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有学者提出应反思中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其理由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增强了“民族”自我意识，有导致“民族”集团政治化的风险。相关学者还认为，五十六个“民族”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误区，应以“族群”替代“民族”，采取在“中华民族”下有五十六个族群的论述。

相关学者还指出，从历史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凝聚主要是靠“文化化”，也就是“教化”，而主要不是靠政治化和军事化，所以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之辩，没有种族之争的内涵。后来走向民族区域自治，主要是不顾国情向苏联老大哥取错了经，而苏联解体的事实表明民族区域自治模式所蕴含的风险，应及时改弦更张。

那后民族区域自治时代改如何处理民族，不，族群关系呢？相关学者提出在警惕西方将国际族群问题政治化图谋的同时，应借鉴美国的“政治一体，文化多元”的模式，即在政治一体和政治统一的前提下，将族群去政治化或文化化为亚文化群体，也即把族群问题转化为多元文化的问题。

应该说这样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所谓“新天下主义”叙述近年来在知识界颇为流行，反映了学界发掘传统政治文化资源，改造性整合国际政治范式，进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雄心和诉求。然而遗憾的是，在看似自洽的关于过去、现实和未来的三段论中，每一段论述都有不少误读：历史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维系，主要是一个文化事件吗？“教化天下”更多是政治理想还是更多是历史事实呢？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仅仅是模仿苏联民族政策吗，它和满清以来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延续有着什么样千丝万缕的关系？美国的“政治一体”主要是指没有少数族群“区域自治”吗？美国的“多元文化”成功“回避”了族群政治和冲突了吗？

历史上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始终包含着现实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文化的冲突，中原政权和游牧民族政权周而复始的战和循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汉唐盛世是在击败匈奴和突厥的军事胜利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靠“教化”之功。而一旦中原政权式微，“天下”分崩离析，少数民族游牧政权便卷土重来，以“胡”乱“华”。其中一些政权确实出现了“汉化”的过程，但这更多是一种出于现实统治需要的、欲同时把握游牧与农耕两种资源的选择，是政治导向下的主动“文化化”的过程。这与西迁的突厥语诸民族对波斯、阿拉伯和拜占庭文明的借用，以及欧洲“蛮族”对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借用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人们却很少说现代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形成是后者对前者“文化化”的结果。

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更多时候是面对外族入侵威胁时的一种文化防御战略，朱熹等人高举这个旗帜正是宋朝面临强邻环伺屡战屡败局面的结果，更多反映了被文化化或文化纯洁性被“玷污”的恐惧。而能够入主中原并打造多民族国家的异族政权，每每喜欢用疆域扩大也即“天下性”的法统来降服“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道统，这在多尔衮对史可法和雍正对曾静的论辩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中心文化“泽被四方”的观念其实正是大汉民族主义的一种折射，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是诸多民族碰撞交流共同构造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所谓“华夏文明”很多时候不得不进行文化空间让渡和妥协，所以才有发端于日本和朝鲜而又为汉族知识分子心心念念的“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

中国稳固的现代意义上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要到清朝才得以大局初定。在国家缔造过程中，清朝统治者既自诩文治，亦不讳言武功，乾隆便自称“十全老人”以彰显自己“平准部”、“平回部”以及拿下大小金川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等十全武功。

而有清一代的文化整合，也呈现明显的双元化特征，表现为在中原本部认同儒家文化确立政治合法性，而在外围地区或者按政治正确的说法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而又被清朝统治者重新纳入版图的地区，其文化整合和笼络的机制主要是藏传佛教与草原游牧文化传统的结合。

与此双元文化体制相对应的双元政治体制，即在中原本部实行传统的内阁六部制加军机处，而以理藩院为主来对外围地区进行统治，具体手段包括册封、设置驻地大臣和将军等。此外，清朝皇帝每年一度的避暑承德，也被视为对草原会盟传统的延续，此时皇帝又拥有着“大汗”的身份。

当然关于双元体制是否区隔严明，以及仪式性与有效性哪个更多的问题，在学界也有不少争论，其中尤以柯炳棣和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之争为人瞩目。

不过双元体制不仅体现在理藩院和内阁六部的分工，也体现在理藩院与礼部的分工上，后者更多负责处理儒家文化圈的宗藩关系，这也充分表明双元文化的考量。

当然，这种双元体制行至清末就面临来自内外的双重挑战，清王朝及后续政权对其的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