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文 | 闫桂花
编辑 | 黄锫坚
廉思在新生代学者中是一个有些异数的存在。
这位1980年出生的北京人，世纪之交在中国人民大学求学，本、硕、博分别就读于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后时转攻政治学，而他学术生涯最深耕的领域却是社会学。自2009年创造“蚁族”概念伊始，他赋予一个又一个词汇新的时代内涵，比如“工蜂”“洄游”“蜂鸟”“拐点一代”“战疫一代”……随着《蚁族》《工蜂》等基于田野调查的作品成为畅销书，很多人以为，如此热衷社会热点的他，理应成为公众眼中的“网红学者”。没料想廉思却渐渐沉寂下来，除了一两年出版一本《青年蓝皮书：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在大众媒体和网络热点中，人们较少看到他的访谈和发言。
真实情况是，廉思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和努力方向。过去十多年，他和他的团队默默做了30多个青年群体的调查，多项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和高度重视。出于舆论环境和学术积累的考量，他更多将成果发表在各类内参、高校学报、《人民论坛》《中国青年研究》等学术期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上。或者说，他避免进入热搜，成为焦点，无意卷入过多的争论。
除了教学和科研，廉思还在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兼职工作两年。这让他除了拥有来自基层一线的丰富经验外，还具备了更宏观的分析视角和更系统的政策把握能力。在今年7月发表的《时间的暴政》一文中，他从外卖骑手（蜂鸟）、高校青年教师（工蜂）和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三个群体出发，讨论了加速社会及相关制度对青年的影响：“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的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跟上或被动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这种加速的时间观念外化为工作制度，使得青年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而谈到青年和时代的关系，廉思不无感慨地说，“青年时期是需要涵养和培育的，而不是被消耗和透支的。”
该文发出后，在青年读者中引发强烈共鸣。不过，也有人质疑文章的实际价值。廉思在和我们的访谈中谈到，社会学，与历史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背景和时代境遇。《时间的暴政》一文，其目的并不是提供某种解决方案，或是给出具体的应对方法，而是力图启发一种反思的视角。他更希望帮助青年重新认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包括如何分配时间、如何看待996、以及如何对待成功。
廉思祖籍燕赵，有着80年代出生学者特有的热血情怀。如果说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转至“蚁族”调研，是“误打误撞”进入社会学；那么，此后十余年的调查和研究充分说明，他对跨越自身所处的环境和阶层、去了解不同青年群体的核心关切和时代痛点，有着不一般的热情和投入。在采访中，他也强调了调查研究的另一层价值——弥合社会裂痕：当你尝试走入另一个人、另一个群体或阶层的时候，你们之间的裂痕和分歧就会在不经意间开始消融，深入了解的过程就是促进共识达成的过程，我们为何不能让快递小哥来参与社区治理？让新文艺青年来参与主旋律创作呢？
以下是廉思与记者的对话，经过编辑整理。
十年青年变迁，十年阶层流动
界面新闻：还是从《蚁族》谈起，这是你十多年前一鸣惊人的作品。当年调研的那些年轻人，你还有联系吗？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廉思：说是一鸣惊人，也为名声所累。《蚁族》是移动互联时代之前的网络热点，今天看来，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从某种程度上说，《蚁族》一书所反映的问题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愈来愈真切鲜活，比那些昙花一现的社会概念更能深入反映大转型时代青年人的状况。我并不是吹嘘自己的研究有多么深刻，而是说“蚁族”这一话题本身就是深刻的，只不过我恰好有幸发现了它，并揭示了出来。
