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立对白茶舍前，王旭已经在职场里打拼了十多年了。

这位四川姑娘有份好工作，她是阿里巴巴设计部门的设计专家，负责带领团队完成用户体验设计优化。她的丈夫也是阿里的员工，在市场营销部门。

在阿里待了6年之后，王旭不想继续为别人打工了。她与先她一步辞职的丈夫计划在西湖边找个地方，一起做点有趣的事。2014年春天，他们在满觉陇找到了“一座在山野间可以喝茶的房子”，喜爱喝茶的她又在这个龙井核心产区结识了靠谱的茶农。那年年中，王旭从阿里正式辞职。2015年4月，对白茶舍正式开张。

的确有越来越多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正在跳出传统职业路线，只因心中盘旋着一个执念：我的聪明才智仍未完全开发，我应该能自主独立地做一番有趣的事业。

Mashable在2015年的一篇文章中将这个人群称为“城市创意青年”（Young Urban Creatives）。笼统的指出生在1980年代以后的千禧一代、认为教育能够改变命运、相信自己不仅值得去追寻梦想，而且应该从中获利。他们同时继承了雅痞和美国文青文化——既有雅痞的物质成功，又有时髦人的创意品味。他们可能是一个正在运营音乐节创业公司的前金融行业人士，可能是一个做超级小众男装电商的MBA毕业生，也可能是一个做自酿啤酒的前律师。他们笃定不能用财富，而是财富和创意之间的关系来定义自己。简单来说他们相信：

德勤全球《千禧代年度调研报告》发现，一大批年轻人正在计划辞职。

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浦仁杰（Punit Renjen）认为，事业满足感是千禧一代决定工作去留的关键考虑因素。千禧一代急迫地想发挥个人价值，想胜任领导职务，对职业未来发展空间的要求也更高。

在这之中，不少人决定彻底脱离传统职业轨迹，发挥所长。

Lynn（张林燕）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曾于英国高街品牌New Look担任设计师。回国后她先是在本科导师的引荐下进入杭州服装品牌浪漫一身担任设计师，然后跳槽到了一个更大的服装公司从事设计管理工作。Lynn的丈夫Leon（李欣）则就职于浙江太古可口可乐有限公司的市场部门。

于是这对80后夫妻相继从各自的公司辞职，一边带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一边创办李茶德这个以西湖龙井为主打，又有着英伦设计腔调的茶品牌。“上班的时候肉体是轻松的，但精神是空洞的。但创业的过程恰恰相反，肉体非常辛苦，精神是很愉悦的，”Lynn说，“我们俩一手把这个品牌从无到有地创立起来，你会觉得这就是你的履历，而这个履历精彩过任何你在办公室里的一天了。”

M.Y. Lab木艺工坊联合创始人徐广举的看法与Lynn一致：“可能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忙更累，但是我觉得思想上更自由。以前的工作比较传统，现在每天都有新的挑战。”

徐广举曾经是一位上海市政设计院的设计师，在杭州设计道路桥梁。七八年前，他开始入了木艺的“大坑”，还与朋友一起在余杭勾庄建了一个木艺工作室自娱自乐。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缺乏成就感，他萌发了辞职创业的念头。

在经过半年的筹备后，M.Y. Lab于2015年1月17日正式开张营业，为对木艺感兴趣的客户提供木艺培训。徐广举觉得，自己终于能够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了，“每次看到我们在服务的人能露出满意的笑脸时，就是我成就感最强的时候，我觉得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在4年的时间里，Mao一直在互联网公司苦苦寻找人生意义。这位2011年对外汉语专业毕业的杭州男生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了北京，在百度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全职工作，然后又在豆瓣、蚂蜂窝旅行网从事运营工作。

2012年，Mao在一次日本旅行途中接触到了手工皮具并就此迷上了这门手艺，做手工皮具成了他工作之余打发时间的东西。到了2014年，Mao觉得自己无法再忍受工作了，而如果能靠一门自己喜欢的手艺养活自己也是个挺不错的主意。

于是在那年10月，这位蚂蜂窝社区部门运营经理正式辞职，说服一年前认识的一位一直想自己做品牌的90后设计师裘诺辞职与他一起前往广州创立了北山制包所——”北山“的名字来自Mao在杭州最喜欢的一条路北山路。2015年7月，北山制包所的第一批原创设计手工皮包正式上线。

