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实习生 刘如玥

编辑 | 林子人

明白许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这也许是在不断被社会催促着“自我提升”“自我探寻”后，当代人陷入的一大困境。

智识无用，思考无用——这也许是在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的技术时代，哲学所面临的尴尬质疑。

原想借助哲思指导和改造现实，结果“两难相遇”，成为了更亟待解决的困惑：我们认识了世界，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吗？

在日前举行的新书《认识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哲学》分享活动中，几位哲学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浙江大学教授王俊、复旦大学教授徐英瑾，以及嘉宾主持复旦大学副教授祁涛——一同探讨了哲学与生活、与时代的关系。他们认为，哲学并非漂浮的空中楼阁，而是一条让现代人保持清醒、抵抗虚无的现实路径；而对哲学家来说，卸下自筑的学术高墙，回归大众和生活的本真，才能重新激发哲学的活力与魅力，以应对时代变化的挑战。

哲学与我们的距离

《认识世界》的作者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是一位活跃于媒体、与公众保持密切对话和交流的的哲学明星。在当下欧洲，这样面向大众讲解哲学的“公共哲学家”并不占少数。怀抱“让哲学走出学院”的目标，他们不再于学院之中从事相关工作，而是化身作家、心理分析师、电视嘉宾（比如普莱希特）等等继续着哲学思考。

在王俊看来，这一抵抗哲学学院派传统的运动实际上表达了要恢复哲学大众面向的愿望。“‘学院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概念，大约在19世纪被建立起来的……大家想想在康德之前，那些有名的哲学家都不在大学里工作；康德之后，尤其是20世纪的哲学家，大家熟知的则都是大学教授。”伴随着哲学的学院化过程，一系列术语配合专业化需要产生，哲学专著的阅读门槛也由此越来越高。王俊介绍说，在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哲学的大众化形态一直保留着比较大的影响，在此间努力的也并非“民间哲学家”，而是拥有学院背景并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一群哲学工作者，他们的观点来源于可靠的文本根据，同时又将哲学知识以更适合大众传播的方式加以表达。王俊认为，这样的工作对哲学学者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抵抗学院化实际上是赋予哲学一个新的面向。哲学可能做不到对时代观念负责，但是至少可以参与时代观念的形成，而不是与之绝缘。”

对于哲学的多个面向，刘擎用“哲学问题”和“哲学家的问题”来加以概括。如今的社会分工异化了劳动，使人们失去了感知“全面”和“本真”的能力。而哲学最原初的问题正是让人们恢复和反思跟世界的这样一种贴近关系，去追寻、抵达本真的存在。但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要寻求专业化发展，于是哲学家们将哲学进行了肢解。这些经过拆解后得到的“哲学家的问题”，在理解深刻的同时却也陷入了局部和片面。刘擎认为，哲学问题与哲学家的问题其实是相关联的——“哲学家的问题”是回应“哲学问题”的工具或路径。哲学工作者牺牲个人的全面性，变得专业化，是为了能够从细化领域的分工中得出更深刻的思考来共同回应哲学问题。所以“哲学家的问题”是有存在的必要性的。哲学有无用之用，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家们似乎变得越来越孤芳自赏。“我认为保卫哲学最好的办法就是介入，就是重新恢复哲学问题的本来面目，将‘哲学家的问题’和‘哲学问题’关联在一起。”刘擎说。

徐英瑾还谈到哲学与人类一般性的关系：“所有的哲学研究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回到日常的个例当中去。”他提到自己在面向大众做哲学传播时的一个试验：将西方哲学的各种主义用本土的汉语方言“激活”，比如将哲学家们的不同态度、观点，用沪语电影《海上花》中的角色进行转喻和演绎。这种哲学的普遍性检验说明，“哲学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既存态度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哲学家的根基是在日常生活中的。”

文本、影像都是哲学的载体

今天的人们已经在读书之外有了太多选择。当思想也能通过影像传递的时候，文字的地位正变得岌岌可危。而当下更明显的一个趋势便是短视频正日益成为大家闲暇之余的放松首选。主持人祁涛由此提出了问题：新媒体时代对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哲学写作来说，是机会还是危机？

对于这一问题，王俊认为，作为思想载体，“文本”并非唯一的可能。实际上，当代的雕塑、绘画，亦或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都可以承载思想，都可以以一种广义的方式去阅读。而如果放眼于更长远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对一种传播方式的评价是随时代发展而变化的。比如在海德格尔生活的1950年代，电影就被认为“太过现实”，把所有事情都拍摄出来是没有思想性可言的。而到了短视频流行的今天，能完整看完一部电影便已经是对耐心的极大挑战。因而这里的“广义阅读”实际上内含了一个条件：受众要学会选择，而不要成为被动的接受者。“当下过于现实主义的短视频，丝毫不能激发你的想像力，或是激发你一种想要去领会、去理解的欲望，而是养成了依赖感和惰性，”王俊说，“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还是要留下一个能够挑战自我、对抗文本的想像空间。”

在刘擎看来，“过于讨好自己不是善待自己的一种方式。”刘擎“坦白”这可能是自己对短视频的一种偏见，但背后也确有值得担忧的地方：对自己一昧的迎合其实是放弃了“属于人”的那部分特性而放大了人动物性的一面。此外，淹没在短视频中获得的每一个时刻的快乐，加起来却构不成整体的快乐——这里涉及到的，仍旧是碎裂的后现代社会中，人与整体性世界的“失联”。当然，面对短视频洪流如何取舍、或者说认为沉浸其中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则仁者见仁了。