“蚁族”预示着中国社会发展一个标志性拐点的到来。具体来说，就是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逐渐增多，整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层次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我们的制度设计和社会心态应如何适应这一变化，并做出必要的调整，这涉及到社会分配问题、就业保障问题、城市融入问题等等。当高等教育膨胀以后，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对冲碰撞就会凸显出来，而扩招政策一旦启动，就无法倒转，我们不可能再降低高等教育入学率，回到那个考大学很难的时代去。因此，这是一个单向度不可逆的历史进程。那么，如何吸纳并安置如此大规模的高等教育青年人口，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在不断完善和改进的动态博弈。所以说，“蚁族”引发的思考，迄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只不过不会再以唐家岭那么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它可能换了一种形式在年轻人中复活，比如现在社会热议的“内卷”“躺平”等。
北京目前仍有大量“蚁族”的存在。2019年我们的调查显示，北京有50万左右的“蚁族”，但是像唐家岭那样万人以上的聚居村（社区）没有了，而千人以上的聚居村（社区）在增多，所以，“蚁族”的总体规模还是增长的。其他大城市，像上海、深圳、武汉、西安等，也都有“蚁族”聚居的区域。
“蚁族”境况的变化，从一个侧面窥见出这十年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状况。比如当初《蚁族》一书中提到的邓锟和狄群，那时我们住在唐家岭调研，他们二人就住在课题组隔壁。现在他们已定居杭州，一个在诺基亚工作，一个在阿里巴巴工作，都部分实现了当初的梦想。他们属于最早一批的“蚁族”，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刚刚开始，社会的流动机会很多，“蚁族”虽然并非出身名校，但知识仍能在他们的向上流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有一点，那一代青年人很能吃苦。比如邓锟，从北京离开后，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西藏阿里地区工作三年，参与建设和维修电信设备，就是为了能多挣些钱，多一些职业发展的空间。应当说，当年的“蚁族”，大多靠着打拼和奋斗，实现了最初的梦想。
界面新闻：《时间的暴政》是你近期的一篇长文，里面提到快递小哥的生存状况。对这个群体，应该如何改善他们的境遇？
廉思：2019年，我们开展了快递小哥（外卖骑手）调研。在研究中，我们不仅听取了大量从业者的声音，也和平台企业建立了联系。从调研反馈的情况看，外卖骑手无论是在目前的工作中、还是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上，选择的范围都极其有限，职业内卷性十分明显，这也使得“外卖骑手以后干什么”这一问题广受社会诟病。舆论普遍认为“平台透支了外卖骑手的青春”“平台毁掉了外卖骑手的未来”“一直干外卖很丢人”，在网上搜索“外卖骑手”“未来”等关键词，几乎全部是负面评论和报道。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学术研究，从客观事实出发，促成平台企业对“外卖骑手未来在哪里”这一问题给予系统回应，给“党和政府”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形象”，给“社会大众”一个“说得通的真诚交代”，给“外卖骑手”一个“看得见的美好未来”。
无疑，平台企业必须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不能总想着用更低的成本和更快的速度去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平台企业应把从业者的未来出路纳入到企业当前的发展规划中去。对一个外卖骑手而言，他从事这份工作，到底积累了哪些技能？当有一天跑不动时，他的职业出路在哪里？从目前看，外卖骑手主要积累了三项技能：高速安全骑行摩托车、有效规避交通法规和最快寻找地图位置。当然，人际沟通能力也有一定的积累，但与前三者相比，显然没有那么突出。
实际上，一下子给平台增加很多超负荷的压力和责任，让平台去解决超过他们自身能力范围之外的问题，这也不是长远之计。毕竟由于这些平台的存在，那些刚到大城市落脚的年轻人才有了建筑工地之外更多的选择。平台倒闭了，选择权也就不存在了。
