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熟悉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人都知道，他自幼体弱多病，从不早起。但1892年春天有一阵子，他每天很早就起床了。他家的公寓楼位于玛德莱娜广场附近，是短短几十年前与巴黎的城市大道一起拔地而起的奢华住宅楼之一。每天匆匆梳洗穿戴完毕后，他便只身前往街区一隅，只为了一睹令他心驰神往的伯爵夫人从家中走出的优雅身姿。在普鲁斯特眼中，出身贵族的伯爵夫人是王室之友、艺术家的缪斯、贵族圈的焦点、社会专栏的宠儿、陌生人的奇想，以及，他写道，最为“至高无上的荣耀”之精华——除了她，只有“白孔雀、黑天鹅……皇宫禁苑里的女王”才会拥有这一切。

19世纪末，法国贵族阶级作为政治势力已是强弩之末，却被一群贵夫人们重生为新的神话。由她们组织的沙龙堪称当时时尚、艺术、高雅礼仪的代名词，吸引了无数艺术家、王公贵族和政界权贵。1890年代，年轻的普鲁斯特还只是远远地对她们投去景仰的目光，后来，他也成了贵族沙龙上的常客。他创作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以下简称《追忆》）中的重要人物德·盖尔芒特夫人就是由三位真实存在的贵族女性共同带来的灵感，她们分别是斯特劳斯夫人、德·舍维涅伯爵夫人和格雷菲勒伯爵夫人。

美国比较文学教授卡罗琳·韦伯的《天鹅之舞》以《追忆》为线索，还原了这三位名媛的社交世界和命运起落。她们一步步登上光怪陆离的社交界的顶峰，又最终遁入孤独，仿佛标志着巴黎贵族理想的式微和终结。普鲁斯特为何对没落的贵族情有独钟？他在上流社交圈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日前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法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余中先与作家高林分享了他们对《天鹅之舞》、普鲁斯特以及19世纪末的巴黎的见解，这些或将为我们认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提供关键线索。

不能把普鲁斯特和《追忆》里的“我”简单画等号

普鲁斯特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生性敏感，极富幻想。中学毕业后，他开始对上流社会产生兴趣，不久便频繁出入文艺沙龙，与社会名流广泛接触，并凭借自身的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赏力成为了圣日耳曼区古老贵族世家沙龙上的的常客。很多读者都将《追忆》中的叙事者“我”视为普鲁斯特的化身，因为他同样体弱多病、活跃于19世纪末巴黎贵族的社交圈，甚至连名字都与作家一样叫“马赛尔”。但高林认为，我们绝不能把普鲁斯特和《追忆》里的“我”简单地画等号，“他在《追忆》里面表现的是一个更好的、更理想的自己，不是普鲁斯特生平的一个简单的对换。”

如果《追忆》本身太长，难以阅读，同时普鲁斯特又在里面隐藏了自己，读者该如何认识这位作家呢？阅读他的传记或许是方法之一，但同样有误读的风险。高林指出，所有关于普鲁斯特的传记都是在他已经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情况下写出来的，这些传记在写作时往往以他的伟大作家身份和他著名的《追忆》为核心，因此无法展现一个真实的普鲁斯特。事实上，普鲁斯特直到1913年才出版了《追忆》的第一部，“他把书稿交给安德烈·纪德的时候，纪德连看都没看，就直接把它退了。”后来，普鲁斯特只好自费出版了这一册书，可见在他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并不被人看作是伟大作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鹅之舞》将为人们了解普鲁斯特的真实形象以及创作《追忆》的缘由提供一个新的入口。乍看之下，《天鹅之舞》似乎与普鲁斯特关系不大，全书仅有几个章节直接提到了他，但这本书却是以《追忆》为线索来写作的。高林认为，书中展现了一个作为社交家的、全巴黎最会吹捧人的普鲁斯特，这正是他在人生中绝大部分时候扮演的角色。“他吹捧的是什么人？喜欢的是什么人？竭力想要结交的是什么人？——这本书里的三个主角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人，全都有所呈现。”

阅读《天鹅之舞》和《追忆》让余中先看到了法国贵族社会在“美好时代”（La Belle Époque）的绝唱。余中先介绍道，所谓的美好时代指的是从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一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段相对稳定时期。1871年，拿破仑三世被捕，随后巴黎爆发革命，巴黎人民推翻帝制，宣布共和，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社会由此趋向于稳定。普鲁斯特在1871出生，而他去世时（1922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可以说，他的人生刚好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兴衰。

美好时代虽然相对稳定，但也有很多新的问题随即产生，比如城市现代化、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激化、工会的出现、政教分离等等。这一时期恰好也是贵族走向没落、走向社会边缘的时期。余中先认为，《追忆》实际上要书写的是一个时代，但与众不同的是，普鲁斯特没有去描写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是选取了与贵族和上升的资产阶级有关的部分。从某种角度看，《追忆》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描绘的都是当时社会的局部，但折射出来的却是社会变化的各种因素，相当庞杂。

