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中国人的印象中，日本色情产业发达，可以说得上是色情大国。人们也常常在日本大众文化里看到色情的呈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认为这是某种心理“变态”。事实果真如此吗？“变态”这个标签是否阻挡了我们思索更深层次的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李永晶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并且对此做出了解读。在《变异》一书中，他带领读者领略日本文化与社会呈现出的“色情”现象，探究这种现象背后是否隐藏着日本的独特原理。

《变异：日本二千年》是以李永晶日本三部曲”的第二本，之前曾出版《分身：新日本论》。《变异》以日本文化关键词为线索，引导读者理解“日本的变异”，建立一个理解日本的框架。长期以来，日本文化被往往视作是接受中华文明哺育而形成的，中国是老师，日本是学生，但日本的一些现象，包括色情在内，其实偏离了中国人心目中的“常态”。李永晶在这本书里提醒读者，日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共同体，有着自己的生存处境，中日之间不同才是“常态”。思考日本的色情文化与产业现象，也是思考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人类社会固有的一大现象。

《色情：日本风月文化的本质》（节选）

文 | 李永晶

对今天日本的大众文化略加浏览，人们差不多会有这样一种印象：日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色情大国，有着异常发达的色情产业。这个产业的商品有多种形态，比如，城市中各种被称为“风俗”的花街柳巷、书店及便利店大量出售的含有色情插页的杂志、各种描写风流韵事和情爱的文学作品以及漫画、每年大量生产的AV电影等，共同构成了日本的风月文化。闻名世界的“女体盛宴”——以女性身体为食物器皿的宴会——可以说是这种风月文化的极致表达。如果说日本的色情文化是“变态”的，那么“女体盛宴”就是“变态”的“现行犯”。

“艺伎”也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个标签；它是一种在宴会上以高雅的舞蹈、音乐与歌谣为客人助兴的传统职业。艺伎的另外一个说法是“艺者”，它的读音早在19世纪就成了英语单词；它在今天的存在更是强化了日本是情色大国的印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1899—1972）的名著《雪国》与《伊豆的舞女》，描写的正是“艺者”的恋情。此外，在今天被视为日本绘画艺术代表的传统浮世绘，尤其是其中的“枕绘”（春画）的夸张、奇异的画面感，同样给人造成了日本文化是色情文化的印记。

日本著名的哲学家九鬼周造（1888—1948）更是从艺伎的生活中提炼出一个“粹”字，以刻画日本风月文化的本质属性。这个“粹”字，同作为美学原理的“寂”一样，也被认为是一种原理，含有诸如“媚态”“妩媚”“风流”“气魄”“达观”“脱俗”等多重含义。这些含义的根源都可以在日本的艺伎身上发现。其实，九鬼周造的母亲就是京都的一位有名的艺伎，在京都大学工作期间，他自身也经常出入京都著名的艺伎区祗园。

上面介绍的这些现象其实还只是一小部分。那么，日本文化在类型上可以说是一种色情文化吗？我们如果只是停留在现象的观察层面上，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很多现象同样可见于其他社会。同样，关于日本色情文化的想当然的看法，尤其将其表现形态简单描述为“变态”，更会妨碍我们对人类事务和自身本性的洞察。要理解这个话题的严肃性，我们就要从原理上去分析日本的色情产业为什么发达。

01 “色情产业发达”的三重含义

说日本的“色情产业发达”，其实包括三重含义 ：第一，日本文化是“色情的”，相当于给日本的社会属性贴了一个具体的文化标签；第二，色情成为一种“产业”，变成一种经济行为；第三，“发达”，也就是说和其他社会相比，日本与色情相关的产业规模巨大、商品品质优良、从业人员数量众多。从这三个角度来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日本风月文化的本质。

首先，说日本文化是色情的，这一判断的前提是其他社会不是色情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认。比如，大约成书于16世纪明朝的小说《金瓶梅》，被认为是人类史上色情文学的代表，里面有大量的情事描写，在道德家看来简直就是“淫书”“淫秽”的代名词。但在很多文学批评家的眼中，这部小说与《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并称明代的“四大奇书”，其思想和艺术成就唯有后世的《红楼梦》方可比肩，甚至有人说后者脱胎于前者。这意味着文学或艺术作品中的色情描写或表现，可能不是重要的问题 ；我们也无法单纯从现象上界定一个社会是否热衷于色情文化。

