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德国的经验是及早分流|界面新闻

文丨陈英、钱伯彦（界面新闻特约撰稿人，常住德国）

近来，有关职业教育的讨论屡屡登上热门议题榜单。6月初，《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下称“修订草案”）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这也是该法自1996年施行以来首次大修。如何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工业立国的德国就以其优质的职业教育而闻名。作为德国教育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职业教育在德国社会人才输送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如何平衡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并向社会输送对应资质的人才，满足社会劳动力的需求？这个问题在德国的答案是：及早的分流。

德国通行的是12年制义务教育，而其分流制度则贯穿了整个教育阶段。

对于德国学龄儿童而言，最关键的一次分流，即是接受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早在10岁左右便已经有了定论。

除柏林和勃兰登堡州之外的德国绝大多数联邦州与地区，小学学制均为四年制。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年，学校会评估每位学生的核心科目成绩、学科表现以及综合表现。其中的核心科目主要包括德语、数学以及科学，学科表现则包括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自主学习能力、专注力以及全局性思考能力等，而课堂表现具体反映在学生能否友好与同学相处、公平待人、与人合作、助人为乐等。在做出综合评估后，学校会为每位学生出具一份择校建议，而学生父母原则上应当根据该择校建议为子女选择合适的中学就读。

德国的中学教育体系可以大致分为四类：文理中学（Gymnasium）、综合中学（Gesamtschule）、实科中学（Realschule）以及职业预科（Hauptschule）。其中，文理中学以及综合中学文理班的学生会在之后的学习阶段加强接受学术教育并有资格参考高考，另外两类学校学生的教育规划则着重加强职业教育，不对学术教育做出要求，原则上此类学生亦没有以应届生参加德国高考的资格。

根据德国教育与科研部（bmbf）的数据，2018年全德八年级学生的人数分布为：职业预科占比9%，实科中学占比19%，职业预科和实科混合制中学占比13%，包含了职业预科班、实科中学班和文理班的综合中学占比21%，而完全以学术教育立校的文理中学学生占比仅为38%。

这也意味着，接受学术教育，即我国教育体制中相对应的“普通中学”教育的学生占比不到50%。

相较于文理中学，实科中学与职业预科的课程设置大致相同，但教授内容相对简单，且涉及的知识面较窄，课程压力较为轻松。在9年级或10年级，所有成绩合格的学生均能取得对应中学的毕业证书。拿到职业预科毕业证书以及实科中学毕业证书的学生将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习。

其中，对于在实科中学以优异成绩毕业的少部分学生，仍将有机会通过考试转入文理中学或综合中学文理班继续就读高中阶段、重回学术教育轨道，他们的学习路径将与文理中学学生合流，并在第12或13年级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和高等教育入学资格，参加德国高考并有机会进入大学。而对于绝大多数剩余的进入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而言，他们则将面对广泛的职业培训选择。

德国对于未成年学徒工的职业培训方向高达340余种，对于仅取得了职业预科毕业证书（Hauptschulabschluss）的学生而言，包括了餐饮服务、护理、理发、园艺、仓储、机电以及监狱管理人员等；而对于取得了实科中学毕业证书（Realschulabschluss）的学生，其选择范围则进一步扩大，包括了美容、药房、酒店管理、秘书以及医疗/工业/制药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等岗位。

这一职业培训一般持续时间为1至3年，既可以通过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开展，也可以通过“双元制教育”的模式开展。

所谓的“双元制教育”，即同时开展偏重理论的职业教育和偏重实操的职业培训。在培训期间，学生不仅需要在职业学校里完成职业教育，还要作为学徒在企业中完成相应的职业培训。企业会根据未成年人劳动法向学生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并给予适当的年假。

在此期间，遍布德国各地的79个德国工商业联合会（IHK）则会负责起草学徒与企业之间的合同、解决学徒与企业间可能存在的纠纷等问题，并在学徒完成培训后对其展开考试（通常包括笔试和口试）。当学生在完成了双元制教育并通过所有考试后，将会得到职业学校的毕业证书、德国工商业联合会颁发的执业证书及企业出具的工作证明。

对于德国企业而言，双元制教育的存在可以帮助企业弥补用工缺口。企业在当地注册后，便会自动加入德国工商业联合会，企业可以通过各类渠道发布招收学徒启事，并对申请者进行筛选。

德国各大连锁超市、德国铁路以及各个城市的公交系统、国家控股企业、德国DAX企业如戴姆勒、安联保险以及德国的大多数医院等机构每年都会招收大量的学徒工。学生在企业中完成学徒培训以后，也有相当高的概率直接留在培训企业任职。

根据德国统计网站Statista的数据，企业在完成对于学徒工的培训后将其留用的几率在2019年达76.5%。正是这种培训系统和就业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德国的青年失业率非常低，并被社会普遍认为是确保劳动力供应以及将培训系统成功过渡到劳动力市场的优秀解决方案。

德国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不仅仅体现在没有机会走上学术教育路径的“被分流者”。

即使是接受了学术教育的文理中学学生，在高中升入大学阶段也可以再次选择是进入以研究为主要目的的综合类大学，还是以职业发展为主要目的应用技术类大学，甚至还可以跳过大学阶段直接进入职业教育。

在这三类选择中，综合类大学以教授理论知识为重，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应用类大学则偏重实践，教授内容以学生未来就业时需要使用的技能为主，大学期间的实践或实习要求甚至可以高达五次之多；而针对已经进入高等进度年满18岁的成年人可以开展的职业教育则选择更多，与未成年学徒工可以选择的职业相比，更增加了如助产士、飞行员等职业。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在2008/09年冬季学期，德国共计394所高等教育机构之中包含了104所综合类大学、6所教育类高校、14所神学院、51所艺术类高校以及189所应用技术类大学和30所行政技术类院校。

