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丨蔡星卓
“虽然口吃不妨碍我的生存，但它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质量。这听起来有点悲观，但这是每一个口吃者的日常。”小郑的这句话让我突然意识到，口吃者不但要克服舌头的难关，还要在他人面前维护自己的形象。
英文单词three是小郑心里很大的一个坎儿。不论把舌头放在什么位置，不论重复几遍th的咬舌音，她也无法过渡到接下来的r音。每一次英语口语考试的练习，每当碰到这个高频词，她都会想办法略过，或是用伸出的3根手指代替。后来，因为想到必然的难堪和无力，她逃掉了正式的考试。口语评分中的那项“流利性与连贯性”，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得到好分数。
全世界成人口吃发生率约为1%，据此推算，中国有超过1000万口吃者。很多口吃者至今也不了解口吃，更不知道如何与它相处。
在小郑看来，口吃是一种残障，“流利讲话的人”和她在两个世界。不论是大学时候谈恋爱，怕被男朋友发现，还是工作时候害怕老板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质疑，她总是努力隐藏自己，尽量显得说话顺畅一些。口吃对她的心理打击，到了不可小视的程度。口吃了十几年，她形容，自己早已习惯了口吃出现后的失落。那些为了隐藏口吃而发明出来的小技巧，比如更换词汇，也早就变成了她的日常语言习惯。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渐渐明白，口吃并不是什么“问题”，而只是一种差异。在专家看来，并不是心理因素导致了口吃，而是口吃可能会引发心理问题。回想我跟几位被采访者的电话聊天，我觉得，下一次碰到有人说话迟钝或重复，我应该像聆听任何一个人讲话那样去聆听他们。英文中，有口吃特征的人被称为“people with stuttering”，意为“说话会口吃的人”，下文以“口吃者”代称。
下面是两位口吃者和一位言语治疗师的自述。
李振宇：口吃并不是“想好了再说”那么简单
我叫李振宇，生活在辽宁沈阳，是一名大学生。我与父母或是熟悉的人说话还算顺畅，自言自语时也完全没有问题。一旦和陌生人说话，不管有没有事先在脑海中演练，我大概率会出现口吃的情况。
我曾经将自己的声音录下来，回听自己说话时哪个地方不足。我发现自己不能一口气说完一句话，卡壳时会重复某些字句，或是在卡壳的地方拖长音。严重的时候，一个词会被我重复好几遍。同时我感觉自己的头脑很不清醒，也想不起来下句话要说什么。严重卡壳时，除了喉咙发紧，我还会脸红和频繁眨眼。有时我会感觉到，听我说话的人很着急。久而久之，我学会了精简用词，尽量少说。
说起来，我大概5岁就开始口吃了。小学时，有个别同学会学我说话的样子，或者笑话我，我很难过，还有些生气。后来这样的同学少了很多，我猜他们应该是习惯了。口吃有时候会让我极其尴尬，有一次我和大学同学去吃烤肉，为了催服务员上菜，我重复了6遍“西红柿炖牛肉”。卡顿的那一分钟时间十分漫长，我感觉自己挺不好意思的，服务员也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
口吃也很容易被人误解。小学时，由于我语速很慢，有的老师会感觉我是故意的。高中时，一次上台演讲，虽然准备了一个星期的稿子，我还是很紧张。我清楚记得，我大概卡顿了10句话，但还是把想说的都表达出来了。结束之后，老师说我演讲的时间太长，需要再来一次。看来她并不理解我的状况。其实，以前我父母也不知道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有时会提醒我，想好了再说，但其实并非这么简单。
在真正认识口吃之前，我只是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想要表达的东西没办法全部说出来，心里觉得有些遗憾。口吃给我带来了不少痛苦，因为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我曾经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口吃者，在生活中也尽量少说话，减少暴露口吃问题。
对我来说，导致口吃的原因，可能大多来自心理层面，比如我的性格容易紧张和着急，在张口说话之前，害怕自己会口吃和被他人嘲笑。口吃也许反过来影响了我的性格，我变得越来越内向和自卑，和异性交往也变得小心翼翼。口吃还影响了我的一些人生选择，比如我目前就读的专业并不需要口语能力，这也是当时我选择它的原因之一。再比如我更倾向于在网上交朋友，而常常回避现实交友。
关于治疗口吃这件事，我的出发点是，想和别人变得一样。从十几岁到20岁，我大概去了上海、杭州等地至少7家医院，检查了全身的各个部位，也有医生推荐我去大脑科和耳鼻喉科，但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我感觉很无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和很多口吃者一样，看到过很多类似偏方的广告，比如自称7天可以治好口吃的汤药，或是长得像牙套一样的器材。我也认识至少10个“吃友”，他们花了好几千块钱治疗，但没有任何效果。