Mao觉得现在的状态就是自己一直想要的：“有时候你做一件事情自己干得热火朝天，但其实对整个公司来说做了跟没做一样。但现在你的每个决定都是会有很大影响的，所以虽然责任和工作量更大，但是成就感会更高。”

智联招聘《90后职场肖像报告》发现，在追求自由企业文化的影响下，大部分90后都明确表示反感办公室八卦和职场潜规则。对于大兜工作室创始人李乾来说，职场潜规则正是压垮他继续工作决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乾大学毕业后在杭州的一家从事现货交易的公司担任投资顾问，因为厌恶上司以“年龄太小、经验不足”为由拒绝让他晋升，跳槽到了另外一家房地产私募公司。但在那里，这位性格开朗爱笑的男生又遭遇了另外一个他完全不懂的职场文化。

有一次李乾去给公司领导敬酒，领导用一种很冷漠的表情跟他说，下个月给你们的预算减半。因为旁边还有别的同事等着敬酒，酒桌上的气氛骤然变得尴尬起来。李乾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人告诉他，给领导敬酒，酒杯一定要斟满。李乾当场气得不行：“我一个90后，真的从小到大就是热爱文艺的东西的人，你觉得我会特别擅长这一套吗？！”

“我工作两年存下来的钱可以让我做这件事，哪怕失败了我年纪也不算大，可以从头再来。”他说。或许正是因为有这个底气，他到现在甚至都没有告诉父母自己辞职了。

茶舍、原创设计、手作、木艺……很难不把做这些事的人和文艺青年联系起来。

近年来，这个带有明显归属意识的词成为流行文化中或真实存在、或虚无缥缈的身份标签，被人们讨论、围观、自诩、嘲笑。2015年7月，《新周刊》推出《文青传》特刊，邀请了一批作家、诗人、媒体主编和新媒体出品人撰文讨论“文艺青年”这一文化现象。

《新周刊》是这样定义中国当下的文艺青年群体的：

“具有一定高等教育水平的青年人，他们喜爱文学、音乐、电影、旅行若干事物，追求一种不太功利的简单生活，常常会为了理想而舍弃常人看来理所当然应该按部就班的生活，或者主动放弃借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之中具有代表性的会选择：推迟婚姻、厌弃工作、远离既定的发展轨道。”

因为对和物质、生产、金钱无关的事物的追求，文艺青年一方面成为抢占审美品位制高点的身份标签，一方面又成为实用主义者打击嘲弄的目标。而当缺乏独立审美意识并一味以文青标签自诩鄙视别人的“伪文艺青年”出现、“文艺范儿”又以“情怀”、“小清新”、“匠人精神”为名被消费社会包装为一种营销手段时，真正的文青都开始惮于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了。

起码这些真正做着“文艺范儿”的事的人不喜欢文艺青年这个词。“其实我们一开始蛮排斥别人把我们定义成文艺或者小清新的，明明做的事情比这个更高级！”在被问到自己是否算是文艺青年时，Lynn争辩道。李乾则是直接用很夸张的语气回答：“高中的时候如果你说我是文艺青年，我会觉得你好棒我要和你做朋友，但现在你说我文艺，我会觉得你在骂人。”

作家梨宛冰认为这正是文艺青年这个身份标签的内在危机：“这个时代的大部分文艺青年一脉相传的不过是文艺腔和文艺范儿。他们既没有能力去原创，也没有韧性去坚守。他们既不能保住千疮百孔的智力生活，也没有勇气开辟新的疆域。”

冯弼元无暇思考自己到底是不是文艺青年的问题，因为他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了。冯弼元曾从事了8年平面设计工作，在十多年前成立自己的工作室“玄工馆”。从初中开始就对文玩和中国古代文化有着强烈兴趣的他一直说不清楚自己现在到底算是做什么的，因为和文玩沾边的事情他都在做：收藏古董、制作珍藏古董的木盒、刻印章、修补书画、拓印、制作印泥……

你为文艺做了什么？你有什么新鲜的东西拿出来？这些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创意创造出真真切切的东西。Mao甚至不愿以创业者自居，因为太多的人“做个APP、做个网站就以为自己是创始人、成功人士了”，“我更愿意说我做的这个事情，更像传统做生意的，我就是个卖包的。”