诚然，现代日本的很多作家在其作品中都以各种极致的笔触，描绘了人间形形色色的爱欲。当我们初次读到这些作品中的一些非常奇葩的桥段或露骨的描写时，很容易惊呼小说中的人物“变态”。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讨论，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些作品在中国的人气却也一直处于满格状态。比如，日本“官能小说”的代表作、渡边淳一（1933—2014）的《失乐园》在中国已经出版了多个译本，人气长盛不衰。日本的“AV女优”苍井空在中国也非常有人气，粉丝们称其为“苍老师”。如果从色情文化的消费市场而不是生产者的角度来看，那么说哪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色情的就有点站不住脚了。

当然，今天日本社会中各种风月场所的存在，似乎在提醒着日本文化的色情属性，但这仍然不是本质的问题。我们如果把目光投向西方社会，会发现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就详细介绍了古代西方对快乐、对肉体享乐的追求。其实，色情所指涉的现象内在于所有的民族和社会，认为日本或日本文化是“色情”的这一说法并没有根据。

同样，日本色情的第二层意思，即认为色情的产业化是日本特有的，这同样不符合事实。色情的产业化本质是指“性”的商品化，这更是一种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在德国、荷兰等国，性商品化的最古老的方法（亦即“卖春”）还受到法律的保护，是一种合法的职业。在制度史上，这个获得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的制度叫“公娼制”。现代大多数国家都废除了“公娼制”，但非合法的“私娼制”却屡禁不止。这一现象同样说明了娼妓现象的本质不是文化意义上的色情，而是“卖春”与“买春”二者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易。如果法律对此加以了禁止，那么相关行为就成了非法交易。

不过，传统日本的色情文化非常发达却也是事实。传统日本社会实行公娼制，场所称为“游廓”或“游里”；在江户时代，江户的吉原、京都的岛原等都是有名的风月场。这种文化高度发达的一个标志，就是“好色”被提高到了“道”的层面上，“色道”——“世人与游女发生的风流韵事和性爱之事”——由此诞生。藤本箕山于1688年撰写的《色道大镜》被认为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而稍后出现的柳泽淇园的《独寝》，在阐释上则更上一层楼。据此，有学者感叹说，“纵观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妓女像江户时代的艺伎一样，对本国文化起到如此重大和显赫的作用”。日本文化的评论家从中看到了“积极的文化创造”，看到了“性欲美化的道场”或者“恶的美学”——对堕落、邪恶的审美观照——的诞生。在今日日本文化呈现的色情表象的背后，有着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基于自己的理念，在1946年1月20日下令日本废除公娼制，日本这一古老制度才开始走向终结。其实，在占领军进驻日本时，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保护一般女性的贞操”，特意成立了一个名叫“特殊慰安设施协会”的组织，负责给美国士兵寻找娼妇。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日本政府却有工夫办这件事，说明公娼制观念在日本并未遭到彻底消除。

如此看来，我们只能在第三个层面，即“发达”的意义上来谈日本色情文化的特殊性格。这个产业发达的本质究竟意味着什么？

其实，日本色情产业的本质与发达的逻辑，正是现代日本产业自身发达的本质与逻辑。比如，日本每年制作的大量AV电影，本质上就是性行为的表演与商品化。如同其他日本工业制品因其高品质而博得世界名誉一般，日本的AV同样凝聚了这个行业固有的匠心和思想。不过，这个显而易见的解释可能还无法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日本色情产业与文化呈现出的那种极致的表现，尤其是在观察者眼中堪称“变态”的那部分现象，是否还有日本特殊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们还要从前面谈到的性的商品化谈起。性的商品化虽然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但在今天，它的正当性并非不证自明，甚至可以说岌岌可危。人们通常认为它是男权社会的产物，是男性对女性压迫的一种手段和表现。当代日本的色情产业非常发达，虽然并不意味着日本没有法律限制，但问题也出现在这里。

前面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军出于基督教清教徒的禁欲主义理念，要求日本废除公娼制。日本的政治精英对这个命令并不陌生。实际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一部分精英出于“文明开化”的目的就一直在推进废娼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文化中传统的性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下，谋求文明的精英们开始将肉体关系视为不洁和低劣，将日本传统文化中作为“神圣的好色”的性从神圣的领域贬低为兽欲的范畴。

由于这种传统性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影响，日本反对废娼的势力也一直非常强大。在占领军当局发出废除公娼制的命令后，双方展开了博弈。1956年，日本最终通过了《卖春防止法》，在法律上正式对公娼制下了禁令。不过，这个法律是一个多方妥协的结果，留下了大量灰色的空间。结果，在“法不禁止即允许”这一法律观念下，传统观念与习俗中涉及色情的要素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要言之，当代日本色情文化中的一些做法与呈现，实际上继承甚至是发扬了传统社会当中的观念和习俗，它们在其他国家可能已经被现代法律禁止了。从现代人的角度看，日本的大众文化自然呈现出一种风月上的异色。