普鲁斯特和贵族社会之间彼此敌对

美好时代的法国贵族是社会中影响力最微小的一群人，但他们仍然是高高在上的一群人。高林认为，贵族的衰落首先是从政治权力开始的，进而是财富，《天鹅之舞》对此有详尽的讨论。贵族俱乐部里原本有很多人是国民议会的议员，甚至是政府的部长，但随着政权的更迭，特别是到了1870年拿破仑三世流亡时，保王党势力彻底走向衰退，贵族们也就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一旦他们失去政治权利，财富离开他们的速度就异常地快，尤其是在奢侈品越来越多、享受的东西越来越日新月异的时代，他们穷得就更快。”

从贵族的住所也可以看到他们社会地位的衰落。余中先说，早期最高级别的贵族住的是宫殿，后来变成了城堡，到了19世纪，已经有大量贵族居住在一种私家府邸里，类似北京的王府。这种府邸已经比城堡小得多，但至少还是独门独院。然而到了美好时代，现代化的城市改造迅速兴起，巴黎的居民普遍住在一种奥斯曼式住宅楼中，贵族也与平民住在同一栋楼内，但会尽量挑最好的楼层。这种住宅楼通常不超过七层，第一层为底商，第二层是“贵族套间”，越往上社会地位就越低。

高林注意到，奥斯曼式住宅楼中均设置了“上下水”（即给水和排水系统）和供暖设施，但这些舒适便利的生活条件都是要花钱的。正如《天鹅之舞》所写，贵族在失去权力和财富后，若还想追上最新的生活享受，往往只能靠“贵庶通婚”来维持消费水平。《天鹅之舞》开篇所提到的萨冈王妃就是典型的例子。她的丈夫是拿破仑外交大臣本尼凡托亲王的侄子的后代，而她是军火商的女儿，靠着家里提供的巨额嫁妆嫁进萨冈亲王家。在贵族的观念中，贵庶通婚是一种罪过，其后代即使是合法婚姻的产物，也没有权利继承财产和爵位，这也意味着贵族背叛了他们的阶层。这样的事在第三共和国不断发生，足可见贵族的衰落。

当时，有一位罗贝尔·孟德斯鸠伯爵为衰落的贵族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在他看来，贵族虽然只剩下一个空的头衔，但依然可以通过优越的艺术品位来维持自身的崇高性。他开始将所有的优越感建立在艺术上，并带动了19世纪末巴黎的整个贵族群体。艺术也是普鲁斯特最崇拜的事物，当他认识到贵族在这方面的诱人之处时，自然就成了全巴黎最会吹捧人的人，而孟德斯鸠伯爵则是全巴黎最需要被吹捧之人。

高林强调，普鲁斯特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见解支持贵族，而是出于审美爱上贵族。值得一提的是，《天鹅之舞》让我们发现普鲁斯特并没有被贵族们真正接受。无论是德·舍维涅伯爵夫人还是格雷菲勒伯爵夫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低，唯一比较友好的是斯特劳斯夫人，因为她的儿子和侄子都是普鲁斯特的同学。高林记得，就连斯特劳斯夫人都说过这样一句话：“普鲁斯特那个人整天鬼鬼祟祟，躲在阴影里不知道在干些什么。”这代表着当时巴黎上流社会对普鲁斯特的态度。与之相对的，夏尔哈斯——一个与普鲁斯特同样是犹太平民出身，甚至家中财产还不如他的人——却成为了贵族青睐的一员。他正是《追忆》第一卷中夏尔·斯万的原型。

为什么普鲁斯特没能成为第二个夏尔哈斯？高林解释道，夏尔哈斯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贵族对他最大的需求就是让他来鉴定古董的真伪，但他永远不会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相反，他会想办法让贵族自己得出结论。“夏尔哈斯的艺术品位和鉴赏力是为他的社交服务的，是他见容于贵族，甚至融入到法国上流社会的一个工具，而普鲁斯特的艺术鉴赏力是他的信仰，所以他永远不会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暗示当中，他会直白地表达出来。”

正如高林看到的，普鲁斯特不愿意收敛锋芒是他无法融入贵族社会的原因，因为贵族社会不需要一个比他们还有个性、有钱、有艺术鉴赏力的平民，这也使得他和贵族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彼此敌对的状态。即使大家谈笑风生、互相恭维，但依然互相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当普鲁斯特从沙龙回来的时候，他会躺在病床上不断地反思‘我到底在干什么’，会重新找到他所遇到的那些人的本来面目，并把他们写在作品里。这才是理解《追忆》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