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莎士比亚400周年忌辰这天，适逢北京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在这届电影节上，上映了已故导演黑泽明的晚年代表作之一《乱》的4K修复版，这部电影正是改编自莎翁的《李尔王》。

莎翁逝世后，他笔下的哈姆雷特、“疯王”、“理查三世”们并未随之埋葬，而是以惊人的生命力活到了现在。他的作品至今在全球以不同的形式被诠释，比如《狮子王》剧情与《哈姆雷特》如出一辙、《不羁的天空》改编自《亨利四世》、《纸牌屋》受到《理查三世》的巨大影响、《夜宴》改编自《哈姆雷特》等等。

称莎士比亚为最伟大的IP创造者一点也不为过。不过对于普通中国读者来说，他的名字仍然是精英文化的象征。

回到16世纪90年代，莎士比亚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伦敦的剧院吸引的人群却从门房、掘墓人到巡夜的警官和在街上闲逛的年轻人，无所不包。这时候英国剧院采取公开售票的商业戏剧模式：戏票分为各种档次，既有座票，也有站票。而在那之前，莎剧观众的父辈们却没有这样的运气。莎士比亚小时候，大多数戏剧演出不是在贵族的宅邸或宫殿，就是在比较大的公共场所——比如斯特拉福德（莎士比亚出生地）的市政厅。专门为舞台演出设计的场所非常有限。

1576年，英国第一所专门建造的剧院在伦敦营业。它被命名为“theatre”，该词词根源自希腊和拉丁语，不难想见其中包含了伦敦人对古典时代的无限追慕。这一年莎士比亚12岁。

4年后，也就是1580年，出生于德文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弗朗西斯·德雷克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个、世界历史上第二个驾船环游地球的船长，仅次于麦哲伦。这一事件之重大不亚于20世纪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因为这是资源处于劣势的英国首次试图在航海技术上赶超西班牙，并且在秘鲁和巴拿马海岸附近劫掠了西班牙舰船，夺取了将近十万吨的白银。

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枚直径约为6.7厘米的银质纪念章，一面印着欧洲、非洲和亚洲地图，一面印着欧洲地图。它上面用细小的圆点标出了德雷克的航海路线：从普利茅斯下行至南美洲末端，再沿着南美海岸线上行，到达加利福尼亚后穿越太平洋，抵达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群岛（又译马鲁古群岛），之后绕过非洲好望角，沿着西非海岸线上行，最后回到英国。

一般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生涯可能开始于1580年代中期，与这枚银质纪念章的发行时间大致吻合。《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河南大学出版社，范浩译）一书的作者尼尔·麦克格雷格指出，创作于1590年代初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就是对德雷克环游世界这一“人尽皆知的爱国主义新闻事件”的诗意歌颂。麦克格雷格曾任伦敦国家美术馆馆长（1987-2002）及大英博物馆馆长（2002-2015）。他还于近期主持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系列节目《德国：一个国家的回忆》，同名展览也在大英博物馆推出。

麦克格雷格在《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里，讲述了莎翁时代——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士一世时期20件文物背后的故事，试图解读1560年前后出生在英国的那一代人，即莎士比亚的同代人。这代人在年满20岁的时候，新大陆的发现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但宗教纷争和内战四起，国家四分五裂。“（这本书）特别好，它一下子让我明白了，当时莎士比亚为什么写这些东西？为什么对当时的民众有感召力？……就因为情感里面的信仰和道德、政治焦虑，以及生存焦虑。”在该书的读者见面会上，作家孟晖如此评价道。

译者范浩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她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告诉读者，在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观众们怎么看世界。她个人最喜欢该书的第三章《观剧小食》，文中提到一把刻着“A.N.”字样的精致的果叉，出土自泰晤士河南岸的玫瑰剧院。麦克格雷格打趣道，“所有广告都遵循一条基本原则，只要拥有应该拥有的东西，我们就能成为希望成为的人”。叉子是由意大利人发明的，当时的英国人明明嗤之以鼻，却仍然有人狂热效仿。换句话说，当时的英国人如果有朋友圈，晒叉子应该是件有逼格的事。