我有好几个微信好友，都是和我一样的状况，口吃现象十分严重，我们会互相交流口吃的经历，以及如何恢复等等。我曾想过，口吃不是我自己的问题，有其他原因。我的口吃可能是遗传，因为我的妈妈和姥爷都曾有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跟着一个口吃微信群的群主在练习说话，他也是个“吃友”，但他恢复得不错。今年暑假期间，除了每天和父母、朋友聊天，我还会朗读文章，每天光说话就至少7个小时，我渐渐感受到了自己的变化，心里也没那么难受了。
虽然口吃是一种无法被彻底治愈的疾病，但我的两位家人都已经恢复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离恢复不远了。
龚嵘：我选择将自己的口吃暴露给陌生人
我叫龚嵘，34岁，目前生活在奥地利的维也纳。记忆里，从我开始学会说话起，口吃就与我形影不离了。小时候，同学和亲戚、朋友会因此笑话我，叫我“结巴”或者“磕巴”，我自然就会有羞耻感，也疑惑为什么自己和别人不同。
我的口吃并不表现为重复或拖长音，而是明显的卡壳。在一些让我紧张的场合，我甚至很难说出话来。长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了隐藏自己的口吃。比如在感到自己快要口吃时会避免说话，或者会避免一些容易发生口吃的场合，比如会与他人发生竞争的面试。这种刻意隐藏在口吃者中十分普遍，原因很好理解：当一个口吃者努力地把一个字挤出来的时候，会出现面部肌肉抽搐、眨眼、吐舌头……我们不想把自己丑的一面展现给其他人。
本科毕业之前，没有同学知道我口吃，直到毕业答辩那天，我不仅卡壳，面部也开始抽搐，我的口吃就这样公然暴露了。研究生答辩持续了20分钟，而我几乎没有说出话来。直到读博士时，我还是有隐藏口吃的习惯。直到工作后，我才决定要改变这个习惯，因为经常性的工作会议与报告等让我很难继续隐藏。
几年前，我曾在国内上过一个民间的口吃班，每天练习朗读和发言，学习呼吸方法等等，也学过其他方法，例如打着节拍说话，或是放缓说话节奏等。和很多人一样，回到生活中半个月后，这些效果就逐渐消失了。可能我当时年纪比较小，于是对口吃班抱了很大的希望。后来在法国，我尝试过专业的言语治疗师，变成了一对一的形式。专业的言语治疗师教授的方法更加多样和系统，另外，他们并不会灌输“包治口吃”的想法，即口吃可以被迅速治愈的思想。
刚开始尝试时，口吃治疗并不能达到我的预期，我很自责，产生很多自我疑问。后来我知道，它并不那么容易被解决，我也慢慢接受自己生理上的这个特征。为了让自己说话更轻松，以及心理压力更小，我意识到公开口吃状况的必要性。遇到新的环境和陌生人，我就会跟他们事先说明我的口吃状况，让他们知道即便碰到我卡壳的情况，也不要太惊讶，因为这是正常的行为。与告知他人相比，这更像是给我自己的一种安慰。
决定暴露自己的口吃之后，刚开始我确实经历了一段难受的时期，也伴随着生理上的各种不适——逼着自己在公共场合说话，身体器官和思想准备一开始并不能完全适应，在努力挤出来某个字之后，会感觉身心俱疲。大概过了半年，我感觉自己在这种场合说话才真的放松下来了。虽然不确定这样的方法在其他人身上会达到怎样的效果，但自我暴露对我来说非常有效，放下了心理负担，在以往会令我紧张和想要回避的场合，我反而获得了很多练习说话的机会。
在我生活过的欧洲城市里，口吃者的处境和国内会有所不同。就我的经验而言，在西欧，对口吃的意识和全民教育可能更科学一些。我接触过很多人，他们知道口吃是怎么回事，也知道怎么对待口吃者，并不会表现出诧异、不耐烦，或取笑我。对于这里的很多口吃者来说，他们也更加了解口吃，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
口吃者互助组织在欧洲很普遍，口吃者也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专门的言语治疗师。我记得在伦敦的时候，参加过一个叫做国际演讲会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的互助组织，他们还包含了一个给言语障碍者的分支协会。在互助会中，口吃者往往会分享自己的口吃经历和口吃带来的心结，有时也会有专业的言语治疗师参与其中。这样的互助组织给了很多人安慰，也因此，大概两年前开始，我和几个朋友也自发组织了自己的非盈利互助团体，这不仅为了帮助更多口吃者，其实也是为了帮助自己。
回想起来，那种一早起来没什么精神，时刻在想着怎么避免口吃的生活是很令人疲惫的。言语的流畅究竟重要吗？其实，我觉得达到一定的流畅度，只要自己与他人交流不太受影响，且在其他人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就可以了。与其更在意别人的反馈，自己的感受很重要，它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与质量。
晨佳：口吃者需要学会和它相处
我叫晨佳，是一名公立医院的言语治疗师。2018年毕业，在美国工作一年后，我回国工作至今。