徐广举的话无意间透露了他们与文艺青年的区别：“凡是文艺青年玩得开心的地方，背后需要很多人解决技术问题，这样才能看起来更文艺。”他们或者为文艺青年的审美情怀设计制作出种种物件，或者为文艺青年提供某种平台让他们表现自我，并且对别人愿意为自己的创意买单乐见其成。

Lynn用手机翻出了她曾在一本书上读到的一句非常打动自己的话：“应该随着我热爱的工作和事业来改善财富的状态。你一定要想办法让想做的事情为你带来财富，而不是迷失在追逐财富的过程里。”

他们不是文艺青年。他们是“创艺青年”。

《KINFOLK》是李乾这两年特别喜欢的一本杂志。在大兜工作室的书架上，这本杂志露出封面，被摆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

根据知乎网友“姚逸凡”的描述，这本来自美国的“全球知名生活方式季刊”主要讨论的就是食物、家居和旅行。它之所以大获成功，是因为它用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阐释了一种“舒适、缓慢、有趣而且投入”的幸福生活，“它代表的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东西，而生活方式通常反映了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就某种程度上来说，《KINFOLK》捕捉到了属于创艺青年的时代精神——定义生活方式。在青山资本副总裁李倩看来，这正是当下中国消费升级大背景下消费品品牌升级的重要策略之一：

“有多少生活方式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靡世界的‘断舍离’、人人热爱的‘性冷淡风’、不得不提的‘马拉松跑步’、年轻女性追逐的‘轻断食’、还有……最最受欢迎的‘自拍’。这些生活方式的实质，都是将一些原本可以简单表达的生活需求复杂化、标签化、集体化、宗教化，使之流行，在这个过程中，相应的品牌自然也就牢牢的成为‘教主’，成为当下最有号召力的生活方式。”

“过去50年中国人是在生存，现在我们中国人需要生活。我们到底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没有人去定义它。所以为什么跳出来那么多人想帮中国人定义生活，就是这个道理。”徐广举说。用经济术语来讲，创意青年们找到了一个“更强调细节、品质、服务、情感甚至价值观认同”的细分市场，深耕进去。

Mao发现目前中国很少有做原创设计包袋的品牌，他希望为工作了三五年、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追求的年轻人做出有简洁的设计感、有品质但又价格合理的高性价比皮包；李乾希望能够从手机壳和纹身贴出发，推出一系列买得起的优质设计文创产品。

王旭认为，以前年轻人会觉得中国的东西很土，但这在这两年慢慢在发生变化。她一方面想通过年轻化的包装把茶这一传统的东西用更美好的方式呈现出来，一方面希望以“茶叶科普”的方式帮助年轻的茶客在茫茫茶海中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杯茶。前段时间，对白茶舍与知名茶品牌宋聘号合作推出了一款普洱，选了3种不同年份的茶做成礼盒，让买家亲自体验“为什么说普洱越放越好喝”。

李茶德的品牌宗旨是“品西湖龙井，做时髦茶客”，主张在日常生活中融入茶文化，为饮茶这件事注入时髦的基因。Lynn在接受《ELLE》杂志4月刊的采访时是这样表述李茶德的意义的：

“传统的东西不应该被遗忘，也不应该被彻底改变。平衡的重点在于要真的明白传统的事物究竟让人着迷的是什么，保留这个特质，剩余的部分去适应当下的生活方式就好。”

徐广举发现，从M.Y. Lab成立到现在，全国各地的木艺工坊从四五家迅速发展至近百家，这坚定了他从事木艺教学事业的信心：“既然我们会有这个爱好，其实可能很多人也有这个想法，但并没有机会。”徐广举指出，M.Y. Lab的客户多为对生活有一定要求，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崇尚新的生活方式，愿意花费金钱和时间在木艺这种“体力活”上。

虽然做的都是和传统文人审美意趣密切相关的事，但冯弼元在谈到传统文化时仍然有些愤世嫉俗：“偏激一点地说，已经没有传统文化了，文革后这个已经撕裂了，不存在什么传统文化复兴了。”

即便如此，他也发现在这两年审美出现了回归，艺术品收藏家们从资源型的玉、石头、红木开始转向古代书法、绘画、雕塑，“可能当中会有炒作泡沫，但艺术品本身在哪里。大家看到后面一定会理解的，一定会回归的”。而他自己，也正在身体力行地“找回文人精神”。

因为互联网，创艺青年能够做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即使是在做一件小而美的东西，也能找到足够多赏识自己的人。

