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陈佳靖

编辑 | 黄月

8月15日，塔利班攻占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至此全面接管阿富汗。尽管塔利班领导人对外做出保证，称阿富汗女性将继续享有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平等权利，包括工作和受教育的权利，但这并没有缓解当地女性对未来的忧虑。一名女大学生对《卫报》表示，她和她的同学在塔利班进入喀布尔后立刻赶回家中，因为害怕他们会殴打没有穿罩袍的妇女。她还迅速隐藏了她的身份证、文凭和证书等一切可能被塔利班定罪的材料。“我在我周围看到的只有女性的恐惧和害怕的面孔，以及讨厌女性、不喜欢女性接受教育、工作和自由的男性的丑陋面孔，”她写道。

至今，阿富汗仍是全世界女孩生存状况最糟糕的地区之一。大部分女性从未受过教育，女孩们常常被迫早婚。一些女性不仅遭受家庭暴力，还受到来自社会的人身威胁。塔利班执政后，人们更加担心回到25年前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那时妇女无法工作，女童不得上学，女性必须遮盖面部，只有在男性亲属的陪同下才能出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在8月16日的发言中对阿富汗迅速演变的局势以及妇女和女童的未来深表关切，“我尤其感到关切的是，有报道称，侵犯阿富汗妇女和女孩人权的行为日益增多，她们害怕回到最黑暗的日子。”古特雷斯强调，保护阿富汗妇女和女孩来之不易的权利至关重要。

在以下几本涉及阿富汗女性的书籍和若干纪录片中，我们将更加清楚地看到阿富汗女性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什么。她们在战乱下的生存、反抗与逃亡的故事，揭示了她们如今的恐惧来自何方。

《灿烂千阳》

《灿烂千阳》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继《追风筝的人》之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同样以当代阿富汗社会和家庭关系为主题，被认为是《追风筝的人》的“女性版”。故事的女主人公之一玛丽雅姆在阿富汗一个偏远贫穷的地方长大，五岁那年，她第一次从母亲口中听说她是“哈拉米”，意思是私生子或私生女。玛丽雅姆的父亲总共有三个妻子和九个合法的子女，这在一夫多妻制的阿富汗并不罕见，但对于玛丽雅姆和她的母亲而言，不被承认的婚姻和家庭背景已经注定了她们隐忍一生的悲剧命运。

在母亲的教诲中，做女人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忍耐”，更何况是令人蒙羞的私生女。在忍耐下，玛丽雅姆没有去学校接受教育，年仅15岁就被迫嫁给喀布尔一个比她年长30岁的鞋匠拉希德。拉希德起初对玛丽雅姆很友善，但在她怀孕并多次流产后，他们的关系彻底恶化，玛丽雅姆沦为了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拉希德的第二任妻子莱拉比玛丽雅姆年轻近20岁，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阿富汗女性，却因为内战的炮火失去了家庭，同样未能逃脱被迫嫁人、遭受虐待的命运。两位妻子的关系与情感的转变是小说中最动人心弦的部分，她们从相互仇视到惺惺相惜，既情同姐妹又仿若母女。最终，玛丽雅姆甚至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帮助莱拉逃离阿富汗，组建了新的家庭，也让人们看到了在阿富汗男权专制和国家战乱下挣扎的女性所怀抱的希望与失落。

胡赛尼曾于2003年春天去过喀布尔。当时，他看到很多穿着罩袍的妇女坐在街角，带着四、五个孩子乞讨零钱，他与一些妇女交谈，她们坚韧不拔的美德和令人心碎的生存故事成为了创作《灿烂千阳》的灵感来源。“灿烂千阳”来自诗人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赛依伯所作的《喀布尔》一诗，用以比喻阿富汗女性的美好，而胡赛尼的小说则提醒我们，这样的美好不应被遮蔽：

喀布尔每条街道都令人目不转睛
埃及来的商旅穿行过座座市场
人们数不清她的屋顶上有多少轮皎洁的明月
也数不清她的墙壁之后那一千个灿烂的太阳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

