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金智允（Ji-Yoon Kim）是一所常青藤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她刚攀登上了职业生涯的巅峰——成为了该校英文系史上首位少数族裔女性系主任。这位韩裔美国人志得意满地走进系主任办公室，刚一坐下，椅子就塌了。这把破椅子为之后的一系列闹剧埋下了伏笔，金智允发现她所带领的英文系危机重重，她不仅要努力向院长证明注册学生数不断下降的英文系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要努力解决系里一位麻烦人物Bill惹出的课堂风波，还要处理自己作为单身母亲和大学教授这两个身份之间的撕扯、应对系里资深白人男教授对其领导力的质疑……

这是近日播出的Netflix美剧《英文系主任》（The Chair）讲述的故事。这是一部罕见的职业剧——我们在荧幕上看过很多讲述律师、政客、警察的职业剧，却很少能看到一部电视剧如《英文系主任》这般聚焦于大学校园中的教授，辛辣地对现实世界中的美国校园政治有所指涉，比如少数族裔教员在美国大学中职业瓶颈、女性在担任领导角色时面临的双重标准、在教学中更迎合学生“道德满足感”的年轻教师和坚持文化传统的老一辈教师之间的冲突，以及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对美国大学校园秩序的冲击。

剧中对美国精英大学英文系的描述是真实的吗？当下的美国大学为何呈现出一种分裂感，且与更大的社会环境遥相呼应？和美国大学的英文系相比，中国大学的英文系有哪些自己的问题？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近日联线采访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但汉松，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01 《英文系主任》不算最一流的美剧，但它难得地触及了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

界面文化：你对《英文系主任》这部剧的观后感如何？

但汉松：单纯从美剧的角度来说，这部剧我打三星（满分五星）。表演当然很好——吴珊卓的表演非常出色——但从故事的戏剧冲突来看，它肯定不是最好的美剧。

但我喜欢这部剧的原因是，它表现的话题是非常少见的。我们看过很多职业剧，有关于律师的律政剧，有关于警察的，但关于英文系教师的，特别是以有色人种为主演的院系剧（department TV），好像找不到其他的例子。我自己是英文系的，会看很多国外同行的推特，我发现很多人在讨论这部剧，它把《高等教育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里热议的那些人文学科如何陷入危机的话题第一次以戏剧化的形式展现出来——原来大家可能在媒体评论中了解到美国英文系的种种弊端和危机，但这一次它们以一种很形象的方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会觉得有一种很强的共鸣感。

界面文化：电视剧中对一所虚构常青藤大学英文系的描述，你觉得符合真实情况吗？

但汉松：我个人觉得不能把它当成完全现实主义的美剧来看。剧中有相当多的反讽和比较夸张的再现，很像一出闹剧（slapstick），讽刺的口气很强，没有特别追求完全贴合英文系的真实情况。但它在合理的戏剧夸张当中触碰到了很多符合美国英文系实际生存状况的敏感话题。

比如几个小细节。英文系主任的办公室太大了，推特上有讨论说，系主任不可能有剧中女主角金智允那么大的办公室，院长有那么大的办公室还是有可能的。而且，哪怕是在常青藤大学，英文系主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位高权重，很多教授会轮着当，系主任的分量在剧中被夸大了。这个当然是戏剧需要，同时也有可能是因为编剧没有在大学任教的经历，其中一位好像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毕业，所以他们可能是透过学生对英文系校园政治的侧面了解，而不是真正从一线教师的经验出发创作剧本的。

还有一个细节是英文系教职人员的薪水问题。剧中的一个细节是，没有拿到终身教职的教师有7-8万美金的薪水，这对于很多美国大学来说是过高的。当然，我的微博评论区也有一些人留言说名牌大学是有那么高薪水，他们了解的可能是在斯坦福、耶鲁、哈佛、普林斯顿这种大学。美国有钱的学校和缺钱的学校收入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总的来说，英文系普通教师的收入还是较低的。