不过，莎士比亚与中国普通读者仍有距离。在读者见面会上，一名年轻人就疑惑地问道，“我们为什么要读莎士比亚？”

自1921年田汉用白话文译出《哈姆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以来，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认知度不可谓不广，但仍然很难说已经真正落地。范浩也有过不能称作是成功的改编《哈姆雷特》的经历，她用“举步维艰”来形容莎剧在中国市场的现状。她感慨道，在国内看剧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花费，而她在美国看过很多莎剧，有时候是在厂房里，观众便是演员，需要他们跺脚就跺脚，需要他们拍手就拍手。

她所描述的情形可能更符合400年前莎剧的市场地位：他主要的受众包括我们今天的保安、街头的露天水果摊主和来回叫卖的小贩。透过《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我们可以对那个时代的众生相窥得一二。

 

以下内容节选自《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第三章

“观剧小食 玫瑰剧院的铜柄果叉”

我想，我们对于别人初次观看莎剧的体验——譬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互诉衷肠，或者麦克德夫（《麦克白》中的人物）听到子女全部遇害这样的场景——还是可以揣测一二的。莎士比亚的语言过去、现在同样令人感动。不过，这一章我想问个比较俗气的问题：那个时代的观众在剧场里都吃些什么？当他们听到“生存还是毁灭”的时候，嘴里津津有味地嚼着（或是啃着）的是什么东西？现代观众看戏或者看电影，会带上巧克力、爆米花，还有酒水。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呢？近年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很大的发言权。过去几十年伦敦博物馆对伊丽莎白时代若干剧院的遗址进行了发掘考证，发现了大量的玻璃和陶土酒杯的碎片、果核、干果皮、蚌壳等，狼籍中，居然还有一把精巧锐利的叉子。

它造型纤巧，比我们今天用的叉子略长（9英寸），但要窄得多，有两根极锋利的齿；当年它的主人一定是一边看戏，一边意态慵懒地用它扎取什么精致的吃食。不过，这叉子可不比今天的一次性塑料餐具，看完戏就随手丢掉：它是用耐用的铁料打造而成，还镶有雅致的木柄——固定木纹的销子依稀可见——末端是一个小巧的圆头黄铜雕饰，上面镌刻着秀丽的“A.N”字样。这种叉子叫果叉，是专吃果脯蜜饯的——譬如杏仁蛋白软糖、红糖面包、姜饼之类的零食，相当于今天的巧克力。制作得这么考究，是预备长久使用的。也果真是长久，它在泰晤士河南岸的玫瑰剧院地下一躺就是几个世纪，最终是从玫瑰剧院的二期工程，即1592到1603年这一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剧院顶楼座席的墙壁位置早已是断瓦残垣，我们的果叉就惬意地安卧其中，周围是各种被丢弃的吃食、衣物碎片、还有零星的武器部件，譬如剑鞘什么的，很可能是舞台道具。

在16世纪90年代，如果想在伦敦城找乐，最好的去处就是泰晤士河南岸的南华克，而吃是重要的娱乐活动。看戏的时候，自然得吃东西。看斗牛或者斗熊的时候嘴里也得嚼点儿什么。如果你凑巧是个年轻的公子哥儿，会两手剑法，那么逛上一天，难免要到酒馆，或者窑子里坐坐，到了这些地方，饕餮之乐自然更是少不得了。男欢女爱通常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供后世的考古学家追索，可饮食宴乐就不同了。这还不算，莎士比亚时代看戏的全套程序都被他们考证出来了。