但这仍然只是事实的一面。法律法规的宽松固然可以解释色情产业生态的多样性与繁荣，但还未触及日本文化何以将色情的表现推向极致的原因。实际上，现代的欧美国家在性的商品化、性文化领域的法律规则，很多都比日本还要宽松，但在欧美人的眼中，日本的漫画和影视节目中的情事表现更具有“淫秽”、“色情”、“猥亵”的特征。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解释这种反常现象时，同样注意到了日本法规的特殊性：日本影视节目的伦理条款对隐私部位表现尺度的规定比欧美更加严格，结果在实践中却造成了意外的效果。她这样写道：

在日本不仅仅是裸体照片，包括漫画、成人电影在内的所有涉及性的视觉表现的体裁，由于将性器官及其周边部分列为禁忌，反而激发了这方面全部的想象力（也被称为“劣情”），为视觉表现增加了——如果可称其为“精致”的话——文化的精致程度。其中，的确存在着艺术至上主义的作品群，它们将女性身体还原为造型上、审美上的对象。与日本裸体艺术达成的文化成就相比，美国的裸体表现由于“性解放”的原因，反而更呈现出写实的特征。

上述说法并不难理解，它让我们想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的“压抑—升华”学说，即艺术的本质来源于性的压抑。不过，从文化表现上看，“压抑”并未导致更多的民族在情事表现上呈现如此高的水准。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某种日本特有的元素在发挥着作用。上野千鹤子也注意到了法律压抑说的局限，在一本研究日本内衣文化的著作中，她曾这样写道：

与现实相比，想象总是更为色情，这方面的事例，就是连环漫画中交欢场面的留白。在日本生产的黄色刊物中，它是最让人感到淫秽的事例，应该说是日本文化达成的极致。它所产生的那种让人怦然心跳的效果，远远超过了浮世绘中以精细的线条描绘的春宫图。……在画面的留白之处，读者其实是在看着他自己非分的妄想。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循环 ：所谓的淫秽，就是读者感受到了自身的淫秽。对于自我意识而言，没有比自己正在进行的意淫更为色情的。

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色情文化在日本发达的心理学机制：日本文化的生产者在使人产生“妄想”这一点上堪称出类拔萃，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民族达成的水准。而当这种能力用于色情文化上时，人们就看到了那些反常画面，也就是人们一般所言的“变态”。这是一种深层的解释。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事例，即谷崎润一郎在小说《疯癫老人日记》中展现的经典片段。这部小说早已改编成电影，很多人对情节可能都不陌生，但那种涉及主人公“妄想”的部分，则非笔墨而无法形容。

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卯木督助的耄耋老人，疾病缠身，需要靠药物维持生命。他坦白说，自己依靠对食欲和间接感受到的情欲乐趣活着，后者是指他自己的“恋足癖”。飒子是他的儿媳妇，有着让他崇拜不已、屡屡陷入意乱情迷的一双美足。卯木还喜欢心眼坏、刻薄的女人，于是飒子就成了他调教、引诱的对象。他故意挑拨飒子和婆婆之间的关系，而飒子将计就计，让老人数次在她的脚上得到了慰藉，自己则获得家庭内的权威以及金钱的回馈。至此，小说的叙事已经超过了很多读者能够接受的伦理道德的极限。

这些让人感到震惊的行为当然还不是终局。在和飒子去京都选择墓地时，老人做了一件怪异的事：不辞辛苦、不厌其烦地反复制作飒子的脚掌拓片，飒子不明所以，只是倾情配合老人的各种要求。最后，老人在自己无法忍受秘密的人类本性面前败下阵来，向飒子坦白了他的欲念：根据飒子的脚印制作佛足石，将她的容貌雕刻其上，自己死后埋骨其下。谷崎润一郎对老人决定向飒子说出秘密时心理活动的描写，极尽妄想之能事：

我想看到她喜不自禁的满面笑容。……我生前对她盲目溺爱，如果死后想对她报复一下，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当她踩着石头，感受着“我把那个耄耋老头的骸骨踩在地底下” 的时候，我的灵魂也在某处活着，感受着她全身的体重，感受疼痛，感受她脚心细腻肌肤的光滑。我死后有这样的感觉，不应该没有感觉。同样，飒子也感觉到我的灵魂在地下满心喜悦地承受着她的体重，或许还能听到骨骸在地下咔嗒咔嗒发响，互相纠缠、欢笑歌唱、互相摩擦的声音。不仅仅是她踩踏石头的时候，只要一想到存在着以自己的脚掌为原型的佛足石，就会听见骨骸在石头下哭泣的声音。我一边哭泣一边叫喊：“痛、我痛！但是我快乐。无比的快乐，远比我活着的时候快乐！”我叫喊：“再使劲踩踏，再用力踩踏吧！”