界面文化：你刚才说这部剧触碰到了现实生活中英文系一些比较关键的点，那些点是什么呢？

但汉松：我觉得这部剧主要表现了三个主题。首先，英文系教师之间的代际问题和老师与学生之间的理念冲突。

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是少数族裔在美国大学任教时面临的玻璃天花板。虽然平权法案会确保大学尽量提高少数族裔教员的比例，但《英文系主任》展现了少数族裔在美国大学的地位其实是微妙的。一个韩裔女性当英文系主任，这是该大学史无前例的，这个事情显得非常进步。但实际上，他们依然面临职业上的一些隐性歧视，比如说剧中的黑人女教师Yaz McKay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她深知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教师，表面上大家对你客客气气，可是白人同事往往只会邀请白人同事去家里喝酒，而当你是透明人，白人有白人的圈子，少数族裔有少数族裔的圈子，这个在校园里还是蛮真实的。

第三个是性别问题——金智允作为一位单身母亲和出色的学者，她如何平衡生活和职业？在担当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象牙塔的领导者时，她面临着怎样的性别上的压力或区别对待？男性当系主任，做成什么样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正常；但如果是一个女系主任，大家就会对你的领导风格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做得好就罢了，一旦做得不好就立即会感受到同事的不满。在最后一集里，金智允还是被罢免了，如果是Bill或另外一位白人男教授，可能不至于如此。女性作为领导者蛮微妙的，大家会觉得东亚女性在职场里通常是老好人（play nice）和“不粘锅”，一旦特别雷厉风行的时候，别人又会觉得你是亚裔特色的“母老虎”（dragon lady）。这里展现了美国社会对处于领导地位的女性/少数族裔是有双重标准的。

界面文化：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之前就这部剧采访了一位社会学系副教授，她也是一位亚裔女性。她讲到美国其实有一个现象叫“玻璃悬崖”（glass cliff），在很多情况下，当一个机构或组织非常动荡的时候会倾向于提拔有色人种女性到高位上。

但汉松：对，这相当于是一个定时炸弹，反正最后是砸在这个有色人种女性手里。所以这部剧一开始就象征性地表现了这一幕：金智允刚当上系主任的时候，志得意满地走进系主任办公室，一坐下来椅子就垮了。那张破椅子就是绝妙的讽刺。

02 从新自由主义治校方式到取消文化，新老教师、师生之间的分裂日益激烈

界面文化：金智允甫一上任就面对着整个系“生死存亡”的危机：因为课程不受学生欢迎，她需要努力向上级证明英文系存在的价值；开除“表现不佳的”教授；应对被上级强塞来开荣誉讲座的明星。你如何看这种新自由主义的高校行政系统和学术自由之间的冲突与张力？这是否已经给当下的人文教育造成了不良影响？

但汉松：我看剧的时候心情挺复杂的。美国的大学是新自由主义的大学，这已经是一个共识。从1970年代末至今，把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性的高校文化，对北美大学的影响非常深远，它让教育变成了一种消费——学生是消费者，老师则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一切都符合市场化原则。新自由主义最大的神话，就是市场——它带来的恶果之一，就是学生不再那么尊重老师，不再觉得老师是精神上的导师，而是按照个人需要付费选择的教育服务。

另一方面，什么样的教授更值得被聘用呢？除了肤色、平权法案这些因素之外，当然就是论文发表。剧中的Yaz之所以成为学术明星，是因为她是美国学术界顶刊《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的年度论文奖获得者。美国其实英文系博士生并不追求发表，如果你能在顶刊里发一两篇论文，博士毕业后就更容易在好学校里找到一个终身轨（tenure track）教职，几年后积累更多科研成果再去评终身教职。但是，这当中的逻辑是很新自由主义的：你是不是学校的宝贵资产，取决于你能够在学术发表市场进行怎样的学术生产，而且这种学术生产是可量化的。

但那些老派的教授，比如说几十年前评上教授的那批人，可能就不太追求论文发表，他们觉得自身的资质不需要靠论文来证明——有没有真才实学，讲两段乔叟、谈一谈梅尔维尔的《白鲸》，一个教授的水平就显示出来了。在电视剧中，你能感受到新自由主义大学对学术的干预：年轻学者致力于论文发表，不断地证明自己对学校的价值；老派教授固守文化传统，以不变应万变，相信经典的永恒，推崇哈罗德·布鲁姆式的西方正典看门人的角色。据我观察，新自由主义风格的高等教育体制也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中国的高校，我们的大学学术考聘体制也是市场化的，教师考核升迁看重论文发表情况，专业与学校排名也都是被高度量化的。

