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由上海报业集团 | 界面新闻主办的2021【界面大健康论坛】在线如期举办。在圆桌对话“中国医药产业创新出海之路”中，界面新闻健康频道副总监谢欣担任主持，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负责人汪来博士，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经理、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博士，君实生物首席执行官李宁博士，兴业证券董事总经理、研究院副院长、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徐佳熹博士作为此次圆桌对话嘉宾，立足政策导向，畅聊健康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围绕中国药企创新出海之路等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以下为圆桌对话实录：

主持人：各位线上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圆桌环节，今天的圆桌有幸请到四位业界重要嘉宾和行业专家，他们分别是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经理、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博士，君实生物首席执行官李宁博士，以及兴业证券董事总经理、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医药行业分析师徐佳熹博士，还有我们线上连播的百济神州高级副总裁、全球研发责任人汪来博士。

今天我们这个圆桌主题是中国药企创新与出海，我想先请张连山博士起头，我们知道恒瑞医药最近在出海上有一些动作，为什么恒瑞选择这个时间点做全球的布局，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张连山：首先感谢【界面大健康论坛】邀请我和我的同行共同探讨这个问题。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出海其实起步比较早，从公司上市以后，董事长制定了很好的策略，第一是创新，第二是国际化。

对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在座的也有我的同行，他们做得比较成功的一点是怎么把中国过去15年做的创新药带到海外。国际化我们有很多年的实践，但需要说的是，第一就是对海外市场的认识与今天不一样，任何一个产品要出海的话，需要看有没有出国的市场空间，过去实践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我们对海外市场的认识还有一些差距。第二点是碰到了一些挑战，现在我们强化海外自建团队，过去我们大量依靠CRO帮助我们做创新产品，在海外做临床，但现在我们已经组建了比较完善的团队，大概130多人，可以在海外运作，在美国和欧洲，主要和国内团队把我们认为比较有前景的产品在海外首先做出来。

创新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思考过去几十年积累的产品怎样能在海外把价值开发出来。一些创新度比较高或是全世界在前三甲的产品，它的风险也比较大，这时候我们要利用海外市场，利用海外的研究者资源和我们共同完成。由中国产生的真正创新意义上的药推到海外市场，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过程。

主持人：谢谢张总。我想问一下线上的汪来博士，百济神州是全球化比较多的企业，作为全球研发负责人，百济神州做的也是相对比较早，相对比较早开始提这个概念，百济神州这么做的最初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会比同类企业更早开始布局这个事呢？

汪来：我认为百济神州从它建立之初其实一直就是这么布局的。我们公司有两个口号，一个口号叫做“Cancer has no borders. Neither do we”，作为制药人，造的药是为全世界人服务的，百济神州还有一个口号也是我们的愿景，我们希望把很好的药带给全世界更多的病人患者。

我们从开始创建之初一直在做的就是一个差异化，如果想做国际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差异化，差异化无外乎两方面，所以我觉得从第一天起我们在做药物开发时，就有建立在差异化的基础，就在不断布局，这应该是百济神州从11年前创建就一直在秉持的基础原则。

主持人：谢谢汪来博士。接下来请问一下李宁博士，现在君实国际化的布局和战略大概是怎么样的？

李宁：君实生物从创始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开始着手全球化布局，在2013年，我们在美国东西两岸建立研发中心，这两个研发中心都注重产品研发，到目前为止，整个研发中心布局不仅仅是做实验室的工作，而且拓展到临床研究，在美国也有近6个临床研究。整个注册团队、市场团队和我们在美国的合作伙伴一起在对PD-1上市前做准备工作。

除此以外，我们其他的创新产品，比如JS016中和抗体都是和海外合作同伴在一起进行开发的，JS016已经在商业化阶段，为我们带来了比较可观的收入。未来，在我们目前的40多个创新药产品线上，几乎50%以上都是全球同步开发，通过这些全球同步开发，第一可以加快开发速度，第二使得创新产品能够通过全世界的其他合作伙伴，更快满足一些未被满足的需求。