外卖骑手的本质仍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就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要具体分析，有些问题是长期一直存在的，不能指望平台的出现就一蹴而就立即解决；有些问题是原来存在、平台出现后有明显改观的，应该值得表扬和肯定。比如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平台企业做的就比以前的包工头好得多，也规范得多，现实中也不能说一点拖欠都没有，但确实很少发生外卖骑手拖欠工资的情况。而且，骑手的工作时间也比较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上线或下线（工作或不工作）。
因此，我们评价平台用工是使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更好了还是更坏了，要选好参照对象，不能以劳动管理规范的国企或外企为参照对象，而应从现实出发，以新生代农民工本身为参照对象。平台用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选项，在宏观上是吸纳就业的重要领域。总体上说，有了平台以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是更好了，只是还不够好，我们希望越来越好。
界面新闻：你们调研过的快递小哥等，后来有回访吗？他们的现状如何？
廉思：我们没有刻意回访调研过的快递小哥，但很多人和课题组，尤其是当时的深访员仍然保持着联系。
给我印象最深的快递小哥，是在对外经贸大学送快递的刚子，我们关系特别好。他2010年从事快递业，算是北京最早从事快递业的那批青年，他们的成长伴随着行业的发展，也因此享受到行业发展更多的红利。刚子聪明好学，我们学校留学生多，他自学英语，口语流畅，我就见过好几次他和留学生在交流寄件问题。有一次刚子自豪的跟我说，他每次寄到海外的东西，从未发生海关截留或被退回。我开玩笑说，外经贸这么多专家，恐怕没有一个人做贸易实务有他做得好。他还把老家的同乡一起带出来在学校送快递。
2019年，他不得不回河南，因为他的孩子出生了，户口和孩子上学是快递小哥根本无法在北京解决的问题。他回到河南也不是一帆风顺，河南是劳动力大省，不缺快递小哥，回到郑州他也进不了原来的快递公司，只能选择去平台兼职送外卖，也就是众包。
刚子干了十几年快递，并不能为他积累一个技能，也不能给他带来稳定的职业生涯。在快递业利润高的时期，他赚到了第一桶金，在郑州买了房，娶了老婆，生了孩子，相比后来进入者，刚子是幸运的。他原本打算在郑州开一家卤肉店，但疫情让他不得不放弃。今年上半年我问他时，他还在送外卖，卤肉店貌似也没有开张的计划。说是回家有很多选择，但其实没得可选。
与“蚁族”和“码农”相比，最让我牵挂的还是快递小哥，他们在人生最美好的时间，积累沉淀下来的，除了日渐下降的平均收入，还有什么可以傍身一生的知识和技能？
深入32个群体，经历32种人生
界面新闻：这么多年，你们做过哪些青年群体的调研？有什么样的感悟？
廉思：2010年完成第二次“蚁族”调查后，我们紧接着启动了大学青年教师（工蜂）调查，我们课题组是比较早关注到当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现状的，也是比较早注意到大学制度变化对高校青年教师影响的。我也是大学青年老师，很幸运，我是学校最后一批长聘事业合同，在我之后，“非升即走”在我校施行开来，我享受到了老制度最后的福利。十几年过去了，非升即走（即在5-6年内提供两次晋升副教授机会，如未能晋升则予以解聘）已经在几乎所有重点大学被采纳施行，这一制度的普及和强化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深远的。
“蚁族”“工蜂”调查完成后，越来越多的青年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关注他们的生活和境况。当然，我们也收到一些政府部门的委托。之后，我们又陆续做了新生代农民工、网络主播、流浪歌手、网络作家、独立音乐人、街舞青年、快递小哥、码农等青年群体研究，当然，大学生群体——这是必须要做的，毕竟我们就在大学工作。
2016年到2018年这两年期间，我有幸在团中央学校部担任副部长。学校部负责全国高校、职校和中学的共青团工作，这给了我一个从更宏观视角来审视中国青年整体状况的契机，对我了解把握青年发展趋势有很大帮助。
最近我课题组刚刚从苏州调研回来，在中间偶然接触到电竞群体。一线电竞战队大多在上海，而离上海很近的苏州太仓就成为训练电竞选手的平台和基地。他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龄，正是青春最好的年华，每天8个小时盯着电脑打游戏度过。电竞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也吸引了大量的资本，但真正能一生从事这一职业的只有极少数人。20岁以后，人的反应能力不断下降，他们的职业选择提前到来，是转岗做主播？还是做电竞教练？大多数人还是要回归社会，那时候他们能做什么工作？
