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界面四川从四川省文物局获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于今日在国家文物局召开，四川稻城皮洛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果成为此次公布的三项重要成果之一。

据了解，皮洛遗址七个文化层共出土6000余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中国西南地区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

旧大陆东侧的手斧遗存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外国传教士休士顿·埃德加曾在川西高原采集到两件手斧，但具体位置已不可考。近年来，国内诸多科研机构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使得人类迁居高海拔极端环境的历史过程成为目前史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有鉴于此，2019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主任郑喆轩组织相关团队在川西高原开展了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在甘孜州新发现24处海拔3000米以上的旧石器地点，采集手斧、砾石石器等百余件，充分显示了在这一区域开展系统工作的潜力。

2020年5月12日，考古队在稻城县附近发现皮洛遗址。皮洛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金珠镇七家-平洛村后，东距稻城县城约2公里，地理坐标为北纬29°02′28″，东经100°16′43″，海拔3750米，处在金沙江二级支流—傍河的三级阶地上。该阶地宽约500米，长约1800米，遗址整体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初步调查勘探显示，遗址地层堆积保存状况良好，并发现有原地埋藏的手斧遗存。经国内旧石器时代权威专家进行现场考察，遗址的发现获得了一致认可，因此在11月下旬，四川省文物考古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织多学科研究团队，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21年度的主动发掘工作并获批，于2021年4月开始正式考古发掘。经过5个月的田野发掘和对地表遗物的系统采集，考古队揭露了多个人类活动面和用火、打制石器的遗迹，获得石制品8000余件，光释光测年、古DNA、粒度、磁化率、孢粉、土壤微形态、浮选土样等多学科研究样品数百份，为后续的整理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21年9月12日，四川省文物局再次组织专家学者对稻城县皮洛遗址进行考察和研讨，对皮洛遗址的主要发现及学术与社会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指出，皮洛遗址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的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是一项具有世界性重大学术与社会政治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将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学术影响力。

本次发掘在青藏高原东麓剥蚀区揭露出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以来（不晚于距今13万年）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层位，七个文化层共出土6000余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砾石石器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

皮洛遗址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数量丰富、地层与时代清晰的阿舍利技术遗存，所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可以与西方晚期阿舍利遗存媲美，是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确凿无疑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产品，彻底解决了有关“莫维斯线”的争论，为研究、认识旧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不同地区人群的关系提供了珍贵、关键的证据和信息。

皮洛遗址的空间位置同样非常重要而敏感。亚洲东部包含阿舍利技术遗存的遗址星星点点分布在印巴次大陆和中国广西百色、广东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郧县与丹江口、陕西汉中与洛南、山西丁村等地区。皮洛等含手斧的遗址埴补了该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空白区和缺环，连接起印巴次大陆、中国南北方直至朝鲜半岛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皮洛遗址位于青藏高原，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处在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人类扩散、适应高海拔环境研究的热点课题和关键时间节点上，也提供了该地区古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耦合关系的重要生态背景和年代学标尺。

参与此次考古的相关专家表示，这项考古工作不仅为稻城亚丁这处自然风景名胜增加了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也将提升我国学术界在热点问题上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有助于追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远古根系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史前根脉，建立文化自信，提升软实力，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