不过，正如德国中学阶段分流过程中仍存在着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流通的管道一样，综合类大学与应用技术类大学的区分同样并不僵化。

应用技术类大学完成本科学习的毕业生们在成绩和条件达标的情况下，本科毕业后依然可以申请前往综合类大学就读硕士。而对于参加职业学校的学生，如果不想直接在企业留用，而是进一步接受教育培训的话，则在参加了相应的考试以后，也可以进入高等职业学校乃至专科院校，甚至是应用技术类大学进行深造。即便是对于未能通过考试的职业学校学生，在积累了一定年限的工作经验也以后，依然有机会直接向大学提出入学申请并有机会踏入大学校园。

除了相对灵活、得到社会共识认可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之外，另一个确保德国职业教育长久以来良好运行的关键则在于社会总体薪资差距不大。

根据德国知名求职网站Stepstone的数据，综合类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后平均工资仅比应用技术类大学毕业生高出4%。在一些对应用操作要求更高的行业，如广告、市场、旅游、精密仪器以及IT行业等，应用技术类大学毕业生甚至比综合类大学毕业生更有竞争优势。

同时，即便在大趋势上存在着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现象，但是来自德国《每日镜报》的一份调研同样表明，大学或同等文凭并非在任何工种上都具有优势。比如在艺术领域的工匠，接受职业教育者平均收入就远超大学毕业生。

如果考虑到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能够更早地踏上社会、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其实该部分学生甚至能够在适婚年龄释放出更大的消费能力。

不过，德国这一套职业教育体系也远非尽善尽美。

首先，根据德国联邦教育署（bpb）的描述，德国教育体系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为民众提供基本的知识、技能与能力，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向后代传授知识与价值观，使他们表现出社会所需的行为模式。也正因为这略带实用主义的目的，让德国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略显微薄。

2017年，德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支出仅占GDP的4.2%，在经合组织中排名中等偏下。与政府较低的教育支出形成对比的则是企业界对德国教育体系的支持。在双元制教育体系中，来自企业界的经济支持占到了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这直接拉高了全德范围内分摊到每个学生整个学习生涯的教育支出。2017年全德范围内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支出为12195美元，比经合组织的平均数多了近2000美元，而如果仅仅计算接受双元制教育学生的教育支出，更是比经合组织平均数多了近40%。

其次，颇为讽刺的是，纵观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背景和历史，其形成原因与德国这个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故乡阶级划分僵化的历史紧密相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中学分流制度就得到了大力发展，职业预科、实科中学和文理中学的分类在当时便已经形成。职业预科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服务于贫民阶级，使其得以从事农业与工业方面的工作；而实科中学的设立之初则是为了服务于中产阶级，使其未来能够在私营部门从事管理方面的工作；文理中学则是为上层阶级提供精英教育的机构，目的在于使其在政治和商业中能够从事领导地位。这样的分流在当时尽管有效实现了社会分工，但同时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以及进一步的阶级固化。

另一个服务于三种中学分流的社会根基则是普鲁士王国长期的军国主义体制。例如服务于中产阶级的实科中学颇为强调理工科教育的目的之一，便是为国家重工业力量、尤其是军工体系培养人才；而提供精英教育的文理中学服务对象本质上其实为容克贵族们。

更为讽刺的则是，将三类学校尝试进行平等化的政策尝试恰恰是在1933年之后，即纳粹党上台之后。但即便是意识形态极为浓厚的纳粹政权也无力对这一教育系统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后，随着复兴的德国中学、大学开始逐步向平民阶级儿童开放，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教育体系首先在西德得到了恢复。1970年代，德国尝试过若干种教育改革方案，如推进一体化中学、扩大文理中学与综合中学的规模等，但由于党派纠纷而均告失败。一直到今天，德国的教育制度也并没未做出过深远的制度变革，最初的方案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一直沿袭到了现在。

也正因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社会各界对于德国的教育体系一直褒贬不一。称赞者主要称赞其完善的职业教育制度。英国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就在去年6月向《金融时报》宣布，要“以德国模式为基础，建立一个世界级的教育系统”。他认为，将过多的毕业生送入综合类大学，会导致学生在毕业后“不具备找到有意义的工作所需的技能”。

而对于批评者而言，德国在学术教育方面过少的财政支出则让人担心。德国的教育支出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支出，再考虑到经合组织内德国的教师工资排名第二，仅次于卢森堡，这一差距则体现得明显。尤其是在高等教育方面，德国为每名大学生每年支出费用为10436美元，而经合组织则为11234美元。而在德国，这部分费用还在逐年下降。对此，经合组织教育部负责人安德里亚斯·施莱希（Andreas Schleicher）就指出，“这让人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

此外，对于德国教育制度的另一个批评则是对于其公平性的质疑。

尽管职业教育完善，且就职前景良好，但来自贫苦家庭、或者有移民背景的学生依然更容易进入职业教育体系，而非学术教育体系。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的数据显示，从1952年至2018年，德国学生就读于文理中学的整体比例有显著提高，但同时中学体制越偏重于职业教育，则外国学生占比越大。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职业教育分流已进行近100年的德国，其体制本身也有其优势和缺陷。如何取长补短，在将职业教育的优势发展到最大化的同时，避免由此带来的厚此薄彼及不平等现象，值得我国在进行职业教育改革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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