而对于新媒体与哲学的关系，刘擎认为影像并不是位于文字和思想的对立面：“我认为是可以找到非常有力量的影像方式传达哲学思考的。”换句话说，影像或者其他媒介形式，不是单纯的“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个我们如何去尝试和利用的问题。当下很多哲学家依旧以文本书写为主，他们对于感官化媒介的警惕有部分原因是出于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商业社会与娱乐市场下，哲学被边缘化带来了不安全感，这是时代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困扰。虽然“悲观的人总显得深刻”，但却不太能解决问题。刘擎鼓励以更加勇敢的态度去迎接时代挑战，比如很多哲学工作者已经在利用媒体平台与读者对话、传递思想的力量。“哲学拥有着巨大同时也被专业同行低估的潜力。”

徐英瑾对新的媒体表现形式做了辩证的分析。从“坏”的一面来看，目前大多数短视频所提供的语料质量并不高，其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长久下去也不利于人记忆力与认知能力的发展。但好消息是，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可以反过来促进我们对技术的利用。

认识世界就能更好地生活吗？

“如何摆脱生活中无数个日夜的虚无感？”

“怎样看待社会要求我自己不断地进步和发展？”

“人真的是在进步吗？”

“认识世界与过上更好的生活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联系？”

“当‘活着’本身变成了最高原则，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

这些“灵魂拷问”收集于大众读者。一连串非常个人化的问题所传递出的，可能是我们正在对宏大叙事或公共性问题丧失兴趣，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经验世界。

在内向探索的过程中，虚无感无法避免，并注定成为个人生命历程中要一直与之抗争的存在。王俊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智能技术的应用，人们的生活在趋于同质化和片段化的同时，也更加变幻莫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可以“稳靠”的东西来克服虚无，比如永恒的知识和超越个体生命的信仰。“通过阅读求知，可以建立起一个能够说服我们自身、使我们这个共同体能够稳靠地安置好生活的价值框架。我觉得有了这样的依靠之后，我们是可以来不断克服虚无感的。”

而这也引申出一个相关问题：为了与虚无感对抗，人们认真工作之余也在不断寻求知识。怎样看待社会要求个体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在这样做之后，人真的是在不断进步吗？

王俊的看法是，“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一个基调，技术为我们勾勒出有关未来的美好图景，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也都可以在过去的生活和经典中找到支撑和稳靠感。不过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去否认和抹杀“发展”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要允许价值的多元，要认识到发展并不是唯一的价值。”

此外，“发展”或是“进步”，都是需要放置于历史维度上去理解的概念。刘擎说，判断“进步”与否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标尺，比如当前就是以经济、技术的发展为主要参照。若遵循这一标尺，人类社会在近几个世纪无疑是向前走的。但假设我们将评判“进步”的指标更换为“睡眠时间”的长短或者“虚无感”的增减，那得到的结果肯定就大不相同了：睡眠时间逐渐变短、虚无感不断增加、安全感不断降低、环境破坏越来越不可逆……从这些维度显示的结果看，似乎我们的社会反而退步了。因此，当下的“进步”或“发展”已经不再是一个“事实”，有着自己规范的定义；相反，重新评判“进步”的含义，理解它的多重性，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

与“进步”相类似，所谓“更好的生活”也并没有标准答案。不同文明，不同时代，都有一套自己的评价坐标，而如何在这之中进行选择就落到了个人头上。“所以现代人的负担是很重的，因为你不仅仅要决定怎么做，还要决定这样做的判断标准。”刘擎说。

当然，在“认识世界”与“更好的生活”之间，的确存在着关联。这个关联来自于“人”及其道德，不认识所在的世界而只是盲目生活、随波逐流，得到的快乐是动物性的；但“属人”的道德要求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在刘擎看来，认识世界的回报并不是每时每刻的快乐，甚至还会有苦恼；它不是获得“更好生活”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

王俊从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来看待这一问题。哲学是一种批判，是一种对抗的姿态，向大家视之为理所当然甚至甘之如饴的生活状态发出质疑。因而在任何时代，哲学家都是一个唱着反调的、不合时宜的角色。哲学家时刻保持警惕，以避免任何一种生活状态被绝对化、简单化；不仅如此，还要努力去丰富生活的层次，让人们从中有更多选择和可能性。这种多元中的均衡，就是“更好生活”的一种体现。

由此，徐英瑾谈到“活着”对于现代人的含义。相比过去，在今天完成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着”对大多数人来讲并不是特别困难。不过，生存上紧张感的消失却使得寻问生活上的“意义”成为了更突显的命题。在徐英瑾看来，物质得到满足后却找不到意义，是工业化、体系化导致的心理状态。在高度细化的社会分工之下，每个人都只是在扮演社会分配给你的一个特定角色。于是，人被困在小小的范围内如机器般循环往复地运作，没有机会跳出来与这个世界有亲自的、整体性的接触，我们因此感到身在此山中而无法识得庐山真面目。同时，因为看不见整体的意义，我们便开始用一些抽象的数字作为准线来标定自己，比如KPI。但是，正如数字的意义在于其背后的量纲，生活的意义也需要在与世界的交互中才能得到表达。“忘记量纲只知道数字会非常痛苦，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对于社会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也得不到反馈，”徐英瑾说，“所以如果能够在业余时间接触一些文、史、哲的东西，开拓自己的视野，去思考意义，在部分情况下是能够抵抗社会分工带来的异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