主持人：谢谢李宁博士。接下来的问题想问兴业证券的徐总，您作为行业专家看了非常多的中国医药企业出海的案例，总结一下大概有哪些模式，分别有什么特点，您认为医药企业出海到什么阶段？

徐佳熹：非常感谢【界面大健康论坛】的邀请，大家在一起探讨行业的发展前景、国际化发展趋势，中国药企国际化是分阶段的。

最早称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反向国际化”，更多从国外BD引品种，包括到中国也有很多细分领域，时间点是五年前或更早，中美在创新药的产品上很多领域有代差。现在新的评审制度、新的医保制度确立之后，代差逐渐减少，国内研发能力迅速提高，开始出现“正向国际化”，这又分成不同的阶段，比较初期的就是我们在国外拿一部分入组一部分的病例，通过CRO慢慢过渡到在海外头部企业做自己的研发中心，甚至“抢”科学家，进行早期布局。同时在商业化上与头部公司进行合作，包括诺华、礼来很多品种合作等，不局限于PD—1品种。

再往后，我们发现一些头部公司其实是在自己建立完整的海外商业化队伍，我们看过像其他的亚洲国家慢慢“走出去”，向欧美市场进军的过程中确实非常不容易，而且有很多的坑要规避，甚至有很多必要的学费要交，但是一旦自营的商业体系运作成功了，它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觉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种方式都有存在的价值。

主持人：谢谢徐总。刚刚徐总讲到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问题，我归结为一个模式、路线的问题。徐总提到有的公司自建团队，无论是临床还是商业的团队。想问一下汪来博士，百济神州在全球很多地方临床实验都有自己的团队，商业上也有自己的商业团队，那百济神州这么做的考虑是什么样的？你怎么看所说的模式问题？

汪来：其实这条路我们走了蛮长时间，百济神州在2013年时就跟德国默克做了两个asset deal，一个是BRAF抑制剂，一个是PARP抑制剂。到2017年，和原来的新基（现隶属于百时美施贵宝）做了PD—1的deal。所以我们的PD-1做了两次deal, 第一次是和新基，第二次是最近和诺华完成的合作。

像百济神州和君实是比较类似的，做一个biotech公司，一开始想的是怎么活下来，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而且我们也都经历过种种磨难，九死一生活了下来，一开始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在海外大规模建立确实有困难，恒瑞也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点做转型，从仿制药到创新药。对于中国药企，如果没有差异化产品，一开始想在海外招人才是很难的。我们当时也思考过，我们的PD—1进临床全球排第五，到美国排第五的PD—1招人都不好招。

但我们对BTK抑制剂非常有信心，早期data非常有差异化。即使这样，百济神州也通过很多年的耕耘慢慢建立团队。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美国团队超过一千人，在欧洲、澳大利亚差不多17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员工，临床团队全球1800人，海外700人，商业化海外团队也建起来了，欧洲、澳大利亚正在建。

可以看到，我们在建商业团队中先建血液团队，比较专业化。中国药企要想走出去，一定要慢慢地把声誉建立出来，一定要有差异化，有好的产品才能招到好的人，有好的人才能真正建立团队。做全球三期试验是伤筋动骨的，过去两年我们下定决心把所有的临床试验变成自己掌握的，不管在国内还是海外，这也是花了好大力气做的事，最终产品致胜，必须有好的产品好的理念，然后一步步把团队建成。

主持人：谢谢汪总。那对于君实这类偏向研发驱动的生物科技公司，更多选择把海外权益进行对外委托，这是怎么样的考量，是否会产生一些想象力上的折扣？

李宁：首先，这永远都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你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自己的专长是什么，什么是可为、什么是不可为，特别是从商业化角度来说，作为从本土开始发展的一个公司来说，你想一步做到商业化，而且还要做得好，在海外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特别是不仅仅是你走出去，而且要扎下根。光靠一个产品特别是像PD-1这样的，你的商业化队伍建设要和K药、O药比的话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要有一个过程。