界面文化：美国学术界的多元包容问题显而易见是《英文系主任》致力于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这里的多元包容不仅指教员的种族、性别比例均衡，也指更多元的教学方式、课题内容和理论。你如何看剧中讨论这个问题的方式？

但汉松：这在推特上引起的争论非常大，在我的微博评论区也可以看到观点的对峙。我留意到几位美国非常有名的英文系资深学者都在社交媒体评论说，他们其实不是很认可这样“嘻哈改编《白鲸》”的课堂教育方式。以Yaz为代表的教育方式其实很市场化——学生喜欢什么、有什么需求，我们老师就倾听，让学生觉得课上能够获得一些很当下的东西，能够让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进步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可能会有一种道德上的自以为是（self-righteousness）却不自知。

剧中有一个细节：梅尔维尔是“美国的莎士比亚”，一般的授课方法都会提及他作品中的《圣经》隐喻、文学风格等等，但有一个学生就问，可是他打老婆这事怎么说？梅尔维尔是厌女症吗？看到这里很多熟悉美国大学教育的观众可能都会哑然失笑。因为最近一些年，的确发生了各种类似的荒唐事，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英文系学生请愿，要把系楼里巨幅莎士比亚肖像撤掉，换成一个并不太出名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还有一个几年前的新闻，西北大学的一个音乐系学生要在课上抵制惠特曼，因为他在晚年的书信中表达过对黑人的负面看法。

在美国政治正确的大氛围下，英文系往往是最讲自由主义、最进步的群体，热衷于从美国文学中找到“老白男”和帝国主义、压迫性父权之间的共谋证据。在某种意义上，Yaz的教学固然很受少数族裔学生的欢迎，但确实是迎合了某种文化政治的需要。对于她的教学理念，一方面很多年轻教师会觉得这是对的，应该对教学方法有所创新；但另一方面，老教师都会觉得课堂教学不应该一味迎合学生，老师绝不只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

年青一代和老一辈教师的教学风格分裂，在美国大学里还挺强烈的。我去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做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本来很希望能够在英文系旁听他们的美国文学课，结果压根没有一门课叫作“美国文学”，既没有“19世纪美国文学”、“20世纪美国文学”或“当代美国文学”课，也没有专门研究梅尔维尔、福克纳、海明威这样美国经典作家的专题课。有一门课我印象深刻，名字叫“如何用小说来寻找正义”，选择的是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主要是研究文学是如何促进民权事业的。虽然还是讲美国文学，但视角不再是文学正典，而是文学与进步政治的关系。

界面文化：《英文系主任》还通过呈现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冲突探讨了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年轻人是否越来越容易“上纲上线”是近年来争议颇多的问题。你怎么看剧中对取消文化给出的答案？

但汉松：《英文系主任》中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角色就是Bill，他“完美的堕落”是剧中最大的戏剧冲突，因为在课堂上做了致敬希特勒的手势，就跌入了社死的深渊。虽然这个剧情可能略有夸张，但在美国大学——尤其是自诩为自由派大本营的英文系——“政治正确”的确是一个达摩克利斯之剑。Bill的情况触犯了“政治正确”的禁忌，这里没有任何反讽的模糊空间，所有人都需要“非黑即白”地站队：你到底是支持自由的，还是不支持自由的？即使一位教授有终身教职，但这些红线是不可触碰的。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由于在一次会议上说女性在理科方面天然地处于劣势而被迫辞职即为一例。在美国高校就是如此，一次课堂上的无心言论，可能会让你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菲利普·罗斯的小说《人性的污秽》对这种虚伪的校园政治有过尖锐的刻画。

