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陈英、钱伯彦（界面新闻特约撰稿人，常住德国）
一直以来，德国就以其良好的职业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截至2021年7月，德国青年失业率仅为7.5%，远低于欧盟17%的平均水平，英国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更是曾经宣布，要“以德国模式为基础，建立一个世界级的教育系统”。
然而在德国国内，善于自我批评的德国人对本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忧心忡忡。
不论是2020年生效的《职业教育法》改革，还是德国工商业联合会于2020年初新颁布的“专业学士”（Bachelor Professional）和“专业硕士”（Master Professional）头衔，背后透出的都是德国人的隐忧：一直声誉良好的德国职业教育，能够持续下去吗？
根据德国《商报》的报道，截至今年7月，德国联邦就业局共登记了40.4万名学徒工作的申请人，这个数字比去年减少了3.5万。一些专家将学徒工减少的原因归结于尚未过去的新冠疫情，但即使在疫情之前，德国每年的学徒工数量也在逐年下降，在2017年，德国联邦就业局登记的学徒工数量数量还高达50万。
学徒工数量的萎缩，让一些本已经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更感到压力。根据德国劳动市场与职业研究所的报告，德国的机电一体化行业和公共卫生行业即使在疫情前就已经长期面临招收不到足够的技术人员的窘境，而这个缺口在疫情以后还会进一步扩大。德国科布伦茨技术大学的社会经济学教授斯蒂凡·塞尔（Stefan Sell）表示，“我们不得不预计，学徒工的数量在未来将会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而在某些领域，我们将会面临严重的人员短缺。”
事实上，近年来，学徒工逐年减少的问题在德国屡屡被提及。而学徒工人员数量的减少，首要原因便是德国在过去60年内的教育扩张以及伴随着欧盟一体化而来的教育国际化。
自20世纪50年代起，西德开始实行教育扩张，目的在于加强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同时适应国际社会技术和科学的推进。自此以后，接受学术教育的年轻人数量便逐年递增。1952年，全德仅有13%的中学生上的是以学术教育为主的文理学校，其余中学生都是在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实科中学/职业预科接受职业培训，并在毕业以后进入企业，担任学徒工。但到了2019年，接受学术教育的中学生比例已经达到了40%。
造成Z世代德国人涌向学术教育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新世纪以来生效的博洛尼亚进程，即欧盟各国大学教育体系的统一化。
常年以来德国大学机构授予的主流学位为Diplom和Magister，亦即被我国教育部认定为理工科硕士和文科硕士（即相当于本硕连读），而国际通行的本科学位却并不属于主流。至少五至六年的寒窗苦读及部分专业三分之一以上的肄业率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都是“劝退”学术道路的诱因。
不过，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生效以及国际通行的本硕博三级学位制度在德国的推广，原先对本硕连读心存疑虑的学生由此亦得到了一个介于职业教育与本硕连读直接的中间项。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学术教育的通道，这让相对简单的职业教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它不再能保证接受职业教育的年轻人在社会能够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为了确保自己的就业竞争力，更多人开始追求学术学位，这进一步加速了职业教育市场的萎缩。
在接受职业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少的同时，德国的企业也在为越来越难以找到能力匹配的学徒工而烦恼。
根据经合组织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的结果，德国有大约20%的15岁学生在阅读、写作和算数方面都没有达到最低要求，根据德国工商业联合会（DIHK）制定的标准，这部分学生的能力被认定为“尚未准备好接受职业培训”。
对于这部分学生，DIHK的建议是让其在接受职业培训之前，再进行二至三年的基础教育培训，以适应职业培训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德国公司，尤其是小企业因为招收不到合适的学徒工而不再提供学徒工岗位，根据贝塔斯曼基金会的研究，全德范围内提供学徒工岗位的公司数量从2005年的23%下降到了2017年的19%。自2020年10月以来，德国企业共登记了48.5万个培训名额，比去年同期少了1.4万个。