其次，从产品选择方面看，一定要能够有一个“我有人无”的产品理念，才能够使不管是合作伙伴也罢，或从整个产业角度来看，都会有比较广的接受程度。第一走出去，第二要有好的品牌、好的产品，有了这两个以后就会不仅仅是从研发到生产到商业化，而且到品牌的建设，都能够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商业化模式，从渠道到病人到医生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认可。到那个时候自己去做商业化，就会水到渠成了，这是我们现在的观点。

主持人：张总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恒瑞作为稍微晚一些的出海玩家，在出海模式（自建团队还是合作）又是怎么样的考虑？

张连山：我们也不是所有东西都要放在内部做，可以以借船出海的方式，可以跟一个公司做共同开发，在临床开发过程当中，我们所需要投入的资金非常巨大。恒瑞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的一个从仿制药成长的企业，市场对我们的期望跟市场对生物公司的期望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保证销售每年有一个健康的增长，同时盈利有增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在政策大环境下，业绩肯定会受一些影响，传统仿制药集采这是一个情况，创新药销售上补足这一部分还需要时间，我们需要平衡这一点。要以多模式、开放的心态对待自己的产品，我们认为有很大潜力的产品在海外临床开发，最终实现自己的商业化，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也不是一步到位。我们卡瑞利珠单抗在美国进行一个小的瘤种做肝癌方面的攻关，美国、欧洲有肝癌，但人群没这么大，从一个小的地方开始，有目的去做后面更大的临床，向更大的市场空间、临床需求拓展，我认为团队应当不断扩大，应该有它的自主权。根据海外情况，我们也面临挑战，怎么把海外团队和中国团队做一个无缝连接，进行更好合作，毕竟在中国做临床和海外做临床在成本上有差别。即使在海外做的话我们还有欧洲，不止美国，在美国做的临床竞争性的临床很多，从成本上就要做好考量。我们一直想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主持人：谢谢张总。我想问一下徐总，一方面你怎么看出海模式的问题，另外随着像百济、君实这样公司，科创板开通之后，越来越多会被国内投资者了解，对盈利的压力市场上的这种选择或这种压力会不会小一点？会不会像今天大家觉得对恒瑞更宽容一点。

徐佳熹：对不同的公司，大家的估值体系和预期是不一样的，某种程度上我一直觉得恒瑞很不容易，戴着镣铐跳舞，对于Biotech大家没预期的要求，对恒瑞这样的公司大家还是要看你的净利润，这是恒瑞相对来说更有压力的一面。但是这也有好的一面，我印象中恒瑞除了IPO之外没有做过融资，其实某种程度上不太依赖资本市场募集的现金，所以资本市场的波动对其影响也不大。对于Biotech，投资者还是一个以DCF为主的估值体系，但同时包括百济、君实其他头部公司陆续产生收入，慢慢很多公司到明年、后年大家可以发现能用PS估值了，国外也是这样，类似吉列德、Amgen这样的公司，有一两个明星品种起来带动商业化运作，估值体系也会变，最终成长起来的公司都会慢慢从预期中的DCF变成PS估值，甚至到了成熟期变成PE\PEG这样的模式。这个过程也是好事，证明这些企业长大了。

另一方面，投资人需要不断被迅速完善，最早以前大家讲创新药都去纳斯达克，后来港股开了18A，大家去了港股，现在是科创板，随着这些板块开通，投资者迅速以这样的梯度学习成长，美国投资人已经对这三类公司有了不同的估值体系，以百济来说，有很多内地投资人会跟我说，可能百济是一个美国投资人审视角度下的好公司，而一些内地投资人觉得研发费用会不会有点太高，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这需要慢慢转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香港市场已经诞生了一批做医药企业基石投资的专业投资者，内地市场我觉得也正在形成这样的一个氛围，再隔几年投资人对医药的研究也会更专业。

主持人：刚刚各位提到，一个好的产品很重要。在出海中，去年到今年大家关注度最多的就是在美国上市的新冠中国抗体，中抗出海案例给君实带来哪些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