就我个人而言，取消文化挺让人焦虑的，我认为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反自由主义（illiberalism）。自由主义原本应该是左翼引以为傲的价值观，可现在的情况是，在美国文化政治光谱的左右两边都出现了反自由主义的倾向。取消文化的背后是一种非黑即白的摩尼教思维——你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拒绝思考语境。它和特朗普（以及支持他的极端民粹主义）在立场上看似位于光谱的两端，但实际上它们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这部剧中着力很深的一点就是要去讽刺美国大学校园中的取消文化。但我觉得稍微有点过犹不及，整个剧把大学生刻画得呆头呆脑的，学生都是千人一面，像复读机一样吐出各种政治正确的言论，这其实是一种漫画式的脸谱再现，把取消文化变成了大学生的一种膝跳反应。我依然愿意相信，美国英文系的学生是多元化的，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界面文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语言学系教书乔治·莱考夫在《道德政治》一书中指出，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高校其实就在各种社会运动的影响下吸收各种自由主义理论（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种族歧视等等），以至于当前人文学科中最好的研究其实是由自由派政治的道德性议题主导的。但《英文系主任》似乎又告诉我们，当下的学生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体认太过强烈以至于他们无法容忍与之有丝毫背离的观点。我有些不适的地方是，这种叙事似乎是在暗示某种右翼思想的合理性，即“白左太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在摧毁文化根基。你对此怎么看呢？

但汉松：这是一个特别难拿捏的东西。我觉得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美国的平权法案是基于漫长的种族歧视和种族暴力的历史，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对于种族问题的强烈立场，这也客观上形成了一道维护平等正义的屏障，让一些种族主义的表达被扼杀在萌芽中。这是它特别重要的一面。很多人都在批评滥用“政治正确”不好，但如果没有保护少数族裔、弱势群体的“政治正确”，美国大学的校园生态可能会更糟糕。

所以问题并不是不要“政治正确”，而是如何在这里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艰难任务，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被第六集感动的原因。金智允被撤职之后，去教一门诗歌课，这时她周围的学生不再是激进的示威者，而是愿意和她一起徜徉在文学之美中的门徒。看到她教诗歌时的那种享受，你会觉得她在学校的所有酸甜苦辣是值得的。Bill也留恋校园，他拒绝接受校方调解，执意要打官司，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未来继续在大学任教。剧中英文系的各位老师尽管立场各不相同，但他们始终认可一点：用文学去教育学生，这是维系英文系生命的一股能量。办公室政治、校园政治固然是令人讨厌的，但正是在讲台上，老师可以带领年轻的读者去感受文学作品的永恒魅力。虽然剧里有很多讽刺，但最后体现出来的，仍然是老师们对教学沉甸甸的挚爱，尤其是对文学本身的挚爱。

界面文化：从更大范围来看，因为讨厌一个人的观点就要想尽办法令其噤声甚至身败名裂，这种情况也不止出现在美国。这种不宽容的时代氛围是如何形成的呢？

但汉松：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流行这样一种不宽容、偏执、促狭的反智主义。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身份政治，比如性别身份、族裔身份等等。身份政治是一种基于差异的知识生产方式。如何确立身份？其实就是不断去区分、分化——最后变成美国大学里黑人研究非裔文学、东亚学生选修东亚研究课、女性上文学与性别的课、LGBTQ群体做酷儿研究。美国这样的社会里允许多元声音出现，但最后它演变成了一种小圈子游戏，彼此互相不倾听。身份政治过于强调维护独异的身份，往往会模糊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当学术思考必然伴随着差异性的标签，也就变成了一种站队的游戏。身份或同一性，其实是一种压迫性的存在。

另外一个原因是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差异政治，一旦坚持极端民族主义，最后就会变成反移民、反少数族裔、制造他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往往热衷于“猎巫”，制造出一个共同的外部敌人来显示共同体的团结。在这一方面，身份政治和民族主义是不谋而合的。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现在学术界也提倡重回法兰克福学派，重读阿多诺、霍克海默、霍耐特。阿多诺作为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被认为是左翼学者，但耐人寻味的是，当六十年代德国出现学生运动、要占领校园的时候，他却是站出来反对。阿多诺当然是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的，但是他反对学生那种极端的反体制、反文化的方式，因为这些学生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他们其实对资本主义文化、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是缺乏了解的。1960年代欧美学生运动中的一些底层思维，其实和《英文系主任》中那些示威学生是有些像的。

