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在今天，关于宋朝的故事深受欢迎。不论是《清平乐》等以宋朝为背景的电视剧，还是关于宋史的通俗读物，总能获得大量关注和讨论。对于历史学界来说，“弘扬宋代”和“宋粉”这样的说法意味着什么？在宋史知识的普及上，市面上现有的通俗读物存在着哪些“反历史”或“非历史”的问题？

在日前举办的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张邦炜的《两宋王朝史》《宋代皇亲与政治》的新书座谈会上，张邦炜以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家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围绕着宋朝的火爆展开了一场对话。

从学术角度看，吴钩的写作内容是“非历史”“反历史”的

在这一波宋史热潮中，吴钩是受众非常广泛的一位作者。今年出版通俗读物《法度与人心》的赵冬梅说，自己的作品销量和吴钩相比还“差得远”，在网络上与吴钩的影响力相比“差得不是一点半点”。但她评价说，吴钩是专业写作者，把全部精力投入写作，还会积极和读者交流，其影响力是学界应该承认的。但在学术方面，包伟民提出了批评，“吴钩不能说是全错，但是很多问题是错误的。”

包伟民把吴钩这样的作者称为“专业写手”，有很多学生曾向他愤怒抗议说：“我们的文章被他（指吴钩）洗了！”包伟民称，当时他宽慰这些学生说，写了文章本来就是要进行传播的，但更大的问题在于，文章拆散后被进行了歪曲原意的引用，且没有加以任何的解释，很多学生感觉这种做法把知识歪曲了。在活动现场，包伟民说，学者碰到了这样一种困境，觉得自己不便直接地和“依靠弘扬宋代文化作为谋生手段”的专业写手进行文化上的争辩。面对这种情况，专业的历史研究者能做些什么呢？他认为赵冬梅的写作就是一种好的例子，“我们应该也来写一写，尽量让读者喜欢看，不仅传递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传递正确的历史思维。”

赵冬梅也表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吴钩的写作内容是“非历史”“反历史”的。她承认吴钩“也会用史料，有引用，也读学者写的东西”，但她也看到，吴钩会把宋朝历史中看上去非常“现代”的事项单独抽出来，加以放大，最后服务于“宋代是现代的”这个结论。其实，已故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刘子健（James T.C. Liu）的《中国转向内在》很早就谈到，西方历史学界很早就有类似的看法，比如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认为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但是刘子健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宋朝中被描述为近代化的元素不仅没有通往近代化，实际上，新儒家文化成为了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宋代确实具有某种modern looking，也就是说有看上去像现代的东西，但那是似是而非的。”赵冬梅说，问题在于，吴钩的写作会抓住“似是”，并且放大这个部分。“如果把历史中的现象从历史中抽出来，却不顾语境，那么这种东西说得越多越错。”

曾有媒体找赵冬梅为吴钩的《风雅宋》美言几句，她当时也同意了，因为《风雅宋》是谈物质文明的书，她觉得“单个单个地说，不涉及历史逻辑，不容易出错”。但是她意识到，吴钩的其他写作也是有问题的。“历史学有一些根本的东西，对语境的把握、对史料的解读能力是历史学的基本训练。”在赵冬梅看来，吴钩的写作虽然在材料和阅读上花了很多功夫，但是他也给写作者一个启示——要小心把历史拆得七零八落的做法，这一做法将导致人们无法了解真实的历史。

研究者不是“宋粉”，要把宋朝定位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张邦炜说，一些历史作家会把自己定位为“宋粉”，“但是我们研究者不是‘宋粉’，我们把宋朝定位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虞云国曾在接受采访时一开篇就说“我不是宋粉”，邓小南认为这是研究者所共有的态度。包伟民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弘扬宋代”这个词本身就不对。