李宁：首先从研发速度角度，归根到底还是未被满足的需求，当时我们在和中科院微生物所共同开发这个产品时，实际上速度非常快，疫情以后三个月，我们已经在顶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们自己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四个月左右就已经完成，临床也在做，这个情况下自己要有一个好的产品，而且比较ready to go在手上，另外还要看到全世界病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时和礼来的合作不是我们找他们，而是他们找我们的。家有梧桐树，不愁招不来金凤凰。

第二，产品安全性有效性要经得起考验，到今天为止，我们的JS016是经得起考验的，不管是从一开始的病毒株，还是到现在的德尔塔病毒株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这种情况下，产品走出去就会让你今后走的路相对比较顺利，能够产生很好的经济和品牌效应。

所以JS016走出去，给我们的启示有两点，第一，必须有好的产品，要走在别人的前面，做中和抗体的公司非常多，我们在全世界来说应该是第一第二家，要速度快。第二，产品要相对好。第三，找能够做得好的人去做。比如礼来，它的资源非常多，临床研究在三个月之内就能做完，去年10月份开始商业化布局，如果当时是我们做的话有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同时，他们也是国际化广覆盖。因为有了前面这些，所以对我们商业回报也是比较大的，特别是目前已经是超过了10亿美金的销售。这几点是一个产品走出国门或能够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主持人：汪来博士，百济神州这么多年的国际化经验，给公司给您带来什么样的经验或什么思考？

汪来：出海不是盲目的，一定要有先决条件和好的产品，泽布替尼从立项起就一直在寻找差异化，寻找伊布替尼的缺点，弥补缺点。我们也为泽布替尼进行了一系列的硬性开发，包括两个头对头的三期试验。这里也要提到关于公司研发费用，做这种国际三期头对头试验，那两个试验一共八百多例，头对头伊布替尼组400多例，光买它的药花了很多钱。

中国的制药厂出海要打一些硬仗，因为在有些方面我们是吃亏的，中国传统意义上没有创新药，直到最近才刚刚开始的，要让人家认可你，必须要打硬仗，泽布替尼在2019年年底在美国获批，最近随着适应症增加，原来套细胞淋巴瘤、边缘区淋巴瘤，和近期的华氏巨球蛋白血症都已经在美国获批，这些适应症陆续获批，包括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头对头打了胜仗，包括一线治疗获得成功。在美国，病人用药时间长，在中国有时候用药时间比较短，病人因为种种原因用一阵子不用了，因为美国医保各方面比较好，用药时间比较长，我相信这方面的销售收入到明年可以有更好的成绩单。

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做新药研发的确需要很大投入，因此要有持续的概念，怎样能够有效投入，实现最大产出，这很难把控。我觉得公司的决策非常重要，头对头的试验不容易做，要有足够的信心能赢，并且我们下了决心做这个事，相信一定会慢慢给我们更多回报。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招人，招人对药企的出海有难度，还有就是文化差异。

我相信在海外开始慢慢建团队的时候特别是在临床这块，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是一块一块的，比如说商业，美国团队做美国商业，中国团队做中国商业，不需要大家每天协作，但临床是逃不掉的，临床要做全球三期，一定需要中国团队、美国团队、欧洲团队等团队，大家一起讨论一个方案，病人入组在哪入，怎么入，谁当leading PI，这个方案谁来定，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在这些临床开发方面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美国很多人经验非常丰富，怎样让美国团体、中国团队无缝连接，公司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件事。

主持人：谢谢汪总！恒瑞在转型过程，之前提到来自资本市场的挑战，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挑战？

张连山：做国际化，离不开资源、资金、人才等，资金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最重要的是怎么招到你想要招的人，对海外市场特别熟悉，在海外做临床有经验的、有成绩的这些人，

怎么把海外团队和国内团队做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无缝的连接，这很重要，因为文化各方面都不太一样，我想这是一个过程，但最终完全可以做到，必须以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传统企业和biotech在管理文化上也有差异，每个企业要想国际化，需要在文化上做一个改变，才能把这步走得更远更深，这方面我们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第一，海外团队很喜欢我们的产品，不仅是肿瘤方面的，而且非肿瘤的产品他们也认为有非常好的前景。第二，他们很愿意和中国团队合作，因为我们在海外打造一个更好的模式，那就是解决患者用药贵的问题，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市场，但很多老百姓也用不起药。怎样能把研发成本降到最低，最后还是反映在患者身上，助力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我们的海外团队也很认同，愿意跟我们一起做。

