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们拍过的摇滚现场与幕后 | 正午视觉|界面新闻

采访文 | 李响

图 | 高鹏、蔡鸣、程宫、忍花草

四个人，二十年，因为摇滚和摄影而聚在一起。前不久，在贵州黄平的“在地影像节”上，一场名为《噪点》的展览中，四位摄影师的作品记录了中国摇滚的过去和今天。

蔡鸣从20多年前就开始拍乐队演出。最近几年，很多乐手找他要过去的照片。他突然意识到，时间让过去这些平凡的记录产生了新的“意义”。有一次海龟先生的蒋晗找到他，看到之前拍的照片，蒋晗感慨地说，“那时竟然一个纹身都没有”。

1998年，蔡鸣带着相机，跟着“襁褓乐队”去了成都的小酒馆，后来就“驻扎”在那里了。当时用的还是手动的胶片相机，也没有什么专业设备。但是他喜欢那种小场地、小舞台，观众和乐队都挤在一起的画面。现场的拍摄条件不好，他就在一场场演出中练习实践，提高手艺。一个135的胶卷，冲洗也很贵，他很珍惜每次按下快门的机会。2001年辞职，他做了自由摄影师。2002年开始拍迷笛音乐节，那时候去迷笛的都是摇滚爱好者，鸡冠头，金属链，遛白菜的，摆摊儿的，贴标语的，一群奇怪的人聚会。

在蔡鸣心中，拍照也是参与摇滚乐的方式，自己就是一个拿着相机写歌的人。

而在程宫看来，现场摄影，是他现阶段能找到的，能最舒服地表达自我情感的方式。多年拍摄体育赛事的他，发现摇滚乐和体育赛事有很多共性。他从小学习美术、音乐、绘画，大学学习平面设计，工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做体育摄影。他发现，音乐演出和体育赛场，最吸引人的都是氛围和张力。每个乐手的表情、神态、动作、甚至是气味，都会在一场演出中被观众全方位的感知。他最擅长的，是捕捉舞台上的色彩和光影的构图。他觉得“摄影不仅是描述别人，也在阐述自己”，“这些日常的记录，加上时间的氧化，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在忍花草心中，蔡鸣和程宫都是他的老师。忍花草曾在四川大学学自动化，大学期间常去成都的小酒馆看演出。在现场，他受到蔡鸣拍摇滚的触动，后来他又遇到程宫，于是去了搜狐当摄影记者。2007年的迷笛音乐节是忍花草第一次拍大型演出现场。拍音乐节非常辛苦，经常是一个人扛着三、五台设备，好几个舞台地串，拍完了还要连夜修片、出片。这样高强度的训练也让他的基本功更加扎实。他觉得，摄影既能记录人物和时代，也是摄影师观察和思考世界的方式。而摇滚乐与他，几乎是一起生长的。目前，他在成都经营一家摄影工作室，一边接商业的项目，一边继续记录音乐现场。现在如果有新的乐队、他喜欢的乐队到成都演出，他还是忍不住要去拍，“那些好的音乐，让人有停不下来的冲动”。

跟他们三人不同，高鹏是因为喜欢摇滚而偶然得到了进入媒体的机会，就此成为职业摄影师。他拍的摇滚人，除了在耀眼的舞台上，更多是在舞台下、在休息中、在生活场景里。高鹏出生在河北保定，读的是一个自由散漫的美术学校，那时他们在画室画画时，听的都是九十年代的摇滚乐。上学时，为了能听到更多的音乐，还跟朋友去天津进货倒卖过打口唱片。2005年，他加入《北京青年周刊》做摄影记者，当时经常跟记者郭小寒采访、拍摄摇滚的音乐人、艺术家。他会尽量把音乐人拍得和音乐的感觉相关，在他看来，那是一段愉快的摄影时光。