“中国道路肯定和传统文化有关，但是传统文化肯定是有优势的地方，也有落后的地方。国学也一样，不应该是弘扬的对象，而应该是研究的对象。宋代也一样。”邓小南在活动现场讲述了一个经历。有媒体编辑曾经找到她谈宋史，并告诉她，现在凡是讲宋史的书都卖得特别好，能够卖到20万册以上。邓小南后来发现，那一期杂志的名字叫“我们为什么爱宋朝”，她问编辑怎么叫这个名字，“我们对宋朝有爱也有恨，对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可能都这样”，她向编辑表达抗议，告诉他们不能这么写。

邓小南提到，自己曾说“宋代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但“从来没有人接这个话茬”，相较之下，虞云国说“宋代在中国各个古代王朝里是相对开明的”，这句话就有很多人愿意接。她分析这背后的原因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读者群、电视剧受众很多是青年白领，和我们过去观察宋代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会关注政治、军事、经济，现在的人更重视文化、生活、雅致，后者容易引起追求和应和。”邓小南认为，宋朝热出现的一部分原因是对当代问题的思考，“过去喜欢汉唐因为能‘打出去’，现在喜欢宋代是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

“文化是涵盖历史的，但是做史学的要摒弃它。”李华瑞说，历史学应该追求“无文化的历史”，他的一位师兄曾想要从史学角度研究开封民俗，“我说，你这辈子都做不完，因为很多明代的民俗，人们可以往前追溯到宋代，宋代的民俗又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他认为，正剧一定要求历史真实，但如果是演绎，就没有这个要求，“对文化的热度不能太在乎，抬到史学的层面。”李华瑞以高校历史系名称举例说明，史学要和文化分开：“好的大学都叫历史系、历史学系，如果哪个学校的历史系名称里历史、文化、旅游加在一块儿，其实是混乱的。”

张邦炜作品“正当其时”，“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小圈子里我们都熟，可是专业从业者怎么向大众宣传我们的历史观？”虞云国说，一种类型是赵冬梅在做的工作，有历史学底蕴同时又更通俗的写作和演讲；另一种就是既在专业圈子产生影响，也能适应读者的学术著作，例如张邦炜的《两宋王朝史》和《宋代皇亲与政治》。

曹家齐说，张邦炜的作品“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把宋朝320年的内容写得详略得当，在取舍上把握得非常见功夫。邓小南也同意这种观点：“30万字把两宋的历史进行了大勾勒，还不乏细节，有环环相扣的感觉。整体把握很流畅，还能把一些硬核的内容一一点破。”曹家齐还认为，张邦炜的作品在学术性和通俗性上的分寸把握也很好。“有些作品没有引文、脚注，会有一些缺憾，但是大量的引文、脚注又只有学者喜欢，圈外人难以接受。但张邦炜的作品有脚注，且文字巧妙。”邓小南说自己的《祖宗之法》的写作曾经受到过《宋代皇亲与政治》的影响，“他的引文非常简洁，使得材料很亲和。”

虞云国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读过张邦炜的著作，认为他对宋的宏观把握相当准确。“他对宋的很多方面是持两点论来看的——既有肯定的一面，也有值得批评的地方。”赵冬梅也发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十余年期间，学者都在处理大问题，但在今天的学术界，是不会允许学生用一万字的篇幅去处理“皇权政治”的问题的。

李华瑞认为，宋史研究的最大进步是在改革开放到世纪末。“因为在国内，宋史在各个断代史中一直是比较弱的，那个时期大家都在做制度史、经济史，就是要把史实搞清楚。”他认为21世纪以后是宋史研究的转弯时期，“现在的问题意识比较强，比如宦官、外戚、后妃、宗室，对具体问题很深入，但是大局上却没有进步，不能正本清源，对读者的接受来说是不系统的。”在专题很多、大格局太少的情况下，张邦炜的写作可以说是很系统的。

“其实每个宋史研究者都有大问题意识，对大局观有自己的思考，但很多时候只会讲不会写。”曹家齐表示，学术圈有一套规矩，很多人写作时并没有想过要写给广大读者看。但在宋史如此热闹的当下，学者们也会担心大众受到吴钩这类作家的误导。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张邦炜作品的再版是“正当其时”的，“能够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