官方支持的体育项目，资源的支持和配套的条件相对完备，运动员无论是在国家队、省队哪怕是市队，还是要上文化课的，但资本出于成本考虑，很少会做这样的事情。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到底有多大规模，目前众说纷纭。但不管怎样，这些青年人的现状和未来都值得关注。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调查，由于涉及到敏感议题，内容不能公开，也是一种遗憾。总之，陆陆续续做了32个青年群体的调查。
深入32个群体，可以说经历了32种人生。对我而言，这也是延长我生命的一种方式，毕竟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但宽度可以不断扩展。大学教师的生活相对封闭和单一，但社会学不能封闭，不能闭门造车，必须“走出去”，要呼啸着走向田野，真诚地拥抱青年。
界面新闻：从整体看，当代中国青年呈现出什么特点？有哪些主要的类型？
廉思：这还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如果按照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界定的14-35岁的年龄区间来看，中国目前有4亿多青年。这4亿多青年分布在初中、高中、职校、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以及各行各业。如果让我们描述某一具体职业类型的青年是有可能的，可一旦上升到4亿多的人口规模，就会因为样本量过大，而无法提取共性，导致公约数趋小，特征无法总结出来。所以我开玩笑说，要问中国青年的特征，那就是中国人的特征再加上年轻，简单点说就是年轻的中国人而已。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青年的特征是无法总结的，在某一层面无法解决的问题，通过升维的方法重新审视，结果就会完全不同。理论物理学家安德森曾说：“如果我们知道了两三个粒子的规律，并不能说明1020个粒子的集体规律。在每一种更复杂的层次上，会有完全新的性质出现。”所以要描述整个中国青年的特征，就需要上升到更高的维度。在低维度上无法统一的问题，在更高的维度上就可以统一起来。这就好像，当起点和终点不能统一的时候，“圆”就诞生了。圆周上的任何起点也是终点，“开始”和“结束”原本是对立的，但放在圆周上去看，它就统一起来了，这就是维度的变化。总结当代中国青年的特征，也要提升研究维度不断探索。
在今年的一篇文章中，我尝试将4亿中国青年分成八个类型。这八个类型，可以按照两个序列来看，一是按照与体制距离的远近，可分为成长性、内生性、建制性和原子性；二是按照发声能力的大小，可分为杠杆性、示范性、知识性和边缘性。由于青年群体内部变化很快，所以分类时一定要特别审慎。当把具有某些相似特征的青年归为某类群体时，话就不能说得太满，因为这中间反例太多了，异常过多时，分类就失去了意义。当然，把4亿里面的每个人都精准划分到某一类型中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做到百分百准确，类型的划分是个程度问题，一种分类方法能把具有相似特征的七八成社会成员标识到一起，就很不易了。
我们分成的八个类型，给出了中国青年的一个整体画像，每一类是什么样子，对社会有什么影响，对未来的中国有什么意义，相对比较系统地呈现出来。老一辈社会家曾提出中国社会分为十个阶层或八个阶层等，近年来鲜有人再从事此类阶层划分的研究。宏大的问题不好把握，也容易漏洞百出，被人批评质疑。学术界越来越倾向于研究小而美的问题，小切口更精致、更自洽，也更易于发表。具体问题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我认为，仍要怀有大的视野和格局，正所谓得其大者方能兼其小，如果对中国青年整体的情况不能做到胸中有数，那么对具体青年问题的判断就有可能失之偏颇。
青年“友好”城市，还是青年“有用”城市？
界面新闻：你做了十几年的青年研究，据你观察，中国青年的整体境遇过去十多年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廉思：我们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2017数据进行推算可以发现，中国青年整体的生活幸福感、社会公平感都在提升，而且提升的幅度很大。
不过，每个群体的感受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建制性群体（民企和外企青年、社会组织青年等），因为保障越来越完善，幸福感增加较快；而成长性群体（学生），主要生活场景在学校，日常开销大多由父母供给，幸福感也很强；不过，像原子性群体和边缘性群体，由于政策衔接缺失，缺少单位保障，幸福感较差，面对风险的抗击打能力也较弱，社会公平感增加的幅度相对较低。所以，整体看数据是向好的，但各个群体的差异也在拉大。
