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蒋夫人来到美国后，白宫转交给她的礼物中包括了新泽西凯塞琳·奎因太太的一封信，里面有一张3美元的支票和从报纸上剪下的一张照片，是1937年日本空袭上海后一个坐在铁轨上大哭的孩子的照片。写信者请求总统把支票给蒋夫人：“这是我三个女儿的钱，是为了中国某地坐在铁轨上的那个小家伙的。”

蒋夫人的漫长访问一直持续到1943年5月，她的公开露面引起了公众巨大的钦佩和好感，这是自林德伯格成功飞越大西洋之后所没有过的。正如威尔基所预计的，美国人“还从来没有对谁”这样倾听过。2月18日她在国会演讲时简直把听众迷住了。有个议员说：“他妈的，我还从来没经历过这种事情。蒋夫人快要让我流泪了。”身着迷人的中国青色旗袍的蒋夫人身材娇小、苗条，她镇定自若，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声音优美而用词优雅，她让整个国会感到仿佛“是面对着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

据《生活》杂志一个被迷住了或是深受教益的记者说，议员们都被她的“优雅、魅力和智慧”“抓住了……惊诧不已……完全倾倒了”。在议员们长达四分钟起立欢呼之后她开始讲话，其主旨是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重要，美国应该帮助她的国人进行战斗，而不要在太平洋花费太多努力。她还说，在经过了五年半的抵抗之后，中国人已经相信“光荣地冒险要比屈辱地失败”更好。说到这里全场掌声雷动。自然，公众并不知晓蒋介石刚刚决定不在缅甸光荣地冒险。

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说，1943

此时的社论强调了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友谊，并欣喜地指出，“在现在的困难时刻以及将来可能更加艰苦的未来”，这种关系是靠得住的。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不无忧虑地向伦敦汇报说，国会有可能在公众情绪的裹挟下对中国做出一些他所说的“难以兑现”的承诺。他指的是归还所有中国领土的承诺。

蒋夫人从10岁到19岁在美国接受教育，思维方式和语言已经完全西化，她向普通美国人传达的是中国跟美国的相似之处而非不同之处。她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向两万人发表演讲，同场演讲的还包括威尔基；在好莱坞对3万人演讲，在全国募集资金的旅行中在芝加哥和旧金山的集会上发表演讲，此外，还通过各大广播网发表广播演讲。

她每天从美国公众收到几百封信，有一次乘火车经过中西部的一个小站时还收到站长妻子亲自做的一盒饼干。这位站长在凌晨3点接到通知说蒋夫人乘坐的火车将在8点通过这里。站长叫醒了妻子并告诉她这个消息，而他妻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就做了她最拿手的饼干。蒋夫人触发了人们心中想表达善意的愿望，并让人们觉得她就是这种普遍愿望的代表。正如卡尔·桑德伯格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所说的：“她想要的也是地球家园中所有家庭想要的。”

然而，私下场合里情况却有所不同。她要来访问的消息让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成员很不安，他们担心她会蛊惑美国总统，从而改变首先击败德国的战略。她马上开始了这种努力，首先从哈里·霍普金斯开始，蒋夫人在11月27日乘坐陆军部的美国飞机到达时是他前往迎接的。她患有一种周期性的皮肤病，因此提出到美国入院治疗。在董显光以及孔家一个外甥和外甥女的陪同下，霍普金斯开车把他们送到纽约的哈克尼斯馆，那里整个12层都供她使用。

在跟霍普金斯的谈话中她对欧洲或者太平洋的战争没有兴趣，“她的兴趣完全在中国本土”。她显然“不喜欢史迪威，但对陈纳德敬佩之至”。她告诉霍普金斯说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并犯了悲剧性错误：他迫使蒋介石将一些最精锐的部队投入缅甸作战，后来全部失去”。她追求的第二个目标是承认中国为四个大国之一，她大谈对和平谈判和战后世界的看法，敦促美国立即行动，主动启动“四个大国”就战后事务进行谈判。

罗斯福夫人到医院里看望了他，她觉得蒋夫人显得那么“娇小脆弱”，以至于“我想帮助她、照顾她，就像她是我自己的女儿似的”。蒋夫人在1月初带着两个护士和两位孔家人搬进白宫。其外甥女经常穿男装，以至于罗斯福管她叫“我的小子”。蒋夫人自己带来了丝质床单，每天都换，如果她中午午睡的话还要一天换两次。她大多数时候在套房中吃饭，尽管所有房间中都装有电铃和电话，但是叫人时还是喜欢拍手，这让白宫的服务人员很恼火。

