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上午，杨绛的遗体在八宝山火化，距离她过世的日子仅两天。关于她的争论仍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发酵，尚待平息。

争议缘起于5月25日杨绛去世当天，署名“周言”的微博用户发布一条关于杨绛讣闻的评论：

其实我对杨先生并无好感，她一生大的成就在翻译，小说和散文充其量也就是季羡林水平，但有一件事不可原谅，九十年代她经常给丁关根写信，说谁谁谁写文章骂钱钟书了，然后写文章的人如果在事业单位的话基本就丢饭碗了，但如果没有单位的话，那发表的刊物领导都要检讨，这是老太太一生最大的污点。

一些活跃的微博用户转发了这一传闻，这与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对杨绛和她作品的怀念与赞美形成对比。对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这种带有人物面目反转性质的故事并不新鲜。数年前，文化界的知名人物黄苗子、舒芜相继去世时，关于他们在文革中所作所为的争议就曾不断见诸报端。

文革中的钱钟书和杨绛的确与人结过怨，担任过鲁迅研究会会长的林非曾指责钱氏夫妇在1973年因琐事与自己发生冲突，并声称遭到对方殴打。而杨绛也直言不讳承认这次冲突的存在，甚至略带挖苦的将对手冠以“一对革命男女”的称谓。

但杨绛与那些亲自揭发了胡风、聂绀弩的政治投机者不同，文革中她从未有过“告密”的举动，也没有通过出卖朋友获取政治利益，至少没有坐实过。一直以来杨绛被大众认为是一位学识渊博、与世无争的人物。在她去世不久后发布捕风捉影的攻击性猜测显然激怒了杨绛的拥趸们。周言本人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反驳与批评。

周言所引用的传闻，源自深圳大学副教授徐晋如的公开出版物《红朝士林见闻录》。这本堪称学者版《政海轶闻》里，记载了1949年后大陆学术圈的许多八卦轶闻，大多为《世说新语》式的片段特写，在书中作者未对这些人物传闻给出明确的来源依据。

关于杨绛故事的内容出现在《红朝士林见闻录》的第24则故事中：

当九十年代末，予友李公洪岩、范公旭仑考证钱钟书留学英国，决不可能获副博士之苏联学位，又谓杨绛《钱钟书与〈围城〉》非信史，杨便致电丁关根同志哭诉，请将李、范书销禁。令遂行。而中书君身后，杨绛终不得不推翻昨日之我，承认钱所戴者为学士帽，而非苏联友好援助英联邦之副博士帽也。

这段描述与事实并不相符。钱钟书、杨绛向国家版权局控诉范旭仑确有其事，原因是范旭仑于1995年与人合作将钱钟书私人诗函、墨迹、照片与相关报道未经授权编入《记钱钟书先生》一书中。在经历版权事件后，涉事的两位当事人范旭仑、李洪岩仍旧供职于大连市图书馆和社科院近史所。周言微博中所谓的“老太太一生最大污点”并无证据支持。

徐晋如本人在沉默数日后，于27日终于通过微博作出澄清：

杨绛先生去世，有人引述我十年前记叙的一段传闻，谓她曾向丁关根哭诉，致令两位研究者的书遭禁毁。此事我当日得之于三位友人，实则是一方之言，我的偏听偏信，致令杨先生声名遭玷，殊感不安。谨此向泉下的杨先生及天下所有人致歉！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学者，对于身处政治运动时代的知名人物，尤其是文化界人士之间发生的恩怨往往感到难以厘清。政治迫害、互相检举在文革中非常普遍，有时学者们甚至会因为完全无足轻重的原因而借助权力力量打压对手。相关的私人回忆卷帙浩繁、十分驳杂，这些纠纷在文革结束数十年后仍然会在报纸或民事诉讼中占据位置，在对文革话题讳莫如深、难以做出详细讨论的今天，杨绛去世后受到的困扰或许是程度较为轻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