谷崎润一郎被誉为日本唯美派作家的代表，日本政府还授予其“文化勋章”，以表彰他杰出的艺术创造力。我们从上面的引文中已经看到卯木老人对自己死后情境的登峰造极的幻想与臆想。这其实既是作者炉火纯青的文学艺术的呈现，同时也是作者自身惊世骇俗的心理“变态”的现场。

当然，这么说的目的不是要论述谷崎的文学成就，而是因为我们在此捕捉到了日本色情文化“发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文化的创作者们有着突破或者说有意“触犯”生死与伦理禁忌的倾向与能力，并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将这种观念展现出来。

其实，日本传统文艺作品在涉及爱欲时的伦理色彩本来就非常低，甚至付诸阙如。比如，江户时代著名的小说家井原西鹤（1642—1693）创作了以《好色一代男》为代表的一系列称为“好色物”的艳情小说，被视为日本古典小说一座新的高峰。文艺批评家阿部次郎曾经评论说：“在他的作品中，天生俊美的男女只按照美的冲动而行动，而作者对这种美也抱有充分的理解态度。”作品中的人物对于人生、对于他人没有严格的伦理意义上的责任感，“不仅如此，作者也极其宽容地忽略了这种责任感。”这种文学观念无疑会让习惯于“礼义廉耻”“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读者感到非常不适应。

因此，古代日本社会对男女情事的某种神圣性的崇拜、传统通俗文学作品中伦理道德说教的缺席、现代法律规制的相对宽松，以及文化制作主体拥有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共同造就了今日我们所见的日本文化的风月特征。有人将这种艺术表现称为“变态”，有人则将其称为“恶的美学”，视其为日本文化的一种极致。

02 爱欲与文明

上述说法是否意味着日本社会不够文明？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让我们暂时离开日本这个事例，站在理论的层面上审视一下爱欲与文明的问题。众所周知，性商品化的对象主要是女性，而消费者主要是男性，这有损现代社会男女平等的原则以及女性的尊严。因此，对性的商品化进行法律管制就是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在另一方面，性商品化实际上还涉及“色”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而不仅仅是法律和道德观念的问题。对此，很多思想家都有过严肃的思考。

比如，恩格斯（1820—1895）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名作品中，就花了大量篇幅讨论诸如性爱、性自由、娼妓、家庭、婚姻制度等涉及女性地位的问题。他对资产阶级的家庭观念有一个脍炙人口的说法 ：“妻子和普通的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恩格斯的意思是说，只有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妻子才和娼妓不同，夫妻之间才会有真正的爱情。换言之，他认为只有消灭了意味着私有制的财产关系，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才能消失，欲望才能转换为爱情。显然，恩格斯这个富有颠覆性的说法同时也是他的文明论。

人们当然不会完全同意恩格斯的看法。现代人毕竟都生活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特定的财产状况中，而且，很多人无论如何都选择相信爱情以及相信爱情并不是虚构的，这也是事实。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里无法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但我要说的是，在思考日本色情产业的发达与它高度的物质文明之间的关系时，恩格斯的说法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对色情的角色加以定位。

再比如，法国思想家乔治·巴塔耶（1897—1962）在《色情史》一书中讨论了色情和人类理智的关系。他将人类的性行为放到一个总体性的框架中去考察，认为人类的色情与理智“互相补充，地位平等”。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色情这一人类的性欲活动实际上受一套严格的观念上的禁令所制约，人们借此将自身和动物的性活动区分开来。这套观念上的禁规就是所谓的“禁忌”，人们因忌讳避而不谈；比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乱伦”就被视为一种典型的禁忌，“死亡”同样也是典型的禁忌。禁忌是宗教观念与宗教仪轨的核心准则。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文明就是这些“禁忌” 所划定的规则以及人们对这些规则的遵守。

当巴塔耶将“色情”视为与理智等同的人类属性时，意思是说色情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的本性，并没有“淫秽”“纵欲”等消极的现代含义。实际上，这种色情观最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得到了全面的揭示和呈现。比如，美国文学评论家莫德尔（1885—1953）就继承了这种理论，他从大量的文学作品甚至《圣经》中，发现了这种色情欲望的广泛存在。他认为，人们的心中都有色情的欲望，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欲望，人们不愿意公开承认，但又会以各种方式表达各自的兴趣。因此，“说到底，文明只是一种虚饰，许多人只要稍加诱惑，内心的野蛮激情就会被激发起来。这种情绪始终存在于我们的无意识中，所以它为作家提供了一种虽然危险，但很有吸引力的创作素材。”