主持人：想问一下徐总，今年开始，像恒瑞等企业也开始大举出海，但同时资本市场上也有一轮调整，出海会不会给市场带来新的预期和信心？

徐佳熹：我觉得整体来说不会，因为我们14亿人口的市场是很大，但全球70亿人口的市场更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医药也要讲双循环，其二从定价角度来说，国内医保体系更加讲究公平，药物的可及性更好，更加普惠，而欧美的市场定价更高一些。

我们的产品也被国际大厂认可，大家纷纷签重磅合作协议，尽管也许在美国市场可能是第五、第六、第七，但还是被认同，证明我们前端研发、后面的CMC整个品种的临床数据是达到国际标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发挥中国这么多年来的优势呢？就算过去几年我们的临床支出、投入要贵了一些，但客观讲，临床红利和工程师红利还是在的。我觉得部分关键岗位整个待遇方面现在有赶超欧美的趋势，但是整体而言工程师红利还在，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利用在中国市场诞生的这样一些产品服务于全球健康事业呢？

另外，从投资人的角度看，正在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会看到随着更多公司的上市，包括传统的像恒瑞为代表的，今年恒瑞创新药销售金额可能会超过传统药，A股估值市场发生了变化，看投资人现在的持仓是CRO、CMO，是医疗器械公司，过去两年对集采、谈判降价有担忧，持仓没这么多，但现在市场已经诞生一部分专业的医药投资人，中国药企和国际药企上10亿美金的合作已经给大家奠定相当多的信心，成为很多药企的重要催化剂。回头看美国最大自沉市场的市值最多是头部企业，未来中国市场头部创新药企业依旧是令人最关注的热点。

主持人：最近进行了国家医保谈判，医保的杀价对于中国药企出海长期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会不会资金压力比较大，创效的回报周期更长，回报不如预期，会不会在出海上更加谨慎一些还是其实更加迫使企业做出海？

徐佳熹：第一，这两年的产业政策水平在迅速提高。包括我们看到最近的胰岛素集采，如果大家仔细观察这个方案的话，会发现比之前仿制药的方案更宽松。胰岛素其实换药是有一定难度的，也切身关系到广大内分泌患者的利益，所以这个方案如果从细节分析的话，其实与化药第四批第五批方案更宽松，后面生物类似药如果集采估计也会是类似的情况，集采经过一轮两轮的杀价之后水分挤出去了。第二，医保部门已经大幅降价，重点会在如何保障质量，如何确保供应，这些产品的整个价格体系我认为会慢慢稳定下来。

无论是医保局还是药监部门，都可以看到一些指导意见。CDE为什么在肿瘤药上出台这样的原则，为什么不在内分泌出，为什么不在退行性疾病上出，因为那些领域不拥挤，我相信监管部门也是希望通过医保的价格杠杆把价格降下去，另外一些领域通过审评政策或医保政策，引导有限的研发资源投到产生更大性价比的领域去。

价格下降对国际化是什么影响？逼着企业走国际化。假如没集采，对于大部分企业除了像恒瑞这样比较先知先觉的，对大部分仿制药企业来说都不会愿意转型，那也就都不会看到今天创新药的竞争格局。我相信随着政策的越发成熟和可预测性加强，企业越来越知道国际化是必然的选择。

主持人：谢谢徐总，各方面分析很深。想问一下张总，出海对恒瑞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全球研发外，恒瑞还在哪些方面上会发生变化？未来恒瑞会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

张连山：一个企业要保证发展，首先必须要认清形势，作为在国内做创新药比较早的一家企业，我们从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角度考虑，还是会做一些仿制药，但我们更多精力肯定放在创新药领域。