朱利安·包舍尔在伦敦考古博物馆工作，主持了上文提到的遗址发掘工程。他说，莎士比亚时代的人们是这样看戏的：

到了剧场门口，你得从大门进去，付给“收票人”一便士的入场费。收票人手里通常会拿着一个上着鲜亮绿釉的小钱匣，上面有个投币口，很像今天的猪仔储蓄罐。出土的钱匣没有完整的，只有碎片，因为这罐子拿到后台是要被敲碎的，取出的硬币收在一只大钱箱里，箱子则锁进密房。我们今天说的票房，肯定就是这么来的。

在当时的伦敦，公共戏剧是一种全新的商业娱乐形式，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各剧院的票房收入相当可观，这从遗址发掘出的碎陶片可见一斑：单在可辨认的陶片中，钱匣的碎片就占到五分之一；它在当年是极家常的东西，就象今天的收银机或是刷卡机，每位观众去看《哈姆莱特》或者《亨利四世》的时候都必须经过。不过，莎士比亚有一点和大多数剧作家不同，他是环球剧院的股东之一，有权参与分红——这是他财富的主要来源。想必每天散戏后敲碎钱匣那声脆响，是他爱听的动静。

等观众付了钱，进了剧场，主要活动就是吃了：买卖、开壳、享用。剧场遗址中发掘出的食物样品经植物学家鉴定，品种相当丰富。坚果显然颇受欢迎，还有大量的水果，干鲜都有：葡萄、无花果、接骨木果、梅子、梨子，还有樱桃。带壳的水产很多：河蚌、海螺、蛾螺、居然还挖出一只乌贼。牡蛎壳特别多，不奇怪，当年这是价廉物美的小食：城里沿街叫卖牡蛎的女孩子被称为“牡蛎姑娘”，在伊丽莎白时代很常见；因为吃牡蛎需要用刀，男人们随身携带的匕首派上了用场，武器变成了餐具。等螺肉剔出，吃完，“站站儿”就直接把壳子丢在地上——他们没有座位，只能站在场子中间。也就是说，便宜“座儿”吃的都是便宜货。至于喝的，我们所知的只有啤酒和麦芽酒；环球剧院1613年失火，整个剧院夷为平地，当时一个男人身上的裤子烧起来，就是用麦芽酒扑灭的。麦芽酒是一种起泡的瓶装饮料，有不少人抱怨开瓶太吵，就象今天大家抱怨撕包装、剥糖纸的声音太大一样。

吃喝完毕，总该方便一下。不过，如朱利安·包舍尔所说，剧院对这一点并无预案：

我们有个小人之心的猜想，男人是跑到背光的角落。女人们，根据证据，似乎是随身带着瓶瓶罐罐之类的。不过，如果是办大事，就非得出去不可了，也许得到河边。

莎士比亚时代剧院是日光照明。所以，所有的公共演出都是下午场，午后不久就开始，一般不超过五点。通常观众是用完正餐才去看戏，瑞士游客托马斯·普莱特记述了1599年到环球剧院看戏的经历：

9月21日午饭后，约莫两点钟左右，余与同侪渡河至剧场，其顶为茅草所覆。当日所演为悲剧，敷演罗马开国皇帝尤里乌斯·恺撒事，极佳……每日午后两点，伦敦城内均有两部，多则三部，剧码上演，同时而异地，彼此争竞，最佳者招徕观者最多。

可见，莎士比亚面临商业市场的激烈竞争。

露天剧院的演出没有中场休息，即便是黑衣修士这样的室内剧场也只有短暂的休场，便于修剪烛芯。由于没有现代意义的酒吧和门廊，小贩们会进入剧场，兜售坚果、水果、啤酒，以及麦芽酒这些可以就地享用的吃食。再引一段普莱特的游记：“场间有小食酒浆巡售，如愿破钞，自可提神。”

剧院周围有很多小酒馆，相当于当时的酒吧、饭店和咖啡厅。根据已知的情况，玫瑰、环球和财富剧院都设有自己的酒铺，供应提神饮品。莎士比亚的公司有个名叫约翰·海明斯的员工，专门负责管理剧院隔壁的酒铺，估计这部分收入是直接计入公司利润的。这些新兴的剧院对南华克一带的食肆饭铺助益不小。这和今天泰晤士南岸的情况很相似，重建的环球剧院、国家大剧院以及皇家节日音乐厅附近也有大批人气餐厅。