尽管联邦前劳工部长安德里亚·纳勒斯（Andrea Nahles）曾呼吁企业界提供更多的学徒工岗位，但在企业界看来，造成这一困境的罪魁祸首显然并不是自己。“多年来，科学和政治都推动了学术化的趋势，而现在工商业却被指责提供的培训岗位太少，”德国工商业联合会副首席执行官阿希姆·德克克斯（Achim Dercks）说，他呼吁家长和教师："不要只为你的孩子和学生准备大学的学习"。
如果说教育扩张和国际化是越来越少年轻人接受职业培训的主要原因的话，那么德国教育系统本身的反应迟缓则无疑是让职业教育变得不再吸引人的助推剂。
数字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世界，但德国的职业教育根本没有准备好面对信息技术、通信技术或者电子技术领域对于技术人员迅速增长的需求。
即便早在2016年，当时的联邦教育及研究部部长约翰娜·万卡（Johanna Wanka）就已经提出了学校数字公约，要将德国教育带入互联网时代，但联邦政府和各州在权限问题上始终争论不休。一直到2019年，数字公约的相关资金才首次落实到学校的技术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同时，在契约五年后到期的后续资金问题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使得德国许多大公司大规模地缺乏信息技术方面的人才，公司不得扩大自己对于学徒工的培训范围，而这种内部解决的方式极其昂贵，更加重了企业的经济成本。
在无法应对新需求的同时，现行职业教育也被批为落后僵化。一些在30年前曾经很受欢迎的学徒工种，如裁缝，印刷工，铣工等，在今天几乎无人问津。而这种上世纪的职业细分原则下的职业教育模式在互联网时代显得更为格格不入。
在越来越快的技术结构变化步伐中，许多特定职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的更新迭代中都不再被需求。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接受过于细分的特定工种职业培训的人会越来越多地退出劳动力市场。
具体到信息技术产业，技术和知识的迭代几乎以每十年为单位。“唯手熟尔”的熟练技术掌握能力正在被终身学习和持续学习所取代，而这似乎正是职业教育的短板之一。
与普通教育学位相比，很多走职业培训的年轻人最初的就业优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逆转为更高的就业风险。在丹麦，德国，瑞士和奥地利这类职业培训发达的国家，这样的特征尤其明显，平均而言，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优势在44岁时会变成劣势。
为了应对以上种种问题，德国于2020年初推出了改革后的《职业教育法》。新法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对于学徒工的最低工资标准，确保学徒工在工作的第一年最低工资为550欧元/月，到2023年则提高到620欧元/月，且工资随着工作年限逐年上涨，以求吸引更多年轻人接受职业教育。同时，在过去的技工职称基础上，为高等职业教育新增了“专业学士”（Bachelor Professional）和“专业硕士”（Master Professional）头衔，以强调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等同性。此举同时也意在加强国际通用性，以吸引更多外国人前来德国接受职业教育，充实德国劳动力市场。
在职业教育培训的学科方面，德国工商业联合会（DIHK）则呼吁在下一个立法期内实现对于职业培训的全面数字化。DIHK提到，现在即使是计算机相关的职业培训，其考试方式也依然是使用纸笔，而非采用计算机进行考试。同时，还提倡更多地使用网上教学的远程教育方式，以惠及在农村地区的职业学校。
除此以外，DIHK还提出，需要部分改变对于年轻人“尚未准备好接受职业培训”的准入标准，而是以“接受培训初始能力”取而代之，这意味着之前无法直接进入企业接受学徒工培训的学生在未来也将有可能获得企业的学徒工岗位，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
至于是否要适当降低职业教育的难度，让更多学徒工可以顺利毕业，DIHK和德国企业界依然在进行密切讨论。毕竟此举并未解决问题的根源，而仅仅是对学术教育扩招的拙劣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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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www.tagesschau.de/wirtschaft/azubimangel-ausbildungsmarkt-corona-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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