当涉及到个人选择时，大多数人还是会“用脚投票”。为什么国考（公务员考试）这么热？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也是热门？大学生应聘掏粪工，掏的不是粪，其实是编制；知名高校硕士进入卷烟厂，卷的也不是烟，还是编制。
青年就个体而言是流变的，就群体而言是多样的，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个体的流变才导致了群体的多样，在研究中，要避免把特例的东西当成稳定的规律，也要小心把流动的现象当成真正的问题。
界面新闻：你的很多调研是受有关部门的委托。在你看来，现在各地方政府对青年是什么样的态度？
廉思：从“七普”统计数据来看，中国0-14岁人口为2.53亿。15年后，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这批人正好15-30岁。如果按照青年年龄14-35岁进行推算，那时中国的青年至多有3亿左右。也就是说，中国将从2020年的4亿左右青年，骤减为2035年的3亿左右青年，在15年内减少约1亿青年。青年人口在短时间内大幅减少，这种“人口世代落差”或“人口世代断崖”，对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复杂多样的。
青年人口的减少，对中国不同地域的影响差异很大，对北方的影响尤为严重。可以预见，中国各个城市未来都会拼力争夺青年，尤其是青年人才，而青年的流动将在未来15年内对中国城市来一次大洗牌，一些城市将逐步消亡，一些城市将浴火重生，这其中最关键的变量就是青年。青年意味着什么？不仅是劳动力的重要供给者和消费经济的积极拉动者，科技的创新、文化的兴起都跟青年密切有关。没有人、或者说没有有活力的人，一切就都无从谈起。
青年还有个特点，就是怀有较强的向上流动的渴望。他们思想活跃、精力旺盛，再加上互联网的赋能——原先被认为边缘的群体，发声能力也在变强，青年的权利意识前所未有的增长。因此，未来低烈度、高频次的社会议题将不断涌现，比如男女平等、性骚扰、失独家庭、教育公平（高考替考、高考移民等）、动物保护主义、环境保护、劳动救济、计划生育（三胎政策）等，对这些社会议题如何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
当前，已有一些城市认识到青年的巨大价值。早在2017年，深圳就提出“青年发展型城市”的建设理念。时至今日，全国已经有50多个城市相继提出青年发展型、青年友好型、青年创新型等城市发展理念。
目前来看，青年城市的建设基本都围绕着“青年让城市更美好，城市让青年更有为”这两个维度展开。这种提法本身没错，但蕴含着较强的工具理性。似乎在说，青年只有让城市更美好，城市才能让青年更有为，这仍然是基于青年对城市“有用”的价值取向出发的。一个青年如果“没有用”或者说“没有什么大用”“没做出什么大贡献”，难道就不能在城市有立足之地么？城市就不能让他更有作为么？人的价值，不在于是否有用，无论青年对城市的贡献大小，城市都应该让青年生活得更幸福。青年和城市，不仅是彼此成就的关系，还应是彼此包容的关系。城市不仅要宜业、宜学，也要宜居、宜养，这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完整生态。如果我们放长人生的视野，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没用”的那一天。一个城市，当对工作能力较弱的人、对社会的弱势群体，也能有足够的包容和尊重时，无疑向那些竞争的优胜者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毕竟明天和灾难，哪一个先来，是谁也无法预知的，谁能保证自己一辈子都是胜利者呢。
这种以人为本的城市理念，还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城中村治理，就不能一味只想着拆除，而要认识到，城中村往往蕴含着未来的生机，要赋予它生命，防范它风险，让它安全的存在，而不是简单的拆除。城中村的租金很便宜，六七百块钱就能租个单间，剩下的工资都能攒下来。在城中村里，无数青年人用较短的时间完成原始积累，实现阶层跃升，在某种程度上，城中村是城市的发动机，城中村也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包容力。城中村确有它的问题，比如消防安全隐患，垃圾污水处理等等，所以要改造它，完善它，而不是取缔它、抹除它。很多时候，把一个地方从地图上抹去，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幸福才是检验奋斗的标准
界面新闻：加速的时间对青年意味着什么？现实生活中很多青年人认为，自己先要实现财务自由，才能考虑其他的可能性，你怎么看？
廉思：真正能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只是少数，人生是个经历的过程。很多人认为，等财务自由了再去找另一半，才有资格谈婚论嫁，才能开启真正的人生。其实，当你实现财务自由的时候，很多东西已经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你把青春工具化，你将会永远失去青春，以后有钱有闲弥补这段时光，补偿的也不是青春的样子。