她住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时，秘密特工队接到她外甥女电话说，要在她外出时清理她的套房到电梯的走廊以及电梯到出口等地方；但发出通知后她往往又会改变主意，要等好几个小时才出来，或者不出来了。特工队负责人请求她在安排时确定一些，她随即要求换掉负责人。两名年轻的孔家人本来根本没有什么特权，但行事时跟她一样傲慢无礼。

作为统治阶层的宋家人和一位专制者的配偶，蒋夫人很有些皇室风范。有一次，她很不客气地问多恩上校，为什么他和他的同事称她为Madam而不是Madame，因为众所周知前者在美国是指妓院老鸨。多恩灵机一动回答说，英国女王通常被称为“Madam”，美国军官这样称呼她是想表达一种皇家的尊贵。“你一辈子都见不到一个人的表情会变化那么快。”她的脸一下子从埋怨转为阳光灿烂，在多恩办事的其他时间里她都表现得优雅尊贵，仿佛真是皇后。

得知她如此富有魅力后，美国总统安排与她的第一次会面没有按常规让客人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而是在他面前摆上一张牌桌并在对面放了一把椅子。他对自己女儿说，他不想让他的客人“太靠近”。随着交往的深入，他发现蒋夫人有“钢铁一般”的决心，这跟他妻子说的那个温柔甜蜜的人并不一致。有一天晚餐时谈到了约翰·刘易斯号召的一次矿工罢工，总统问蒋夫人，她的政府在战时遇到这种情况会怎样做。蒋夫人伸出一个手指在喉咙上划过去，这让总统仰头大笑并对桌子那头的妻子说：“埃莉诺，你看到那个了吗？”

蒋夫人又跟总统谈到了跟霍普金斯谈过的那些话题，并在谈及史迪威和陈纳德的时候把史迪威与蒋委员长的紧张关系归结为之前的西瓜事件（注：1942年，在缅甸作战的史迪威收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给每四个士兵发一个西瓜皮）。按照她的说法，史迪威在接到这个命令时“公然表示蔑视”，据她说这影响了他们后来的关系。

她邀请总统跟她去中国，她对政府中每个准备“诱惑”（用罗斯福的话说）的高官都发出了这种邀请。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海军上将李海应邀去她在白宫的住处，但是他之后“始终不知道这次邀请的用意何在”。史汀生说她是位“有吸引力和让人愉悦的小妇人”，曾经“评价说我的手长得漂亮”，但他对应邀访问她的副参谋长麦克洛伊说，“要对她所说的一切都严加留意”。她向所有拜访她的人恳求为空军运输队派遣更多的飞机，经不起她的坚持，罗斯福命令立即将还没有完成测试的柯蒂斯——赖特公司的C-46飞机送去。飞机投入使用后，驼峰的恶劣条件加剧了飞机的结构性缺陷，结果很多飞行员因此死去，这使得本来就很低落的士气更低了。

罗斯福尊重蒋夫人，因为她是中国政府的实权人物，但是并不信任她，而且她待得时间越长，魅力也变得越少。她的圆滑不能跟她的魅力相比。在总统为她举行的一个有172位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上，她让他回答美国怎么才能够向中国提供物资的问题。当总统回答说上帝能让我们多么快地把物资运给中国我们就会多快时，她竟然提示说“自助者天助”。罗斯福脸一下子红了，但究竟是由于难为情还是由于愤怒就不知道了。

在2月底，白宫的大管家给摩根索的私人秘书打电话，因为蒋夫人请求财政部指示海关税务人员免税放行一批刚刚到纽约的运给她的英国香烟。后来发现香烟还在船上，结果蒋夫人方面的电话仍然整日不断，直到财政部被逼无奈只好指示专人“从船上把货取下并空运过来”。跟西瓜事件一样，英国香烟虽然事小但意味深长。蒋夫人的所作所为无法让人把她跟一位正在把自己的国家引向民主的未来的领袖联系在一起。“总统……急于想让她离开美国。”摩根索对他的参谋说。罗斯福之所以这样，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不快，倒不如说是他越来越担心蒋夫人私下的做事态度可能传播出去，从而破坏她的公众形象——这也会破坏他的政策。

本文节选于巴巴拉·塔奇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号“三辉图书”。

巴巴拉·塔奇曼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凭《八月炮火》与《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两度获得普利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