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第23街，切尔西旅馆（Chelsea Hotel）依然屹立着，但与接待迪伦·托马斯、席德·维瑟斯和沃霍尔的切尔西女孩时的那些辉煌日子来比，它早已风光不再了。大厅里满是石膏板带来的灰尘，一扇扇门不过是被绑在墙上的塑料片。开发商们希望把这个地方变成豪华酒店或公寓，但仍有一些人坚守在这里。

Ed Hamilton一直都想成为一名短篇小说家。二十几年前，他与妻子从马里兰的郊区搬到纽约，那时他30岁。“我一直都想来纽约，我妻子也一直都想来纽约。我们在那边的工作也结束了，所以我们决定那就搬过去吧。”不久前的一个下午，在他们夫妇居住的切尔西酒店的房间，Hamilton坐在一个磨损的红色大扶手椅上，告诉了我他的故事。他最近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故事集，名为《印花棉布时代》（The Chintz Age）。

当Hamilton第一次去找酒店房东Stanley Bard的时候，Bard拒绝了Hamilton的租房请求，说现在无房可租。这位房东只收绘画作品作为房租，不收现金。Hamilton不得不以每月500美金的价格从另一个房客那里转租。

“我们的第一个房间也就是现在这个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大小，阁楼还里放满了东西，真的挺垃圾的。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Stanley Bard后来给了我们一套房间，因为他非常痛恨转租，他甚至都不愿提到这个词。” Hamilton说，从那以后，他和妻子就一直住在这里。

Hamilton最终开了一个博客，写了一本书，记录下了切尔西旅馆所有的传奇故事。他作品中的怀旧之情基于酒店日渐衰败的状况。他和他的妻子在开发商的猛烈驱逐中留了下来。开发商已经赶走了Bard，渐渐接管酒店。酒店的命运开始颠簸不定：一开始卖给了一个开发商，后来又转卖给另一个。他们开始大规模高成本的装修。这期间他们赶走了很多住在这里的艺术家。Hamilton一直抗争不走，但很难说仍在这里的人还能坚持多久。我问Hamilton如果给他补偿金他会不会搬走。他说：“我不知道，不过我确信最终会有一些补偿的。”

切尔西旅馆的遭遇是整个纽约的缩影。几乎没有像Stanley Bard这样的房东留下来。今天，对纽约的年轻艺术家们来说，最好还是给这个城市出示一张信用报告和大把的保证金。即便如此，你都不太可能在切尔西、曼哈顿、甚至是布鲁克林这种更易进入的地方入住了。（曼哈顿的房租平均每月4000美元左右。）

显然，抱怨在纽约生活费用太高并不是件新鲜事。Hamilton还记得，1995年他遇到的所有艺术家都和他说，他错过了纽约的全盛时期。“80年代简直棒极了，70年代也很完美。你什么都没赶上，这个地方已经被贵族化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他记得那些艺术家这样说道。或许这只是“怀旧者”的陈词滥调，他说，“但不得不说，过去的这几年里，情况真的加速恶化了。”

《印花棉布时代》的故事是一座纪念碑，纪念那个他刚搬来时的纽约，那个他希望生活在其中的纽约。他对成功艺术家的故事不感兴趣，相比之下他更在意那些像他一样的人。比如在《胖嬉皮士之书》这个故事中，主角Greg是个有着文学志向但最终经商的书店老板。因为一个贪婪的房东，书店开门都变得很困难。

“他并不是在邻居们变成破落的波西米亚人这样的环境中完成写作的，”Hamilton写道，“Greg一直是一名信徒，并对此感到自在。他决定这样坚持下去，等到时来运转。”

在Hamilton的小说中有很多类似的句子。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一帆风顺就取得成功的。他们更像那些听了杰克·凯鲁亚克和其他垮掉一代那些颓废而迷人的冒险故事，便来到纽约想要模仿他们的生活。有一些人能够靠爱好谋生，比如同名故事《印花棉布时代》中的玛莎是一名短暂成功的摄影师，但总体上，这些人只因为快乐而从事艺术，而非为了金钱或赞美。这类纽约客被称为“贱民阶层”，“波西米亚人”，或随你怎么称呼。他们正在消失，离开最后一套房租稳定的公寓。

Hamilton崇拜那些从来不寻求资产阶级当权派赞成的人，那些一个月挣一两百美金就很高兴的人。他欣赏他们的足智多谋。“切尔西旅馆中就有这样的人，他们真的是江湖浪子，他们知道怎么能挣到钱，实在没钱了他们就卖书卖家具。我们能从他们的生活中学到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艺术家可以仅仅靠薪水而活。”

每6个月有份画廊给的薪水，每2年有份出书合同，但现在它们连最小的房子的房租都不够支付。甚至当几个晚上的酒吧吧员也于事无补。对Hamilton来说，这是无法估量的损失。“我记得之前有一周，附近住的一个朋克乐手、一个蓝调吉他手还有一个古典小提琴手同时在练习”，Hamilton告诉我。但现在这些音乐家一起制造出的壮丽“噪音”全都消失了，因为没有人能付得起房租。

“房租真的太高了，从乡村或者其他地方来的年轻人真的付不起了。” Hamilton说。

《印花棉布时代》已经由Cervena Barva出版社出版。

（译者：王梦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