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不意味着民族关系格局的最终奠定。有清一代，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呈现动态发展的状态，而且早在清末之前就面临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双重挑战。

外部因素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新疆地区，远在俄罗斯因素凸显之前，中亚纳格什班迪耶教派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就成为搅动地方政局的国际因素。由于宗教、经济形态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差异，新疆始终是清代中国从满洲到蒙古再到西藏这个被海外学者们成为“内亚”地区的薄弱环节，先有地方叛乱，后有浩罕汗国支持的张格尔叛乱等。

内部因素则主要体现为由人地矛盾推动的汉族农民携美洲作物不断拓展种植空间所引发的与少数民族的冲突，其中也包括汉民族内部客家与其他社群的械斗。由于当时满蒙尚未开禁，民族矛盾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后来的云南回民起义即肇因于此，因此云贵总督始终由皇帝的心腹股肱出任。

行至清末，列强进逼的外患迭加国内社会矛盾激化的内忧，令清政府的政治控制力大为减弱，族群起义此起彼伏，边境地区也屡现事端，此前维系多年的双元格局面临重大挑战。为此，清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中央集权措施，对民族关系进行了新一轮整合，。

对于挑战最大且为乱最深的新疆，清政府在左宗棠平叛并收回被沙俄侵占地区后采取了直接建省管理的方式。在英人渗透日深的西藏，则加强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钳制作用，直至后期赵尔丰在川康推行新一轮改土归流，并派新军平定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叛乱。

此外，面对俄罗斯和日本的进逼，为加强地广人稀的满蒙地区的国防，清政府采取了开放封禁移民实边的政策。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引发了汉族农民和蒙族牧民之间的扞格，后来发生的金丹道事件，引发了蒙古一部分上层统治者的离心倾向。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秩序遭遇重大挑战，外蒙宣布独立，西藏发生“驱汉事件”。中华民国成立前后，孙中山等人迅速调整民族政策，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转向强调“五族共和”的命运共同体的说法。

此后在整个民国期间，由于中央权威旁落，加之大国操纵干涉，中央对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实际控制权偏弱。其中东北属于苏俄和日本势力范围，并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沦为日占区。蒙古在短暂的“回归”后一直处于苏俄直接控制之下。新疆曾在杨增新治下维系了十几年的对内对外“独立”，但在盛世才时代由于盛的亲苏政策而受苏联各方面影响较大，直至1943年盛世才抛弃亲苏政策后中央政府才有机会加强对新疆的控制。而西藏噶厦政府则在中央政府和印英当局之间玩起平衡术，并力图东扩自己的版图，后为刘文辉的西康建省运动所阻。此后虽有中央政府代表吴忠信赴拉萨主持十四师达赖坐床仪式等宣示主权之举，但国民党政府在西藏的存在一直比较边缘，直至1949年7月遭遇第二次“驱汉事件”。

二战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从东北到蒙古到新疆再到西藏的政局，又迎来了新一番大国博弈下的纵横捭阖，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算大局初定，其中蒙古从事实独立走向正式独立，新疆在中共和苏联将“三区暴乱”纳入人民民主革命范畴达成一致、国民党驻军宣布通电起义后迎来和平解放，西藏也在昌都门户失守后派代表赴北京与中央达成和平协议。

从上可知，所谓民族区域自治之前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文化化”的说法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一直呈现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各种面向，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和各民族关系才算取得阶段性稳定。

此外，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提出，并非仅仅是“拷贝”苏联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史沿革、加快解放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国际政治格局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中国的“民族自治”也并不包含苏联民族政策中的“民族自决”的意涵。

另外一个需要考量的背景是国共两党民族政策的竞争，相较于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的中国各民族同属一个祖先，因此应在政治上达成一体的说辞，中共的民族自治显然更具有政治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