法齐娅·库菲自2002年起活跃于阿富汗政坛，是阿富汗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议长，同时也是2014年阿富汗总统大选的主要候选人之一。多年以来，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多方势力都曾试图威胁、绑架或暗杀库菲，但她始终坚定地与所有反对力量抗争。就在8月15日塔利班正式进入喀布尔的前一天，库菲作为与塔利班对话的阿富汗政府谈判人员之一再次遭遇枪击，所幸躲过了死亡。

在生活中，库菲是一名孕育了两个女儿的母亲。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她不得不为孩子们的未来提心吊胆。每次出门前，她都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并提前写下一封道别与嘱托的信。《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收录了库菲的自传与十七封写给女儿的信，从出生到经历战乱，她一直写到当下从政的经历，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所有阿富汗人：自由不是神所赐的，乃是需要人们努力去争取的。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她进一步阐述了她的执政理念，以及对诸多阿富汗热门议题的讨论，比如如何促进阿富汗妇女的权益以及美国撤军后阿富汗所面临的危险等。

作为阿富汗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库菲认为，阿富汗并非没有民主的土壤，而是由于政治上“营养不良”，发展受到了抑制。自2001年塔利班倒台以来，上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流到了阿富汗，但不幸的是，很大一部分或被浪费，或不慎流入某些人的手中，诸如腐败的地方政治家或者唯利是图的公共设施建设承包公司。 “持久自由军事行动”实施至今，阿富汗依旧不太平，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阿富汗的领导人似乎认为国家是他们个人的，只需要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普通阿富汗人的抱负、盼望和福祉。

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女性的教育和安全问题令库菲最为挂心。她梦想着有一天阿富汗能摆脱贫穷的镣铐，不再被贴上世界上产妇死亡率最高、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地方标签，她也期望每个阿富汗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权利，特别是女性能够获得本领、才能和技术，进而全面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正如她在信中教导女儿时所说：

“作为妇女，真正的伊斯兰教会赋予你们政治和社会权利。它给你尊严，赋予你们自由受教育的权利，让你们有权追逐梦想，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

《罩袍下的世界》

许多西方人士将布卡罩袍看做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象征，但法齐娅·库菲在她的自传中明确指出，这种传统的蒙面长袍之所以如此设计，原本是为了遮挡烈日、沙尘、强风等恶劣的环境因素，如今人们穿它是由于文化和社会的原因，并不是伊斯兰教的要求。“用头巾盖住头发，再穿一件宽松的束腰大衣，遮住双臂、胸口和臀部，这就足以合乎伊斯兰教提倡的在真主面前穿着庄重的要求。”事实上，没有女性真的愿意被包裹在密不透风的罩袍内，只透过眼前的蓝色网孔看世界，她们如此做更多是出于社会严苛的规范和对自我的保护。

战乱时期，人人自危。阿富汗的女性只要走出家门，就必须穿上罩袍，同时还必须由一个有血缘关系的男性陪同，否则就会遭人指点，甚至可能被抓捕和处决。然而，一些女性却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获得了不穿罩袍的自由，那就是监狱。2014年艾美奖最佳纪录片《罩袍下的世界》将镜头对准阿富汗监狱牢房中的女性，见证了她们渴望打破男权专制的家庭束缚，争取自由和女性权益的反抗过程。在这里，女犯人的牢房十分简陋，管理也较为松散，所有女犯人都群居在一个类似大杂院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她们有权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一并带入狱中抚养。

这些女犯人的罪名大多与婚姻和家庭有关，比如“逃跑离开丈夫”，判决监禁7年；“逃家”，判决监禁10年。这类“犯罪”大多是由于女性被家庭过早包办婚姻以及无知造成的，她们在婚后长期忍受丈夫的家暴和出轨，实在无力支持才最终选择出逃。片中还有一位女犯人仅仅是因为拒绝包办婚姻，并试图与所爱之人私奔而被送进监牢。对于她们而言，监狱的生活反而是一种解脱。一位女犯人甚至表示，她不介意在监狱里多待几年，因为监狱比外面的世界更安全。她们都清楚，出狱后等待她们的绝不是温暖的家庭，而是被抛弃或被掌控的未来，有时候，这也就意味着死亡。

