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汪曾祺的《受戒》发表后传遍大江南北。一个公社书记曾给汪曾祺讲过一件事：一次公社开会后，第二天收拾会场，有人发现有两个农村干部在桌布上写《受戒》里小和尚和小英子的对话，一人写一句，都背下来了。《受戒》是民国时期的故事，但竟打动了八十年代的两个农村干部，以致于通过默写来自娱自乐。可见《受戒》的影响程度。

在那个年代，粗糙回应现实的“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占据了文坛主流。无论是作家还是编辑，都为作品是否产生“政治联想”而惴惴不安。即使是《受戒》这种理想化的、唯美的故事，当年它的责编李清泉拿到手稿后“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倒过来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治联想，看不出政治冒犯”，但李清泉仍然不敢刊发。

对艺术的忠诚最终战胜了心中的恐惧，李清泉心一横，《受戒》最终还是发表了，并获得了1980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异秉》、《大淖记事》等作品陆续问世，六十多岁的汪曾祺打破了那个年代主题先行、“但求无过，不求有功”的文坛风气，并走入大众的视野。很多人以为文坛出了一名新人，但汪曾祺早在四十年前便已步入文坛。

汪曾祺的文学生涯始于1940年的第一篇小说《钓》，那时他在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老师和学校环境对汪曾祺意义重大。在5月29日“走进汪曾祺的小说世界”文化沙龙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杨早说：“西南联大对学子接触中国内地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里，本土资源、传统资源、西方资源相融合，在当时汇聚到了一部分优秀文学人才的身上。”

1940年代的中国文学几乎跟世界文学同步。那个时候，汪曾祺的创作主要是现代派的，注重西方小说的创作形式。沈从文被称为“京派作家第一人”，汪曾祺也被列入“京派”作家中。1944年，汪曾祺的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经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

“如果时代允许，像萧红、穆旦、汪曾祺、沈从文这批人能继续下去，40年代文学最后发出的璀璨的光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当年汪曾祺只是文坛中普通的一员，而现在再回望那个年代，杨早发现汪曾祺的意义别有不同。“汪曾祺就像我们这时代的曹雪芹。他是大观园里的一份子，他是京派最后的余韵。”

1949年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脉络逐渐被斩断。文学评论家王干说：“很多民国卓有成就的现代文学家到建国后几乎没什么作品了。鲁迅逝世，郭沫若、茅盾解放以后也不写小说，巴金解放后也没有什么大的作品，唯一的一位小说家老舍，留下传世之作，但不是小说，而是话剧《茶馆》。”

作为现代文学家的一份子，汪曾祺却在80年代异军突起。王干认为，“汪曾祺写的是白话，但是他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有唐诗、有宋词的韵味，有《古文观止》的韵味，有《清明上河图》的韵味。”汪曾祺为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流，如北京大学教授黄子平所写，汪为“愁云密布的文学天空中带来了了一抹亮色”，“却不是主张‘走出伤痕’（其实是‘粉饰伤痕’）的批判家们所希望的那种‘亮色’”。

因此，王干认为汪曾祺接引了“文革”斩断的中国新文学源流，“把现代文学的文脉传到了当代文学，让我们当代文学传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是打通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第一人。”王干曾写评论称汪曾祺为“被遮蔽的大师”。

杨早说，1980年代的汪曾祺身份转化了，“他不再是大观园的一分子，而是住在西山黄叶村开始回顾当年繁华梦的回忆者，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在这一阶段，汪曾祺的大部分作品是回忆性写作，杨早以《花千岁》为例，“写的是市井人物，其中有大量汪老记忆中的细节，我们得以从中探寻被忘记的民国社会。”杨早认为，从汪曾祺这一时期的小说铺开，学者、读者可以从中延伸到历史、人物的研究上。