当时，“站站儿”们吃的是苹果、牡蛎，喝的是瓶装啤酒，有钱人则是自带高级食品、餐具以至酒具。上文提到的精巧果叉，无疑就是这种人掉在剧院的。它的主人显然具备国际品位，也许在社会上还颇有地位。现在已经无法确认A.N.是哪个名字的缩写，至于这把特别的叉子到底属于谁，又是谁不小心把它留在、或丢在紧靠舞台的高价座位附近的，更是无从考证了。不过，莎士比亚那个时期正好是玫瑰剧院的演员，他倒是很有可能认识这位玩弄叉子的时髦人物“A.N.”。

想象一下：某位爵爷或是绅士用完午饭，来到剧院，在自己的包厢里享用自带的甜点。这些包厢（被剧作家托马斯·海伍德称为“贵人专座”）和舞台相连；有单独的入口，这样贵人们就不必和花一便士进门的“站站儿”们挤做一堆，或者，他们也可以先和演员聊聊天，再从后台的“休息室”入场。

16世纪90年代，也就是A.N.丢果叉那会儿，叉子还是个稀罕物，对古板的英国人来说，这纯属外国的奇技淫巧，吃饭还是用手来得踏实。朱利安·包舍尔说：

旅行家托马斯·科瑞亚特1608年从意大利归来，跟人说：“那边出了个奇怪的东西，叫叉子，铁打的，吃饭用。”他带了一把回来，结果被嘲笑得体无完肤，所有人都说：“你想拿这种古怪的外国货干吗？”

饮馔礼仪上，正如在剑道方面，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的大多数伦敦人对意大利的风尚抱怀疑态度，觉得既浮华又古怪。因此，在剧院遗址大堆的螺蛳牡蛎壳中居然能淘出这么一把叉子，有力地显示了莎士比亚观众群的广泛。他的戏剧显然是面向全社会的。

但是，饮食可不仅仅是观众的专利。往往台下的观众在喝起泡麦芽酒，台上的演员也在享用丰盛的筵席。莎士比亚戏剧里饮宴的场景很多，它们往往是某种社会景观，具有高度的戏剧性，也因此颇能揭示人物性格。对福斯塔夫——莎剧中最具史诗气魄的老饕——而言，每场戏都提供了大快朵颐的可能：

福斯塔夫：我的黑尾巴的母鹿！让天上落下马铃薯来吧，让它配着《绿袖子》的调子响起雷来吧，让香香梅、刺芹根像冰雹雪花般落下来吧，只要让我躲在你的怀里，什么泼辣的大风大雨我都不怕。（《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五幕，第五场）

伊丽莎白饮馔专家琼·费茨帕特里克解释了福斯塔夫这顿豪筵的含义：

马铃薯对当时的英国观众而言非常新鲜，也非常具有异国情调。大多数普通人连见都没见过。所以，福斯塔夫提到它，显得很有品位。他说的香香梅是令口气清甜的零食，多半是约会的时候吃，有催情的作用。最后提到的刺芹根是用海滨刺芹的根部腌制的果脯，据说也能催情。

可以肯定，这位正牌的英国人吃香香梅和刺芹根，绝对不会拿外国叉子，只有到玫瑰剧院出风头的大人物才会带这么一件道具。

考察了如此品种繁多的食物残骸——从廉价的牡蛎壳到精细的果叉，考古学家得以证明英国公共剧院与欧洲其它国家的区别。在欧洲大陆，剧院主要面向宫廷，而在伦敦，廷臣和平民会到同一座剧场看戏。不管他们使用的是肮脏的手指，还是精美的餐具，观看的都是同一出戏。莎士比亚的舞台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只不过是他庞大复杂观众群的反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