我的本科专业和口吃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对语言学，尤其是儿童获得语言的过程与其中的障碍很感兴趣，因此选择了相关专业进行深造。我学习的专业叫沟通科学与障碍，也就是言语病理学，课程包括儿童语言的发展、成人的语言、语音学、嗓音、吞咽、流利度障碍等内容。尽管存在语言差异性，但大部分知识都可应用于我回国的工作之中。虽然还不能算作一名成熟的言语治疗师，但除了在美国大量的临床经验，我在国内已经接待了30多名口吃者。
言语治疗包括很多种类，比如成人脑卒中（又称“中风”、“脑血管意外”）后出现的失语症，儿童语言发展迟缓或发音障碍等等，口吃只能算作其中很小众的一个分支。口吃，可以被定义成一种言语流畅度障碍。口吃者在说话过程中会体现出一些特征，主要是重复、延长和卡顿三种。除此之外，还有些口吃者会表现出一些次要特征，比如身体或面部的紧张、眨眼、面部肌肉抽动等，甚至会攥拳跺脚。
我接触的第一个口吃者是我读研时的同学，一个非裔美国人。记得这名同学上台讲话，一旦出现超过10秒的卡顿，她就在那里站着，试图使用自己学习过的策略重新开口讲话。出于一个听者的善意，我不去直视她的双眼，觉得看她会让她紧张。但后来我想明白了，我不看她才会让她觉得异样。所以，现在面对问诊的口吃者，我再也不会避讳应有的眼神交流，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并没有不正常。
在我从业的这段时间内，我碰到过3岁到35岁不同年龄段的许多患者，有两个口吃者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心理压力非常大的口吃者，说话时他用字非常节省，也回避和我眼神交流，非常不愿意表达。另一个口吃者则恰恰相反，他根本不把口吃当一回事，甚至觉得口吃这件事让他在口头上表达不畅，因此给了他更多时间去思考。
口吃的治疗从评估开始。国内学术界目前并没有基于汉语普通话的标准化评估工具，而我会记录下口吃者口语表达非流利的程度，以此作为治疗的基线，用作其自身对比的依据。与此同时，我还通过授权引用了美国一个相对主观的评估，评估从口吃者角度如何看待口吃这件事情，比如在排队点餐的情况下，或是在和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交流时，会不会感到有困难等等。这样的评估可以帮助我了解对方口吃情境的细节。
就治疗过程来说，儿童和成人的差异较大。对于儿童来讲，一方面是通过行为的方法减少口吃表现，另一方面是指导家长给孩子营造科学的会话环境。而对于成人，我会更注重他们技巧的学习，以及心理层面的科学应对。
民间流传着很多口吃的治疗方法，但靠谱的非常少。就我目前的观察来看，口吃是个体差异非常大的言语障碍，治疗方法应当因人而异。民间的治疗一方面可能没办法满足这样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很多方法并不科学。我曾经碰到一个女孩子，她上过某个口吃治疗班。为了鼓励口吃者开口和陌生人说话，治疗班让他们去大街上要别人的电话号码，这样的行为其实对于非口吃者来说，都有难度呢。
除了一些民间的自助群体，国内针对口吃治疗的机构大多来自各个领域，也有一些公立医院开设了口吃义诊等特别活动，但对于口吃的科普仍需加强。在美国，执业的治疗师拿到的是CCC-SLP执照，也就是美国言语语言听力学会认证的临床言语语言治疗师。不过国内并没有专门的言语治疗师认证，而是将其归属于康复技师。在国内，很多医院也并没有为言语治疗单独设置科室，而是更注重比如肢体方面的康复。这可能也是和需求有关系，毕竟，比起肢体上的不便，言语上的障碍就显得没那么紧迫。
人们对口吃有很多误解，常见的一种，就是认为口吃可以被治愈。其实口吃并不能被治愈，但可以被改善。导致口吃的原因到现在也没有被完全弄清楚，神经、大脑或遗传等多个因素可能都起了作用。在我看来，口吃表现来源于语言产出时各系统之间配合的不协调，是由神经底层原因表现出来的障碍。和其他语言障碍相比，心理因素对口吃来说格外重要——并非是心理因素导致了口吃，而是口吃可能会引发心理问题，比如年纪较小的口吃者可能要面对来自父母的责备。从口吃者的个人体验来说，他们可能明明知道要说什么，但就是无法顺利表达出来，这一点给他们带来很强的挫败感，很容易因此恶性循环。
有些人的口吃不易被察觉，那也许是他们在很努力地隐藏，或是多年间已经形成了换词等习惯来掩饰，但对他们来说，这依旧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从专业性来讲，语言的流利度意味着效率。但从口吃者的角度，这一切只关乎个人感受。他们害怕与别人不一样，但其实说话这件事情并没有一个“正常”的标准，就像方言之于普通话。口吃并不是一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它更像是由大众偏见造成的。
从根本上说，口吃者需要做的是对自己差异性的接受，也就是理解口吃这件事情并不会离自己远去，要学会和它相处。
——完——
作者蔡星卓，界面摄影记者，与世界只有一支镜头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