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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黄月
新冠疫情仍在蔓延,国内多地再次出现确诊病例,变异毒株的出现敦促全球各地政府不放松防疫政策,医疗工作者加快新疫苗开发的脚步。对我们来说,在此时回顾传染病的历史,了解灾难性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会有更多感触。
疫病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当全球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ilam H. McNeill)于1976年出版《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时,这部先驱性的作品探讨了传染病如何塑造不同文明的特色、改变人类的行为,并因此奠定了一种医疗史书写的新范式。从那至今,许多医疗史学者继续在这个方向精进研究,美国东斯特劳斯堡大学微生物学教授约书亚·S.卢米斯(Joshua S. Loomis)就是其中之一。在《传染病与人类历史》一书中,卢米斯将十种影响力巨大的传染病——鼠疫、天花、疟疾、肺结核、斑疹伤寒、黄热病、霍乱、流感、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置于全球史的语境内,讨论了它们在改变人类历史走向上发挥的巨大作用。
翻阅该书,我们会发现,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塑造作用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乎想象:它们能颠覆庞大帝国(6世纪,鼠疫严重削弱了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实力,并为其最终覆灭埋下种子),推进殖民主义(有证据证明欧洲人可能使用了天花、麻疹和其他病原体有目的地消灭美洲和非洲的原住民),改变地缘政治的强弱对比(拿破仑因无力应对黄热病疫情,在1803年以1500万美元的低价将路易斯安那州卖给美国,自此法国永远退出了美洲),影响人类心灵(全球许多宗教都创造了专门针对天花的神祇和圣人形象),乃至于改变人类基因(鼠疫帮助触发了人体免疫系统永久性的变化)……而这只是书中提及的几个例子。
“由于我们这代人是在抗生素、疫苗和现代医学的时代中长大的,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传播性极强、对人类具有巨大毁灭性的疾病,也没有经历过其带来的恐惧和绝望。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当今世界许多地方依然是这样),病原体在人类中泛滥成灾,使人类彼此的互动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传染病与人类历史》第一章第一页,卢米斯这样写道。该书首次出版于2018年,三年后的今天,阅读这本书的读者恐怕会对这句话有一种切身的感受,而书中记录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卢米斯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影响范围层面与新冠肺炎最接近的传染病——则在提醒我们遗忘历史教训的后果。1918年“西班牙流感”是一场蔓延至全球每个角落并导致5000多万人死亡的大流行病,然而回顾历史他发现,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灾难”,没有促进任何城市或国家就如何应对流行病威胁进行任何全面改革。
今年1月,《纽约客》刊登的报道《瘟疫年》(The Plague Year)梳理了2020年美国应对新冠疫情的全过程。文章将疫情爆发初期美国政府的应对不力归咎于未能吸取历史经验,尤为讽刺的是,尽管医学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进步,但我们在控制传染病蔓延方面依然无力:
“自上一次大流行以来——那次大流行的病毒来自一战期间热带丛林和爱斯基摩村庄的战壕——一个世纪过去了。当时的科学家几乎不知道病毒是什么。在21世纪,传染病似乎是一个小麻烦而非致命威胁。那些曾在抗击疾病方面引领世界、保卫美国人健康的机构预算日益紧张折射出我们对传染病的威胁缺乏警惕。”
当一场传染病演变成全球性的大流行,让任何政策推行都有可能影响千万人的生计、都有可能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博弈时,令人不满的现状或许是难以撼动的,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人类战胜疾病的决心和勇气能够超越分歧,化为一致行动的力量。天花根除计划的成功即为一例:该计划的成功推行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美国和苏联超越政治分歧,在冷战高峰时期合作抗击共同的敌人。科学家们抛开政治,在一个团队里无私地工作,直到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于1980年5月8日宣布天花已经被从地球上消灭。
我们将如何书写关于“新冠肺炎”的、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传染病史新篇章呢?在接受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采访时,卢米斯认为,新冠肺炎再次提醒我们要以全球性的眼光看待传染病学,“新冠肺炎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孤立主义对任何一个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都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他人的问题迟早会变成我们自己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能阻止下一个新冠肺炎消灭人类,我们需要学会提前做计划,作为全球社区的一份子参与集体行动。”
01 和战争、宗教、技术进步一样,传染病也参与了塑造历史
界面文化:是什么启发你写这本《传染病与人类历史》的?
约书亚·S.卢米斯:我从少年时期就对传染病的历史很感兴趣,我读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这个话题的书。在获得了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博士学位、成为教授若干年后,我获得了一个教授传染病史的机会。为了这门课程我做了大量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没有哪一本现成的书能够包含所有我认为很重要的内容。那门课程结束后,我决定将我的想法付诸笔端。
界面文化:这本书回顾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十种传染病,但有一些同样致命或影响力巨大的传染病没有被囊括在内,比如伤寒和麻风病。你是如何决定书写这十种传染病的?
