煌。

离台湾地区最近的广东、福建两省成为台湾地区制鞋业转移的目的地,东莞、莆田、晋江等城市则成为这波产业转移的受益者。

以莆田为例,在台商进入莆田之前,莆田已经是福建省制鞋业的中心。1986年,莆田鞋革工业总产值超过1亿元,占到了全省的70%以上,在台商带来大量国际订单后更是爆发出惊人的发展速度。

1993年莆田已拥有100多家鞋企,每年产鞋超亿双;到了1996年,莆田的鞋业总产值就涨至42.9亿元。

然而,依靠劳动力优势、遵循代工模式所创造的辉煌,也同样短暂。

说白了,代工赚的还是辛苦钱。根据国际消费者联盟的调查,在一双鞋的成本中,工厂的毛利占2%,人工费占0.4%,人工费占到了工厂毛利的20%。

原材料成本的攀升不可避免,工厂想要提高净利润只能在这占到20%的人工上做文章。

得益于制造业兴起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大陆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又一次让代工厂不可避免陷入怪圈。2001年,福建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为380元/月,而当时越南的最低工资约为164元/月。

2012年,运动鞋巨头阿迪达斯宣布关闭在中国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将生产线迁移至东南亚,拉开了新一波产业转移的序幕。台湾地区鞋企也开始了向劳动力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转移。

未来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仅靠制鞋已经无法带来可观的盈利。

张聪渊所在的新沣集团上市后,开始转向多元化发展并自创多项运动品牌,甚至增加房地产业投资,制鞋部分业务占整体业务比例愈来愈小。

2013年7月,新沣集团公布,以总代价4.29亿元出售亿明投资全部股权,其主要业务为鞋履产品制造。

接手的人正是张聪渊家族。靠制鞋起家的张聪渊显然不甘心放弃有多年积累的“老本行”,他将新沣集团的制鞋业务改名“华利”,开始独立运作。

接手后很短时间,张聪渊家族先通过家族控制的中国香港公司收购了15家越南工厂和多米尼加工厂、收购24家贸易公司的贸易业务,再通过华利股份旗下子公司收购中国香港的15家公司。

目前,华利集团的员工大部分在越南北部,大陆及台湾地区制造人员占比则仅为0.3%。截至2020年上半年公司自产产量合计7540万双,其中越南生产7461万双,多米尼加生产80万双,各自占比98.9%、1.1%。

▲华利集团主要客户发展历程;图片来源:华利集团招股书

张聪渊“薄利多销”的一贯打法,决定了东南亚低廉的劳动力将是华利争取利润的关键。

2020年上半年,华利向匡威的平均销售单价为72.50元/双,向耐克的平均销售单价为80.20元/双,而另一家工厂主要集中在台湾地区和大陆的鞋企丰泰,向耐克的销售单价在120元至140元左右,将近是华利的2倍。

在产量上,华利也在台湾地区一众鞋企中遥遥领先。2019年裕元、钰齐、丰泰人均鞋履产量分别为929双/年、927双/年、792双/年,而华利则达到1378双/年。

▲华利、裕元、钰齐、丰泰人均鞋履产量;图片来源:市界

此外,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越南具有距离中国近能有效节省运输费用、对欧美国家进口关税低的优势,这也是华利选择把工厂设在这里的原因。

2018年,台湾地区几大鞋企裕元、钰齐、丰泰的鞋履制造业务营收增速分别为-3.12%、-3.91%、9.41%,平均增速为0.79%,华利的营收却实现了23.96%的高增长。

从华利集团招股说明书披露情况看,华利集团2020年员工人数接近13.6万人,造鞋超过1.8亿双,营业收入超过150亿元人民币,净利润达到18.21亿元人民币。

华利可观的生产力和常年稳定增长的营收,让人们看到制鞋这种传统产业的惊人韧性,开始重新认识“代工”这门生意。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人们看到的是辉煌,看不到的是危机。

疫情影响下,欧美运动鞋品牌纷纷削减订单。华利两大主要客户耐克、VF的收入降幅明显。耐克报告显示,2019年第四财季净利润直接亏损了56.34亿元;VF营收同样暴跌,2020年第一财季收入降幅高达47.51%。

祸不单行,占有劳动力优势的越南也被曝出陷入“用工荒”。

越南快讯(VnExpress)指出,以胡志明市、平阳省(Binh Duong)来说,纺织与鞋厂的劳工月薪含社会保险与午餐介于500万至1200万越南盾,但受到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冲击,即使是付1500万(约人民币4200元),还是很难找到工人。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风起云涌,也让一些年轻人加速逃离传统制造业。华利集团上市的招股书里也显示,近三年公司的离职率分别为22.04%、22.83%、27.31%,每年至少有两成员工离职,且离职率攀升。

跟随台湾地区制鞋业的脚步白手起家的张聪渊,靠着对更便宜劳动力的快步追逐,如今以“黑马之姿”问鼎首,但在人力成本优势加速消失的大趋势下,未来的挑战只会更多。

传统的“代工”仍然有利可图,但当“低成本劳动力”不再成为制鞋业的优势时,以华利为代表的台湾地区代工厂企业还能延续他们的制鞋王国吗?换句话说,能否降低对劳动力的依赖,将很大程度上决定“代工”的未来。

事实上,华利也在为其未来做打算,那就是由代工生产升级为设计并代工生产,逐渐拥有强大的产品研发设计实力。

[1]《独家专访:从猪舍创业到新首富》商业周刊

[2]《拆解「运动鞋代工第一股」华利股份:研发投入仅2%、绑定Nike等大牌,竞争优势是什么》元气资本

[3]《台湾新首富,做鞋做出千亿身家|巨潮》巨潮商业评论

[4]《台湾的外销工业——制鞋业的兴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5]《台湾制鞋工业近况》西部皮革

THE END

出品人:毕亚军

主编:王晓责编:周怡

美编:刘彦潮运营:方乐迪 张婵 倪晨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