回到法兰克福学派，其实文化马克思主义是相当深刻复杂的思想资源，我们在这当中看到是人类超越族裔和性别的一些共同联结。在族裔和性别之外，阶级也很可能是我们当下一个重要的思考路径。在全球化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时代，把莎士比亚肖像画逐出英文系大楼、大学校园里为照顾跨性别者而用“心理性别”区分男女厕，所有这些校园政治的斗争可能会变成一种收编的手段，让我们陷于这些身份差异的争执，而看不到资本主义更本质的结构性不平等。

界面文化：我也承认比较好的解决之道去强调人和人之间的共性，但是我不觉得回到阶级的单一维度是合适的。我觉得交叉性很重要，阶级、性别、种族的三位一体，更好的方式是把它们融合起来去看问题。

但汉松：对。我所说的“阶级”不是那个特别意识形态化的阶级范畴，现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承者在讨论阶级概念时会对其进行意义改造，让它不仅只有政治、经济的意义维度。但我完全认同你的说法，激活对阶级的认识，不是说要把关于性别和族裔的概念排除在我们的思考之外，而是说希望它们能够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相互撤销。

03 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能让我们获得对后真相时代的免疫力

界面文化：相比之下，中国大学的英文系和美国大学的英文系有哪些相似之处或不同之处？

但汉松：两者表面上看，好像有很大的错位——他们的英文系更对标我们的中文系——但一个很大的共通点，其实是“都站在了悬崖边上”，都有一种浓厚的末日感。人文学科的危机在美国已经讲了不止一天两天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文科面临的尴尬局面就是经费不足，文科中首当其中面临经费削减的，正是英文系。所以英文系在美国大学体制里是一个特别有危机感的机构，一直处于挥之不去的末日氛围中。我访学的时候旁听过他们系里的会议，和剧中演得差不多，讨论的首要问题就是选课人数下降，经费不足。大家觉得英文系必须要教“有用”的东西，文学肯定“没用”，于是很多大学就挖空心思开设各种各样的应用文写作课——金融写作、保险写作、法律写作。如果选课人数不够的话，学校给的资金或捐款就会减少。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学经费不足所辐射出的末日感，在美国文科院系是非常强烈的。

中国的情况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有国家财政拨款，旱涝保收，不至于像西方国家的大学那样市场化运作，不讲情面。但招生不足的问题，在中国大学的英文系里同样存在。国内不少综合性大学都在推行大类招生，即学生入学后先不分专业，鼓励学生跨学科修课。但最后的问题就是，一些优秀的高分学生可能不愿意去读语言类专业。如果缺乏优质生源，中国的英文系（更多被习惯性称呼为“英语系”）在学校里的合法性就会成为问题，然后学科排名退步、给学校的学科贡献减少，最后学校也会减少经费资助。所以简单来说，中国大学的英文系和美国大学的英文系都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在工具理性至上的消费社会，两者都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大家都发愁如何让自己变得“有用”，如何说服学生和家长，让他们相信这是毕业后能“吃到饭”的专业。

界面文化：但中国大学的英文系和美国大学的英文系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它本身就有强调实用性技能的一面，比如会融合翻译、语言学等等。

但汉松：你说的没错，美国大学中文学和翻译、语言学是不同的科系，实际上它们的学科属性也确实差异巨大。国内情况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建国后学习的是前苏联的高等教育体制，把语言学、翻译等都放在了英文系里。而且，中国目前办学规模最大的专业，其实就是英语专业——几乎每个学校都办。可能因为之前外语类毕业生比较好就业，所以中国英文系的体量特别大，不仅总体学生人数多，而且老师队伍也庞大，因此就存在船大难掉头的问题。如果将来英文系越来越冷门，英专学生锐减、毕业生就业数据难看，就很可能意味着有大量英文系的师资面临着转岗，同时严格的学术考核体系也会让青年教师更难以晋升。这是我们的英文系危机感中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地方。