这些理论家对人类色情现象的精辟分析，无疑会丰富我们对现代日本的风月文化以及现代日本文明的理解。日本风月文化的创作者们无与伦比的“妄想”能力，的确给日本的文化涂抹上了色情甚至“变态”的色彩。其中，他们突破为大多数人所共享的伦理禁忌，在作品中展示出的高度艺术化的“反社会”特征，正是让很多人惊呼日本文化“变态”的核心秘密。但就其本质而言，是否将日本色情文化的极致表现称为“变态”乃至“病态”，其实是在考验着人们对自身本性以及文明本性的认知。

由于现代日本往往给初访者造成色情印象，人们很容易认为色情是日本文化的本质现象。但我们的分析表明，日本的色情文化并未表明它背后存在着特殊的原理。我们至多在文化创制者的身上，发现一种出色的想象——包括“空想”“联想”“遐想”“幻想”“畅想”“妄想”“臆想”——与创造的能力和勇气。他们带领日本文化的消费者共同经历一番超越世间伦理道德禁忌的游戏，给人们创造一种反观自身生活本质的契机。日本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往往呈现出浓郁的反常态的伦理与心理色彩，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思考日本的色情文化与产业现象，也是思考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人类社会固有的一大现象。如前文所述，日本外部的观察者之所以对日本的风月文化持有特别的观感，是因为他们多数时刻只是为自己的所见而感到“震惊”，里面夹杂着含混、微妙但又是人类普遍的心理机制。我们的分析只能揭示其中的一部分，但这足以将审视他者的视线导向我们自身。这里再略作总结。

第一，我们所说的日本外部的观察者，他们多数时刻还是日本文化的消费者。从色情产品的供给—需求这种市场关系的角度看，日本文化的创制者们处于供给一方，这造成了一种错觉，也就是在色情问题上“日本特殊”，甚至认为日本“变态”。但日本外部的观察者，其实同时也是这个生产体系的消费者。因此，从消费者一端来看，我们无法单纯地认为生产者是色情的甚至是变态的，而消费者是正常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等关系恰恰意味着“色情”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本性，因此我们并不能将这种属性视为日本文化的标签。

日本生产体制在总体上精益求精的性格，决定了它比其他社会更专注于色情商品的研发和市场开拓，这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文化的色情形象。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的色情产业完全走的是高端的艺术化路线。在资本与市场逻辑的主导下，日本的市场上并不缺乏颠覆禁忌的产品，它们毫无疑问符合“变态”乃至“病态” 字面上的含义；其中，与恋童癖关联的产业，无疑是这种变态的典型。在批评家看来，宗教、道德禁令和禁忌这些保护人性的要素在资本面前节节后退，这才是“当代真正的猥亵”，或者说是文明的病症。显然，这是一种指向资本主义和市场体制的批判。

第二，从法律和制度的角度来看，日本对性商品化的规制相对宽松，这导致了很多与色情相关的习俗和传统做法得以大量延续下来，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从现代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念反观，这些传统的文化内容自然大幅增加人们的异样感受。这说明，日本的风月文化并未脱离其他社会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的运行方式。

第三，我们在文学作品所见到的对情欲与伦理极端的设定和极致的描写，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禁忌”的一种挑战。我们当下的文明观念，其实正是建立在这些伦理规则与禁忌的基础之上。按照巴塔耶的说法，禁忌的存在使得人的欲望和兽欲区分开来。因此，对这些规则的挑战并不能简单还原为心理上的“变态”，它还有着对文明和人性自身进行反思的功能。

最后，我们还可以就色情自身来理解日本的文化特征。我们前面提到的哲学家九鬼周造的一个略显晦涩的说法，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其中的精微之处。针对艺伎身上彰显的“粹”的风月品性与日本文化深层的关联，他这样总结道：

“粹”针对武士道的理想主义和佛教的非现实性处于紧密的内在关系之中。“媚态”因为命运而获得“达观”，并在“气魄”中自由生存的，那便是“粹”。不具有看透人类命运的明亮眼睛、面对灵魂的自由不抱有执着憧憬的民族，就无法理解体现“媚态”的“粹”的样态。“粹”的核心意义在于，当该构造作为我们民族存在的自我展现来被把握时，可以被充分领会和理解。

本文书摘部分节选自《变异：日本二千年》第二章，内容有删改，小标题由编者添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