为什么35岁以上的人不好找工作？因为35岁是时间可以被资本化的节点。35岁以后你会发现，加班要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要陪孩子，要照顾父母，身体经不住熬夜……，你不愿意再随便卖出自己的时间，如果卖出，价格也不低；而35岁以下的青年，限制的条件没有那么多，他们的时间更廉价，对于资本而言，当然更喜欢雇佣年轻人。
所以“码农”从事的职业很现代，上班地点很高大上，穿的衣服很时尚，但他们从事的工作，和上个世纪初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和卓别林演的那些人，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时间的暴政”演化下去，就是“KPI的暴政”。比如，我要真正了解一个学者的水平，应该去跟他谈他的研究构想、他的研究成果。但在“加速社会”里，我没有时间看他的论文，没有时间了解他的想法。我只要知道，他发了几篇论文，争取了多少项目就够了。一个人走进博物馆，他没有心情聆听讲解员的讲述，对艺术品的内在价值没有兴趣，他不断询问展品的价格，只有数字能让他对艺术品产生感觉。
时间加速到极致，我们都没有兴趣真正去了解对方，而是通过若干数据把对象物化，时间本身并不是施暴者，它只是施暴者的皮鞭，人被量化为数据，成为一个“数据包”。
界面新闻：最近关于996、内卷的讨论很多，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对加班、奋斗和成功，你有什么思考？
廉思：我们制度的立足点，是让人民更幸福。无节制地去赞美透支健康乃至生命的奋斗，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么？奋斗和幸福是什么关系？我们提倡奋斗成就未来，但奋斗的内涵和逻辑要讲清楚。
我们赞美奋斗，但反感996，说明“奋斗”有个边界，一旦突破了这个边界，奋斗就变成了对人的榨取，反而会激发奋斗者的反感。过度的奋斗，感受不到成就和意义，只会沦为单纯的消耗和痛苦。年轻人谈到“内卷”“躺平”，很多人听到很着急，说年轻人怎么不想奋斗了？其实，青年不是不想奋斗，而是想知道自己为谁奋斗，奋斗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这要从奋斗的本质谈起。奋斗其实是一种劳动，而996是过劳的一种表现。一般认为，劳动是美德，而过劳是一种“恶”。这里面要区分几个概念。首先要区分被迫过劳和自愿过劳。尽管被迫过劳大量存在，但应被批评，应被禁止，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还能看到很多自愿过劳——心甘情愿的超时工作。自愿过劳所能带来的价值，通常体现为个人事业的成功。必须承认，自愿过劳付出更多的努力，确有可能带来更多事业成功的机会。此外，自愿过劳还可以带来一种特殊的成就感、价值感和自豪感。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事业是生活的全部么？事业确实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事业成功并不等于生活幸福。生活幸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应当包含更多美好的事物。
还有一部分自愿过劳者并不是为了追求自己事业的成功，而是为了谋求其他人的幸福。谋求他人幸福的自愿过劳者与追求个人幸福的自愿过劳者相比，他们更看重他人的幸福、社会的幸福、国家的幸福甚至人类的幸福。在需要时，他们更愿意为了他人、社会、国家、人类而牺牲自己。比如抗疫斗争中的医护人员、驻守边疆的解放军战士等。
这种高尚的行为理应受到全社会的赞扬，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表彰。但是，没有这种行为的人也不应受到谴责，毕竟不可能人人都具备这种高尚的情操，我们不能强求，更不能强迫任何人都做出这样的行为。
我们之所以批判资本，是因为资本偷换了上述概念。他们把为企业工作的被迫过劳美化为国家倡导的、为他人幸福的自愿过劳，并以此鼓励青年人不断加班，美其名曰“奋斗”。实际上，国家提倡的奋斗，里面有个人意义的价值，但更包含了为国家、为社会这种为他人幸福的内涵。而资本提倡的所谓“奋斗”，把其中为国家、为社会的部分，偷换为企业自己。一旦青年感觉到自己奋斗的结果，最终成就的对象不是国家和社会，而是资本，对他而言，奋斗的动力就完全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抱怨年轻人躺平，其实症结并不在年轻人那里。
当然，任何形式的劳动，本质上都应指向幸福，所以，什么才是检验奋斗的标准？我认为应当是——幸福。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