访谈

邬树楠：黄平在地影像节策划、策展人

高鹏：摄影师，黄平在地影像节“评委会大奖”获得者

黑刀：乐评人，黄平影像节摇滚演唱会主持

正午：《噪点》算是一个关于摇滚历程的比较全面的落地展览么？

黑刀：这次选的4位摄影师，高鹏、蔡鸣、程宫、忍花草，都是专注于摇滚摄影很多年的70后80后。有意思的是，摇滚乐对70后80后来讲，是特别重要的存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去听嘻哈，流行音乐，看街舞等等，人们的审美是不停的变化。毋庸置疑，摇滚乐一定是70后80后这两代人最重要的精神记忆。很多摄影师都希望记录这段岁月，高原更是记录了一大批北京摇滚乐当年的状态。

这次选择的4位摄影师各有各的风格，各有所长。像高鹏，是一个过于艺术化的摄影师，本身从事了多年的新闻摄影，又是非常的谨慎的人，他不会轻易地按下快门，每一下都是有保证的。程宫是搜狐的首席摄影，也是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队的官方摄影师，非常沉稳、热情。而蔡鸣则根植于成都，拍了大量当年早期成都摇滚人的画面，比如早年的“声音玩具”，后来的“海龟先生”等乐队，都是他记录下来的，他还是迷迪音乐节很多年的官方摄影师。忍花草是后起之秀，但不得不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忍花草的作品，非常灵动，有冲击力。

正午：这次展览最早的一张照片是1999年拍的？

黑刀：差不多，蔡鸣从90年代末就一直在拍，我印象特别深是2000年，我去成都玩了两个月，那时候我们每天混在小酒馆。小酒馆就是成都的一个文化地标，非常有名，去成都的肯定都会去小酒馆。蔡鸣后来成为了小酒馆的主理人，他一直在拍。当年小酒馆那么小，可是走出了那么多好的乐队。蔡鸣拍了大量非常珍贵的记忆。

正午：高鹏是因为在媒体工作的关系，才接触到一些拍摇滚乐手的机会？

高鹏：恰恰相反，我是因为摇滚乐才找到的工作。我毕业之后就来了北京。那个时候只要有空，每周末都看演出，自己也就会拍一些，后来因为一张何勇的照片，被《北京青年周刊》用了，这样才去了周刊做摄影师。当时本来是另外一个摄影师给杂志拍，但是拍坏了，不能用，就临时选用了我拍的那张，我是捡了个漏。

黑刀：我们那时候就选择高鹏和忍花草，一直做草莓音乐节的官方摄影师。

邬树楠：当时给的报酬高么？

黑刀：没报酬，就是音乐节随便听，沈黎晖（注：摩登天空老板，音乐节组织者）是金牛座嘛。当然后来就有报酬了。那个时候音乐节还没有完全市场化，预算都很低，也不赚钱，就是找一群喜欢的人来做这个事，是出于热爱。等后来他们拍出名气之后，再找他们就得花钱了。

正午：和另三位摄影师相比，高鹏的照片大多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设计，拍摄这些环境肖像，跟你出身于杂志摄影师有关系吗？

高鹏：有关系，因为杂志那会儿就拍肖像，所以我当时的兴趣就是拍环境肖像，想着怎么能跟人的特点和风格融合起来，体现出他的音乐或者人的特点，这是我最关心的。

比如郑钧那张，他当时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因为跟杨二车娜姆有争吵，就愤而离席，我当时就想拍出他那种不羁的性格。那次拍摄是约在金宝街一个酒吧，我先跟他聊了一会音乐，正好他身后卡片里的都是一些音乐文化人物，他说他也挺喜欢的，后来我让他助理把这个卡片扔一下，产生视觉冲击力。我们扔了好几次，有一次卡片还刮到了他的脸，他也没有很在意。

还有窦唯的一张，是他在一个蜡烛前面拍的。那时候，窦唯在《新京报》报社的烧车案事件很震动。我就想把他和火拍在一起，但他本人不是很张扬的性格，很内敛，我觉得蜡烛更合适，所以我特意带了一个蜡烛摆在他前面。拍的时候已经想好了大概是怎么一个光线和角度。还有一些照片也是这样设计过的。

邬树楠：今年夏天，我、高鹏、张浅潜，接受一个邀请，一起去乌兰察布的火山底下去拍摄，想拍张浅潜在草原，在火山下的演出。那次高鹏也带了一些道具，在现场他告诉张浅潜，如何摆一下，在什么样的光线下。我觉得，高鹏的影像是有一些预谋在里面的。