《女孩的战地滑板课》

在阿富汗，街头滑板是一项很受男性欢迎的运动，但放在女性身上却是不可想象之事。社会上的保守观念认为，滑板所标志的速度和野性不符合女性的形象，一个玩滑板的女孩必定是出格的，她自己以及她的家庭都应为此感到羞耻。

这部电影中的女孩们却勇敢地站上滑板，一点点学会了如何蹬板滑行，也学会了如何应对社会上的歧视与压迫。影片中女孩们上学的地方叫Skateistan，是一家由澳大利亚人创建的滑板学校，位于喀布尔附近。这所学校隐藏在高墙之后，创办的目的是寻找阿富汗的贫困儿童并支持他们接受公共教育。如今，学校完全由阿富汗人运营，并受到国际滑板组织的援助，除了滑板课，孩子们也在这里接受语言、数学、生活技能等多方面的教育，他们中大部分是女孩。

阿富汗女性主动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多，Skateistan的管理者去各个家庭中探访时发现，家长对教育持谨慎态度有诸多原因。一些家庭由于贫穷、疾病等原因，无力为孩子提供教育的资金；一些思想保守、家教严苛的家庭认为小孩的教育一文不值，因此从不鼓励孩子去上学；还有一些家庭虽然希望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并支持他们去学校，却担心女孩会在路上遭遇危险，譬如被骚扰或被绑架。在阿富汗，女孩遭到侵犯不仅不被同情，反而会使家庭蒙羞。

一天，老师在课堂上问女学生们“勇气是什么”，一个女孩答道：“勇气就是一个人敢去学校学习，还有我们诵读《古兰经》和其他书籍的时候。”对她们而言，上学是奢侈的，也是危险的。一个女孩提到，她家里的传统是绝不允许长大的女孩出门，因此，她的三个姐姐——分别是18岁、16岁和13岁——都不被允许外出上学。年仅12岁的她虽然还在Skateistan上课，却已经开始担心失去学习的机会。

在影片拍摄期间，喀布尔时有爆炸和袭击发生。学习滑板帮助很多女孩摆脱了恐惧，她们也被鼓励在课堂上举手发言，在他人面前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但仍有老师担心，塔利班执政后这一切将毁于一旦，学校会关闭，女孩们要被迫穿罩袍，只能待在家里——“喀布尔的春风再也不能吹拂她们的脸颊了。”

《午夜行者》

阿富汗的难民问题一直是全球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之一。战争、饥饿、专制和压迫促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离乡背井，到和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坦与伊朗安置家业。联合国难民署在不久前表示，自2021年1月以来，不安全和暴力因素已导致约27万阿富汗人在境内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人口总数超过了350万。

本片导演哈森·法齐利（Hassan Fazili）在2015年成为了难民中的一员。由于他拍摄了一部有关塔利班指挥官的电影，塔利班杀害了片中饰演指挥官的演员，并向哈森发出格杀令。危急关头，哈森决定前往欧洲寻求庇护，并携妻子和两个女儿展开了他们的逃亡之旅。这部影片记录了一家人在三年多的时间里跨越3500英里却仍未完成的一段艰险旅程。全片由三台手机拍摄完成，大部分时候是哈森将镜头对准家庭中的三位女性，偶尔妻子和大女儿也会与哈森交换位置，以第一人称讲述她们的所见所感。

离开阿富汗不代表离开了危险。成为难民后，哈森和妻子几乎时刻保持警惕，他们不仅要仔细研究路线、躲避敌人、保持体力，还要在非法偷渡过程中与走私犯斗智斗勇，在异国他乡警惕当地人对难民（尤其是女性）的恶意袭击。只有两个孩子对前景一无所知，时常能从贫瘠的难民生活中找到乐趣。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一家人先后途径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地，辗转于数个避难处和难民营。最漫长的一次等待是在塞尔维亚的难民营里，为了让全家的名字出现在转移到匈牙利的合法名单上，他们足足等了475天。

相比那些在逃难途中遭遇不测或被遣返回国的人，法齐利一家无疑是幸运的。这趟关乎生死的旅途也让大人和孩子都完成了一场蜕变和成长。在逃离阿富汗三年后，一家人最终获准进入欧盟，但他们是否能在这里拥有一个“永久的家”，仍要画上一个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