约书亚·S.卢米斯:这确实是个艰难的决定。有一些疾病,比如鼠疫、天花和肺结核毫无疑问应该被囊括在任何讨论传染病的书里。但也有一些疾病,比如黄热病、斑疹伤寒和脊髓灰质炎的确可以被麻风病、伤寒和麻疹取代。最终,我从整体性的视角出发检视了每一种对技术、艺术、历史、宗教和社会互动造成最大影响的疾病。在慎重考虑后,我挑选了这十种疾病作为本书的内容。不过,我依然在思考是否应该加入一些其他疾病的讨论。
界面文化:虽然这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是传染病如何塑造了当今世界,但我注意到每一章都讨论了一种传染病的病理,即使是没有医学背景的读者也能够理解这些细节。你写作时心中的目标读者是谁?在平衡可读性和科学精确性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
约书亚·S.卢米斯:作为一名微生物学教授,我一直觉得加入一些疾病背后的科学知识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些疾病是如何摧毁人体、激发社会恐慌的,但怎样保持科学细节和历史叙述的最佳平衡需要仔细斟酌。我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希望加入足量的医学信息,让读者能够对病理有一个大概(但准确)的理解,但也不至于让他们感到困惑或对微生物学的细枝末节感到无聊。换言之,我希望吸引所有的历史爱好者,无论他们是否有医学背景。
界面文化:在第一次看到书名的时候,我立刻想到了威廉·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那部先驱性的作品将传染病置于历史语境内,分析历史上瘟疫与人的互动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说你在追随麦克尼尔的脚步?你的书给医疗史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
约书亚·S.卢米斯:《瘟疫与人》,以及汉斯·秦瑟(Hans Zinsser)的《老鼠、虱子和历史》(Rats, Lice and History)、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的《即将到来的瘟疫》(The Coming Plague)都是该领域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他们对身为医疗史学者的我来说也颇有启发。上述这三部作品以及许多其他作品为包括我在内的学者打下了良好基础,我们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拓展研究那些他们没有涉及的内容。
从1976年《瘟疫与人》出版以来,我们对历史、微生物学和流行病学的理解都经历了指数型的提升。如今我们有能力以45年前的学者所不具备的批判性眼光探讨这些疾病了。我认为我的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每一种传染病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语境,我能够运用科学家的分析能力去揭示在一些其他同题书籍中未能讨论的疾病因果关系。
界面文化: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医疗史的价值是什么呢?
约书亚·S.卢米斯:健康与疾病的话题超越时空,是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自人类开始繁衍生息起,所有种族、所有国家的人都在与各种各样的疾病斗争。传染病总是隐藏在历史事件的背后,杀死成千上万的人,造成难以估量的痛苦、恐惧、流离失所和社会动荡。事实上,当我们用批判性的眼光去检视这些传染病的影响时,我们会发现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它们和战争、宗教、技术进步或政治领袖一样,在塑造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必须通过传染病的滤镜去检视所有历史。
02 1918年流感大流行绝对是与新冠肺炎最接近的传染病
界面文化:这本书给出了许多案例来说明传染病如何在决定战争成败、颠覆帝国、促进医学进步甚至改变人类基因上发挥重要作用。在你看来,哪一种疾病造成了人类历史最剧烈的转变?
约书亚·S.卢米斯:如果要我来选一个,我大概会说天花对人类历史造成了最深远的长期影响——它被戏称为“伟大的施虐者”(The Great Tormentor)不是没有道理的。天花与人类共存的时间比几乎所有其他主要传染病都久,而且它一直都是最致命的传染病之一。没有任何其他疾病像天花这样摧毁文明、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天花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保持如此深远的影响力,以至于全球几乎所有宗教中都有与天花有关的神祇或圣人。
界面文化:我个人认为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是一些疾病(比如天花)加速了在非洲的殖民主义,而且在这个大陆上留下了持久、负面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这个认知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非洲的现状?
约书亚·S.卢米斯:这是开始写书时没有立刻从我脑海浮现的启示之一:传染病对非洲殖民主义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而殖民主义也同样加剧了传染病的传播。即使殖民时代结束,在非洲种下的疾病的种子还在持续摧毁非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
事实上,如今许多非洲国家标志性的极端贫穷和政治不稳定部分是由持续不断的艾滋病、疟疾、黄热病和肺结核导致的。患病的儿童无法上学,患病的成人无法工作缴税。当博茨瓦纳和南非这样的国家拥有接近20%的艾滋病阳性率,与此同时还承担疟疾、黄热病和肺结核的长期重负时,我们不必惊讶这些国家为何会把大多数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和疾病抗争,而非鼓励创新、资助基础设施建设。换言之,这些传染病依然在阻止这些非洲国家脱离贫困。
界面文化:我相信对当下的读者来说,关于流感的这一章是最有趣的。你在书中提及,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很大程度上被西方世界遗忘了。这是否是美国在新冠疫情爆发时有些准备不足的原因之一呢?