正午：带了什么道具？

高鹏：因为那个地方的火山口稍微有点科幻色彩，像外星，我带了一个透明的玻璃罩，球形和半球形的亚克力罩。画面是透过亚克力拍的，她在草原上奔跑，后边是火山，拍了一些这样的照片。

正午：现在北京还是中国摇滚最重要的地方么？

黑刀：对，北京依然是中国摇滚的核心地区，但现在北京已经不是垄断地位了，在90年代末期应该是，几乎只有北京。现在再去看，上海已经有大量非常精彩的乐队，成都不用说，一直是西南的重镇，还有西安，武汉。最有意思的是，现在广州成为了一个新的核心地带，所以，现在发展非常平均了。不再是北京一家独大，各个城市、各个地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式，风格也越发多样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正午：乐手在大众面前展示出来的状态，比如像“乐队的夏天”这类节目上，跟你们私下接触他们，是一样的吗？

黑刀：像张浅潜还是一样的，平时都挺熟的。她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点艺术家气质，不是特别靠谱。

大部分人还都挺朴实的。像舌头乐队，台下就是一帮像侠客一样的人，到了台上他们真的就是侠客；像新裤子，台下也没个正形，台上也没个正形；重塑雕像的权利，在台下很深刻的样子，在台上一样非常深刻。

邬树楠：这次黄平的演出之后，大家一起吃饭，6501乐队的主唱法茹客的状态是让我印象很深的。他在现实生活中话不是很多，是非常腼腆的一个人。

黑刀：我觉得不是腼腆，是内敛。但是他在台上所表现出的那种爆发力是极其惊人的，也就是说他是非常强大的一个人。那种爆发力不是靠音量，靠高音，是靠他的思考，和对于音乐的深刻理解，才爆发出来的。可能有一些音乐人，或艺术家，也有这种状态，他们是属于那种“人来疯”的，一上台自己有一种兴奋感。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对他们更熟，更了解，才说有这种台上台下的一致性。其实也有不一致的，比如后海大鲨鱼的主唱付菡，在台下就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女孩，满大街的胡同里见到的那种女孩，但站到台上她就是个女王。我们当年从05年，06年看她演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女孩一到台上就不是她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在她创造出的音乐里边，她成为了一个更高阶的她。

张楚在台下非常腼腆，但是在台上，你真的会觉得热泪盈眶。

正午：你拍了这么多摇滚乐队，你觉得拍他们最难的是什么？

高鹏：我拍过郑钧两次。第一次我觉得他很不好打交道，大晚上的，在郑钧的酒吧，夜色酒吧，他带了个墨镜，当时也不熟，他就比较抵触。跟媒体打交道或者是被摄影师摆布，他是不太喜欢的。我问可以把墨镜摘下来吗？他说不想摘，眼睛有点肿，前一天好像是喝酒了，睡得晚，然后就没有摘墨镜。晚上，带着墨镜，在酒吧里拍照片，效果肯定是不太好了。

第二次，他觉得以前见过面，又跟他聊聊音乐，也就不把你当一个媒体，一个外人了，有了共同语言就觉得都是音乐圈的人。那帮人太有性格了，你得先成为“自己人”，这需要一点技巧，需要时间让他们认可你。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正午：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小河的那张，好像有两个版本？

高鹏：对，当时是连拍了好几张，有睁着眼的，有闭着眼的，这两年我都选的都是闭着眼的，我认为闭着眼的更合适。

黑刀：周云蓬那张也很好，在一个阴影下的。

小河这么多年一直非常在状态，当年非典的时候，我们把很大的录音设备搬到了三里屯南街的酒吧，我们还联络了万晓利，他们每个人唱两场，我们把它录下来，做了两张唱片，唱片是在酒吧直接录的，就是小河的首张专辑，《飞得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