当智能手机和4G上网成为生活常态，信息的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而在泥沙俱下的海量信息中，人们开始对高品质的内容有了更深的需求，内容型电商应运而生。所谓内容型电商，就是依靠知识和信息输出而非价格帮助消费者了解产品，决定是否值得购买。

杭州是个对创艺青年非常友好的地方。

2010年，国务院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将“建设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确定为杭州城市发展功能定位的重要内容之一。2012年，杭州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被命名为“工艺和民间艺术之都”。2015年，在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与台湾亚太文化创意产业协会联合发布的《2015两岸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研究报告》中，杭州的文创实力在大陆30个城市中位列第3。同年，杭州文创产业实现增加值2232.14亿元，同比增长20.4%，占GDP的22.2%。

在创业氛围浓厚的杭州，大学生创业也可以获得政府支持。因为团队成员都是毕业未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大兜工作室申请到了一笔大学生创业基金。

对对白茶舍来说，来自政府的关注甚至有些出乎意料。王旭说，前段时间有个正在为G20峰会编纂杭州介绍手册的编辑来茶舍拜访，说政府指定要采访对白茶舍。

在众多文创园区、设计师集合店、工作室中，杭州当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壹向就是其中一个致力于推广原创设计和手作的设计师平台。在壹向莫干山店，1楼是咖啡馆兼餐厅，2楼出售不少杭州本土品牌的手作配饰、杂货，也时常举办手作设计展览。

据壹向艺术商品部经理吴竹筠介绍，设立这个手作展示销售空间，是出于老板本人对手作的爱好，希望能够通过商业运作扶持初创的手作设计师，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中国最终肯定会走向台湾或日本这样的精神层面，在亚洲可能就是那个方向的，但中国的过程不知道还要多少年，所以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做头的。”她说。李茶德就是由壹向发掘的本土品牌之一，Lynn和Leon曾在壹向以“手的温度”为题办了一场静态展，并在这里结识了许多有意思的设计师。

M.Y. Lab木艺工坊，则成为了杭州原创家具设计师的交流平台。不少设计师甚至就是在这里接受木艺培训后再成立家具品牌的。“十二时慢的创始人在我们这里学习，然后在我的帮助下他建了自己的工坊，用于产品打样。他们现在也推出了两个很受欢迎的产品，一个是小凳子，一个是衣帽架。设计很棒，结构也很合理。”徐广举说。他的一个隐秘野心，就是帮助中国家具设计师成为汉斯·瓦格纳那样的大师，引领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

蒋方舟认为，穷是人们嘲笑文艺青年的所有立足点。但创艺青年发现，他们可以把审美能力化为变现能力。

北山制包所现在有十多位师傅参与制包，但仍然供不应求，这让Mao再也不担心有没有人会花六七百块钱买一只名不见经传的品牌包了。今年3月，北山制包所作为3个受邀的本土配饰品牌之一参加了中国北京国际时装周。6月，Mao即将奔赴德国参加柏林国际设计周。他一边觉得忐忑，一边又为品牌得到认可感到开心。他计划和比利时的朋友一道把产品销往欧洲，还要在北京开一家线下体验店。

冯弼元则不太考虑推广的事。事实是，圈子里的朋友，无论是玩收藏的、做艺术的，还是做投资的，都喜欢找他定制古朴雅致的木头盒子用来收藏古玩，他笑称自己总是在“欠账还账”。“你的收入会随着你的‘格’的提高而提高的，”他说，“现在太多的人觉得你的收入和量有关，其实也可以跟‘格’有关。”这个格，指的是手艺人自身的审美素养和工艺技法。

不要急，慢慢来，做好符合自己审美格调的事，总会找到欣赏自己的人的。这是所有创艺青年的共同信念。“我们不是随随便便做这些东西的，我们是在审美方面要引领大家的人。不论你做的是甜品、茶叶、衣服还是摆件，每一个领域都一定要做好。”Lynn回忆起有一次她和一位自创品牌的朋友吃饭时，朋友说的话。

在吴竹筠看来，这样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当物质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不会只为衣食住行考虑了，就会觉得人生一辈子到底干了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你看那些很红的帖子，某某人辞职了开了很红的Airbnb，爆改一些房子，或者周游世界，特别能引起共鸣。其实大家很向往这种能去干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刚好能养活自己的人。80后大部分人会有这种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