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再到中华民族下56个民族，其间的演变有着丰富的政治意涵。通过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体相待所产生的“自我矮化”效应，有着淡化其他人口规模相对较大且在历史上与汉民族有着长期纠葛的少数民族特殊性的政策期待。

有学者认为区域自治赋予了原本自我身份认同模糊的少数民族以政治自觉性，增强了“民族”自我意识，有导致“民族”集团政治化的风险。其实56个民族概念的推出恰恰是为了淡化那些较大规模民族作为“政治”集团的属性，因为56个民族中的大多数从古至今只是一个地理学和社会学概念上的族群聚落，无论是区域自治前后都鲜有政治集团的意识和相关政治诉求。

而对于那些在历史上就长期拥有自我政治身份认同，且有较强烈政治诉求的少数民族来说，自治更多体现了相关各方对历史和现状的体认，认为自治导致政治化显然是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至于自治区域的划分，如前文所述，是历史上尤其近现代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和经济多重力量博弈的结果，同样体现了相关各方对历史和现状的体认。

那些希望“借鉴”美国“政治一体”模式的学者似乎故意忽视这样一个历史和现实：美国黑人族群虽然从来没有“区域自治”过，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形成极强的自我身份意识，并随着时间的演进拥有越来越高的政治诉求。

一些学者一方面口口声声要警惕西方价值观双重标准，但在民族问题上却又希望复制美国的做法，这种认知悖论其实是源于对美国政治一体和文化多元的误读。美国的政治一体不是模糊族群身份认同和泯灭族群政治诉求的中央集权，恰恰是较高程度的地方自治和长期的族群政治博弈基础上的一体化，因此在这样的政治一体基础上的文化多元，也不是族群政治的文化替代物，而恰恰是多元族群政治的文化反映。

至于一些学者所指的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少数民族或族群“政治集团化”倾向在加剧，更多是内因大于外因，相关族群身份意识加强和政治诉求提升，有着各自不同的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并不是因为所谓的西方国家对族群政治的强调、支持乃至“煽动”才平地生烟。反过来可以说，正是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歧视性待遇，让相关族群坚定了通过“集团政治”寻求解决方案的决心，将“乱局”一味归因于族群政治化，同样犯了倒果为因的认知错误。

回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近年来出现问题的地方主要还是历史上就因为种种原因出现过变乱的新疆和西藏地区，以及近代历史上出现过民族冲突而近年来泛伊斯兰化问题又有所抬头的回族聚居地区。

上述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出现，除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宗教根源和错综复杂的地区和国际局势外，不均衡的现代化和极端思潮和势力的全球化是主因。应该说东部地区对于这些地区近年来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哺，也惠及了相当多的地方民众，但总体而言这些地区的经济内生能力依然不足，现代化红利的分配也不均衡，导致局部地区和人群在现代化的挫败下滋生原教旨主义倾向，而近年来境外极端思潮和势力的渗透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一个多因问题，要从历史更要从现实找原因找出路。求助于年代久远且未经勘验的实践，并高举天下主义等虚无缥缈的口号，不仅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而且有被相关势力目为“大汉文化沙文主义”的危险。

既然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导致问题出现是犯了倒果为因的认知错误，那么取消民族区域自治自然就不能成为一个政策选项。此外，暂且不论具体操作的现实可行性，取消民族区域自治所引发的国内外动静观瞻及连锁反应，也只能会恶化而非改善中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

更好地解决问题需要多管齐下，比如尽快缩小经济先行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机遇和社会福利的均等化，改进自我治理水平，提升国家认同度等。只有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发展一体”，自治和文化多元才能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

印度近年来在解决一些地区种族和族群冲突方面的一些做法值得人们研究和评估。与把地方问题地方化的思路相反，印度更倾向于把地方政治势力的诉求摆到全国政治平台上来加以解决，比如让一些地方政党参与组阁，从而使下情上达有了更有效的组织管道。虽然国体、政体和国情有别，但印度这种通过国家层面的“卷入”让地方分离势力更难成气候、也更难寻求身份特殊化的做法，也不乏可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