约书亚·S.卢米斯:其实我不认为美国当时准备不足。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给公众提供了健康安全所需的准确信息(比如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等等),我们的医药行业快速反应,推出了若干种安全有效的疫苗。从那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公共卫生部门和私营部门准确地运用了从1918年流感大流行中获取的历史经验。到2020年3月初,我们国家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该如何保持安全、降低感染率。
问题主要出在执行上。不同地区缺乏协调一致的行动,而且新冠疫情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CDC和联邦政府没有实权强制各州采取一些公共卫生措施,而且许多州确实没有那么做。两党拒绝团结一致抗击新冠疫情,政治人物为了互相打压而谎言频出,又使得这一危机加剧。
界面文化:我们能够找到1918年流感大流行和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共同点么?
约书亚·S.卢米斯:1918年流感大流行绝对是与新冠肺炎最接近的传染病。两者都是呼吸道传染病,都以极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都发生在现代医药学的年代。而且,这两种传染病都导致了社会停摆,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打击。因此,在这两种传染病蔓延期间,隔离和其他一些疾病控制措施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都曾被政治化。不幸的是,和1918年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开放经济”的渴望有时被置于公众健康安全的考量之上,而无能的政治家做出的糟糕决定在两次大流行期间都使得许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03 新冠肺炎教育我们需以全球性眼光思考传染病学
界面文化:很有趣的是,这本书的原版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不久出版的。如果要加入一章关于新冠肺炎的内容,你会写什么呢?
约书亚·S.卢米斯:我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最持久的长期影响之一是,它根本性地改变了我们做生意、教育下一代、去教堂和人际交往的方式。诸如Zoom、Cisco WebEx和Google Meet之类的应用将长期发挥作用,我们在疫情期间被迫创造的那个虚拟世界或许永远不会消失了。比如说,如今已经有不少人表示未来他们更愿意在家办公或至少拥有灵活办公的选择。美国的大多数教堂如今提供在线服务,在接下来的新学年里,网络课程的报名率飙升。我认为我们将越来越活在虚拟世界里。
除此之外,我认为新冠肺炎真的教了我们重要一课:我们需要以全球性的眼光思考传染病学。如今,一个在孤立社群中出现的疾病能够在几周的时间内传播至50个国家。新冠肺炎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对任何一个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孤立主义都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他人的问题迟早会变成我们自己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能阻止下一个新冠肺炎消灭人类,我们需要学会提前做计划,作为全球社区的一份子参与集体行动。
界面文化: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很不幸的是,美国是其中之一)没能及时阻止新冠肺炎的加速传播已经够让人惊讶了,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许多人拒绝采取防护措施,比如戴口罩。人们对专家的不信任似乎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突出主题,这和几十年前形成了某种鲜明对比。你对此怎么看?
约书亚·S.卢米斯:很不幸,公众对科学的不信任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已经显著增加。这部分是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它们导致了不实信息和阴谋论的快速传播。一些人如今更愿意相信他们在网站和博客上随意获取的信息,而不愿意相信公共卫生官员和医生这样的可靠信源。更糟糕的是,有些人被洗脑了,把科学和科学家(比如安东尼·福奇博士)视若仇寇。就像我在书中最后一章所写到的那样,人们根据非专家人士提供的错误数据做出事关生死的决定,这显然将创下一个危险的先例。糟糕的是,一部分人的错误决定会导致剩下所有人蒙受严重损失(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一些疫苗注射率较低的州正在经历新一波的疫情)。
界面文化:新冠疫情同样提醒我们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办实际上就是为了在国际层面促进一致行动以应对医疗紧急事件,但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现就备受诟病。你是否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机制需要某种改革呢?
约书亚·S.卢米斯: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实权去落实政策。他们只能提供数据和建议,寄希望于各个国家能够听取他们的警告并采取行动。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看到的,一些国家出于政治原因拒绝服从建议,而其他一些国家由于缺乏资源难以采取行动。在美国,我们甚至无法让毗邻的城市同意采取一致行动,期待世界卫生组织能够在几百个主权国家之间起到协调作用是不太现实的。他们能够做的,只是提供信息,希望各个国家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虽然国际公共卫生机制问题重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我不确定我们能够如何改革它,让它更有效,因为这势必会侵犯国家主权。各个国家是永远不会愿意将决策权交给世界卫生组织或其他类似机构的。
界面文化:新冠肺炎是否会成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约书亚·S.卢米斯:我其实不这么认为。虽然新冠肺炎传染和杀死了千万人,但它发生在一个许多人不相信科学、拒绝改变生活习惯的年代。在疫情还未平息之前,人们就“只想回到正常生活”,这一事实暗示了新冠肺炎大概率不会对社会产生任何切实的影响(就像1918年流感大流行之后发生的事情一样)。
另外,虽然新冠肺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它可能不会保持爆发初期同样高的致死率。再加上一些有效的疫苗,随着时间推进,新冠肺炎的影响将显著减少。我在书中讨论的传染病都在历史中存在了很长时间,且破坏力巨大,直到被抗生素或疫苗遏制住。相较之下,新冠肺炎和1918年流感一样将只持续一年左右,这可能不足以触发任何社会变化,让我们称之为“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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