这些写作大多在蒲黄榆的一户老房子里完成。屋内破旧，结构拘束，厕所一平米大，没有厅堂，厨房也狭小。汪曾祺住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睡在那儿，写在那儿，“条件很差”。汪曾祺的妻子施松卿说，“白天，老头把堆在桌上的东西统统搬到床上，写作。晚上把堆在床上的东西搬到桌上，睡觉。”

子女们回忆，汪曾祺在家里“是非常没有地位的，我们这些子女全都‘欺负’他，我妈妈完全也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每篇作品他都拿给子女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儿子汪朗说：“虽然我们水平都很有限，但是我们对他毫不客气。”尽管如此，汪曾祺也总是和颜悦色，“我们作为他的子女，有这么一个父亲非常幸福，我的爸爸一辈子没有给我一次难看的脸色看，不打、不骂，他从来没有对我们沉下脸。”

往往汪曾祺几杯酒一下肚，就轻狂起来，说“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的”。这个时候，“我们家人说，老头，你，别臭美了！然后他就跑了，一会儿又出来了。”汪朗说。

在这里，汪曾祺每天的状态优哉游哉，迎来自己的创作高峰。女儿汪朝说：“我觉得非常奇怪，我不写东西，都觉得我忙的颠三倒四的。”而汪曾祺在写作、画画之余，要接待编辑约稿、其他人的拜访，还要负责买菜、做两顿饭，“做饭还不是像我们一样对付两顿饭，而是要把饭做出味道。”“每天都是一种悠然自得的精神状态，非常充实，但你不觉得他有一点点紧张。”

这种生活态度显露于汪曾祺的很多经历中。1960年代初，刚被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孤身一人被派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他在张家口买了纸、笔、颜料，随后便开始了几个月的单调生活。每天一早来马铃薯地里掐一把花，几枝叶子，捡几颗马铃薯，对着画；晚上看《容斋随笔》、《梦笔溪谈》等典籍。他曾以诗记录这段生活，“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中国马铃薯图谱》最后画成了，汪曾祺曾言，他敢说没有第二个人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

在家里他“要把饭做出味道”，而他也的确是个美食家，烹饪精湛，文及美食也别有风味。汪曾祺曾写，“我不爱逛商店，爱逛菜场，看看那些碧绿生青、新鲜水灵的瓜菜，令人感到生之喜悦。”

即使写的是日常琐碎、民间习俗、市井生活，他也能写出其中的韵味、温度和人性。杨早说，沈从文曾教他“写人要贴着人物写”，汪曾祺作品中的现实素描感或许深受其影响。但他的作品也不乏想象力和留白，“他的很多小说用散文化的笔法，不注重外在的情节，而是注重语言下面的一些空白，给人一些空间。”汪曾祺后期的写作不再注重小说的形式，而是关注人的灵魂。此外，王干认为汪曾祺将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结合了。1960年代汪曾祺下放时，接触了大量民间文化。汪曾祺将市井、乡土、山水写到作品中，但“有诗意，有韵味”。

这多多少少能解释为什么在汪曾祺去世近二十年后，他的作品仍不断再版，广为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小说全编》于近日出版，新增补了汪曾祺小说27篇（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汪曾祺全集》增加了27篇小说），是正在编辑中的《汪曾祺全集》的“小说卷”。《汪曾祺全集》耗费五年编辑、核对，将于明年出版，以纪念汪曾祺逝世二十周年。

“汪曾祺赶上了那个特定的时代，不像沈从文、钱钟书，他刚出道就赶上反右、解放战争等，所以他的能量把它积压下来，通过发酵，越写越好。”王干说，不像张爱玲的“出名要趁早”、萧红的流星式光芒，汪曾祺是大器晚成的恒星型作家，“起初看他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明亮、引人注目，但是过十年、二十年，这个作家还在，过三十年，他还在写。”

“很多同辈作家到了65岁就开始文思枯竭，语言感完全丧失了”，而汪曾祺却老来发力，越写越有味道，前《北京文学》副主编兴安说。一生经历了时代的震动，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但到老年，文如其人，余韵悠长。正如贾平凹在一首诗里所评价的，“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