界面文化：刚才我们聊到了美国大学英文系新一代教师把新的教学方法、新的理论引入课堂的问题。在你的教学经历当中，国内的英文系有受到这种新思潮的影响吗？

但汉松：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影响。中国的英文系想在大学学科建设中有存在感，就需要把时髦前沿的文学理论引入到研究和教学当中。金智允在剧中不乏骄傲地说，“你知道最近三十年，英文系的学术期刊上都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吗？有情感理论、生态批评、数字人文、新物质主义、图书史。”她说的这些，就是国内英文系青年学者乐而不疲地去学习的东西，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加持，你就申请不到好的项目。一份好的社科项目申请书的前提，就是你的学术前沿性如何。所以当然要和国外英文系的最新研究接轨。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理论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过一股理论热，德里达、福柯等人把法国思想带到美国高校，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但新世纪之后，那些理论大师渐渐退场，我们出现了一种“理论之死”的焦虑。大家不知道接下来要追寻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而且，现在很多在海外获得文科博士的年轻学者毕业后回流到国内高校任教，所以这种理论同步性还是挺高的。

界面文化：你作为一位英文系老师，如何看待这种理论热，或者说如何看待解构文本和欣赏文本之间的关系？

但汉松：我认为，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要区别对待。南大的优秀本科生往往很有野心，他们阅读面广，热衷于各种理论。这些年轻人写学期论文都很“内卷”的，动辄引用德勒兹、德里达、福柯或拉康。但我自己教英美文学的时候，还是觉得如果学生缺乏足够的阅读积累，不应该去多谈理论。如果你连《白鲸》和《荒原》都没有从头到尾读完，却热衷于批判梅尔维尔有厌女症、艾略特是恐同，这有什么意思呢？那相当于把文学欣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它是一种对文学文本非常机械暴力的拆解。这些作家到底是不是厌女症或种族主义者，这当然也重要，但归根结底，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文本当中写了什么，他们的文学作品有怎样的审美维度。所以我特别鼓励学生用去细读文本，本科生阶段理论并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先看懂，先有感受。

但研究生阶段，特别是博士生，就不同了。在中国高校，博士生如果没有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过论文，是拿不到毕业证的。而现在的期刊生态是，如果你缺乏好的理论概念包装，论文是无法发表出来的。所以，研究生的确需要了解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不断揉捏掰碎了放到自己的文本解读中。这就变成了一种“生存技能”，没有真不行。

我在教学中还是希望能兼顾。我不像一些老一辈的学者那样完全排斥理论，看到理论大词就翻白眼，觉得这些全是装腔作势。我是想取得一个平衡点：文本要亲力亲为地去细读，但也要知道最新的理论方法。我一直觉得，文学理论还是挺重要的，很多人论文写得不好，不是理论本身的错——德里达，拉康、德勒兹这些人本身的文学造诣是很高的——而是我们使用理论的方式过于机械功利了，造成我们对文本的不求甚解。

界面文化：你认为英文系在当今的存在价值是什么？

但汉松：剧中有一句台词，大意是说，大学教授能够给学生中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免受各种胡说八道（bullshit）的荼毒。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阅读文学作品就是在不断地训练自己的审美判断、思辨能力和对道德复杂性的认知。在不断走进那些伟大文学作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对这个后真相时代泛滥的各种胡说八道产生免疫力。我认为，这个是英文系存在的最重要价值。

在英文系，我们能学到的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东西，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近四五百年来的崛起，也能让我们更好地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各种弊端。同时，通过在英文系的学习，你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认识中国的人文传统以及中国未来的文化命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英文系早就已经是一个文化多元的存在了，这里既有西方文学的经典，也开始强调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取向，打破简单的国族概念。

所以，我认为，在中国追求文化主体性的当下，英文系对我们的高等教育来说依然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乔治·斯坦纳有一句话特别好：如果你不懂外语，就无法真正理解你的母语。同样，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如果你不了解西方文化，恐怕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

我始终认为，文学经典具有超越时代和国族的力量，它不独属于某个国家、某种语言，或地理意义上的西方/东方。在这个意义上，我还是蛮相信哈罗德·布鲁姆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