小河当时在现场就一直是特别自在的状态，唱完之后，在酒吧他开始拍卖他画的画。他喜欢画画，当时大家状态都太high了，趁着热闹，他拍出多少都是赚的。小河这些年在演出的时候已经不弹吉他了，他改造了一个中阮，这种乐器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他是非常有在地性的音乐人。他现在做的事，也是试图去和当地的失传已久的儿歌、民歌、童谣产生联系，所以，无论是在地影像节，还是很多音乐人现在的创作，都已经摆脱原来的信息不对等状态，接触到了更多元的音乐形式。音乐人已经变得逐渐在寻找属于自己的东西。这非常难得。

正午：如何想到在贵州的黄平，来一场摄影和摇滚的融合？

邬树楠：我和摄影师高鹏认识很久了，但一直没怎么看过他的作品。直到《噪点》画册推出之后，高鹏送了我一本。当我翻到这些摇滚影像时，感受蛮多的。对于70后80后，这些影像基本上是伴随他们成长的精神图腾和标志。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做一个这样的展览。

黄平的整个音乐演出是我和高鹏一起商量的，我们并不希望它变成一个和以往的艺术节上那种助兴、助场的演出，而是希望它成为整个展览的一部分，就是音乐和影像在这个空间里不分彼此，所以我在介绍这个展览的时候说，音乐演出也是整个《噪点》展览的一部分，它让整个展览更立体。

正午：国内的影像节挺多的，这次黄平在策划上有什么新意么？

黑刀：这次演出的舞台是在黄平飞虎机场的跑道上。跟机场相关的陈纳德将军，我觉得他本身就太摇滚了，他帮助那么多中国人抗日，帮助国人做了那么多事情，飞驼峰航线牺牲了多少战士？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就很摇滚。在现场，我们在看张浅潜、6501乐队的演出时，下边有不少当地的苗族奶奶、阿姨跟着音乐一起跳起来。他们可能不懂摄影，不懂艺术，可能也不懂摇滚乐，但是在现场他们和环境成为一体。作为参与者，作为推动摇滚文化这么多年的从业者，看到这一幕，我们真的特别感动。

在上台主持之前，我还在飞机上体验了一下。我先飞了一圈，看了一下舞台，然后飞行师问我说，想体验一下失重吗？我说太好了。他就开始拉升，往高处飞，然后“咔”地往下一推，我“咚”地一下就下去了，悬起来的不是心，是屁股，是真的身体失重了，太过瘾。我说，想再来一次，他就飞得更高，然后再一次扎下来，这是人生很难得的体验。我们几个摄影师，还有6501乐队，每个人都飞了一下。高鹏自己还开了飞机，他特别兴奋地说，开飞机太简单了。这些都是影像节的一部分。

邬树楠：不仅是摇滚乐，说宽泛一点，应该是独立音乐，无论是张浅潜还是6501乐队，他们词曲创作能力真是太强大了。这种精神性的东西，和摄影、当代艺术都是相似的，有很强的原创能力。而今天所谓的潮流艺术，可能有点像流行音乐，非常快速、消费主义。张浅潜的词、曲都显示出她强大的精神性，感染力很强，而6501乐队表现出的则是传统摇滚的现场氛围，这都是我希望是在影像展上给观众带来的更多元化的体验。

黑刀：张浅潜大家比较熟了，早年的“倒淌河”唱哭了无数人，而6501乐队，其实我本人也是在这次的影像节上才真正了解他们。

如果人们在QQ音乐上听这些乐手的歌，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当然，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听，而且有机会一定要看现场，太震撼了，真的不亚于我1998、99年在忙蜂酒吧第一次看“舌头乐队”的那种震撼。6501就三个乐手，极其简单的鼓、极其强烈的贝斯律动，连那些奶奶和阿姨们都忍不住跳起来。我相信懂音乐，喜欢摇滚乐的人们，听到他们的律动一定会忍不住，再加上主唱法茹克的吉他和听起来简单但是又很深刻的词，你会喜欢他们的。

高鹏：我插一个好玩的细节， 6501乐队的成员看着挺艺术气质的，演出之前他们买了三个斗笠，当地的苗族的斗笠。演出的时候戴在头上，看上去跟大侠一样，舞台效果很好，这也回应了影像节的名称——在地影像节，目的就是体现与当地的文化艺术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