在创新药市场，根据新的政策形势，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必须把有限的资金资源用到更重要的项目，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新阶段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

胰岛素这个领域，中国有很多糖尿病患者，我认为国家的政策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也有超速效胰岛素，超长效胰岛素，胰岛素和GLP-1的组合，我们也没放弃，作为全世界第三家做新分子的基础胰岛素，我认为必须要做，为什么？因为患者有这个需求，这些东西会影响到将来患者的生活质量，这是民生问题，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我们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战略上的调整或战术上的调整，这也是很自然的，比如恒瑞之所以不仅做肿瘤领域，还有自身免疫疾病、糖尿病、代谢疾病，我们前期布局是在十几年前开始的，慢慢认识到这个市场还是要从一个单领域的公司变成一个多领域的公司，最终我们还是以一个系统思维去跟竞争对手竞争，从多个领域和竞争对手竞争。走出去也是必然的，否则公司就只能停留在现有的水平上，很难有较大的提速增长，我认为我们是在不断调整，我们在有序地向前发展。

主持人：接下来想问一下李博士，PD-1连续三年医保的一个焦点，像这种政策的变动，您觉得对咱们中国的创新药企的发展、出海有什么影响，君实后面有什么想法？

李宁：我们国家目前从支付方角度来说是非常单一的，就是医保和个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目前的医保政策，投资人、病人、医生的敏感性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收紧一点，直接影响了topline。

但是，为什么大家还要出海？因为海外大多数国家支付方实际是多元化的，不仅仅是政府支付，而且还有商业保险，商业保险是占大头的。从多元化的角度来说会促使国内企业走出去。

我们国家自从加入ICH以后，从临床研究、药物开发整体的水平来说实际是上了一个台阶，已经接近西方国家，大家在同一个审评体系、质量标准下进行药物开发，这时候不进行全球化，不出海就是浪费。因为临床研究数据、早期研发数据可以被全世界接受，这种情况下不需要重复做临床研究花第二笔冤枉钱，不走出去才是怪事，走出去是正常的。

主持人：今天最后一个问题给到线上的汪来博士，最新的政策对企业出海有影响，另外因为百济神州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己在海外商业化的运作了，在商业化出海这方面有没有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汪来：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产品，我们这个行业跟其他消费品行业是不一样的，得了疾病的人都想用到最好的药，其实做药没有国界，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们需要去考虑做药为中国为全世界，做药根本上来说是在解决一个问题，在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这是国际化问题，有些人种对药的作用有影响，有些药不管对什么人种都有效。归根到底在产品，产品怎样能有差异化，怎样有国际竞争力，是在国际上竞争是最根本的。

百济神州经过前期努力，这几年在进一步扩张，不断增强自身研发能力，我们有源源不断的产品在国际上竞争。任何一个行业其实需要两个基本点，第一是市场，这个行业的市场我觉得永远都解决不了，永远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随着人的寿命延长，生活质量要提高，生活质量提高要有药物帮助治疗疾病，所以说市场一直都在。第二是技术，我现在坚信21世纪是生命科学世纪，通过过去50年的发展，生命科技到了新的高点，人类制药有了全方位提升，过去十年，新的药物进入临床比之前多很多。新冠疫情发生，新冠疫苗也好，中和抗体也好，推动发展这么快，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事，但现在是不一样了，以后的游戏规则也有很大的变化。

中国药企要往海外走这是必然之路，但怎样走出去，然后把基本功打扎实，还是要注重研发，要有差异化的产品，这是根本。最后，感谢【界面大健康论坛】的邀请，我非常荣幸今天有机会跟在座的业界几位大咖一块儿讨论这个问题，谢谢。

主持人：谢谢汪总，谢谢大家，今天非常感谢各位企业的领导和行业专家跟我们从政策、研发、市场端做了非常全面的分析和复盘，我也相信在座的各位公司一定可以继续给我们持续带来从研发、商业化转化更多的出海成果，造福全世界的人民，全世界的患者，也感谢兴业徐总为界面大健康的读者带来专业深刻的见解，今天的圆桌话题就到这里，谢谢大家！